推荐语
大一统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的内核，也是理解现代中国的基础。作者将其进一步凝炼为“政治大一统”，对它的本质，演进和发展进行了详细阐释。这是一次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尝试，对于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启发意义。（政治学人编辑部）
专题文章推荐：
作者简介
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一统的根本性质在于政治，并且正是政治创造了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是大一统的根本内容。政治大一统是指一种国家体制或者说政治制度体系，它以皇权为中心，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由郡县制、官僚制、选官制、儒家意识形态等政治程序与皇权高度耦合在一起组成。政治大一统是同王朝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王朝国家实际上依靠政治大一统作为内在支撑，政治大一统构成了王朝国家的深层结构，而王朝国家则是政治大一统的外在表现形态。发端于西周、极盛于清朝的政治大一统在近代中国遭遇到了“世界历史时刻”，寻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同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所在。
历史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现在，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言。如果要用一个名词来高度概括古代中国，那么“大一统”自会是不二之选。大一统是贯穿在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思维方式、政治传统和经验事实。大一统使中国成为中国，并且使中国区别于西方，即使在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中国仍然是辩证地延续了大一统根本内容的现代国家。大一统构成现代中国的深层结构，因而也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基础。
政治大一统是大一统的根本内容，理解大一统的关键就在于理解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是指一种国家体制或者说政治制度体系，它以皇权为中心，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由郡县制、官僚制、选官制、儒家意识形态等政治程序与皇权高度耦合在一起组成。当然，从思想观念上看，大一统有着比政治大一统更为广泛的内容，但是政治大一统则是大一统最为根本的内容，没有政治大一统，大一统就只能作为理想的政治图式存在，大一统正是通过政治大一统才从政治构想转化为历史经验事实。
政治大一统是同王朝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王朝国家实际上依靠政治大一统作为内在支撑，政治大一统构成王朝国家的深层结构，而王朝国家则是政治大一统的外在表现形态。在政治大一统的内在支撑下，王朝国家能够容夷夏为一体，发展成为具有广阔疆域的多民族共同体。这种将政治大一统与多民族共同体融合在一起的王朝国家就是大一统国家;进而论之，凡是能够形成政治大一统格局的王朝国家一定都是大一统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不断更迭，但是大一统国家总是能够在倾覆之后实现重建，根本缘由就在于政治大一统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在发挥作用。姜义华认为，“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力量源头”，它所提供的强大活力使得中国能够不断重建和持续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政治大一统本身也是在不断完善的。
发端于西周、极盛于清朝的政治大一统在近代中国遭遇到了历史时刻，通行三千年的政治大一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不断失败，欧美地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具有强大示范效应的统治形式。随着清王朝的覆亡，政治大一统解体了。中国将走向何处，成了萦绕在中国人头脑中一个世纪的命题。一部分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以为政治大一统是落后的国家体制，片面地将政治大一统等同于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故而主张抛弃政治大一统转。但是，失去了政治大一统的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政治大一统作为深层结构仍然发挥着强劲的制约作用。
近代中国是政治大一统的历史时刻。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失败教训充分说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以重建政治大一统为前提，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同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不可能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古代政治大一统，而必须是一种新的政治大一统。寻找一种新的能够同中国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所在。新政治大一统当然是现代政治大一统，古代政治大一统发展成为现代政治大一统是政治大一统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产物。
一、大一统与政治大一统
一种最能说明中国的思维方式、历史传统和社会事实的现象是，在漫长的王朝更替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都根据时代提出的问题，对大一统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尽管众说纷纭，但并非无章可循，因为大一统有其核心内容，这就是政治。大一统就其性质而言就是政治的，虽然大一统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很多内容已经超出政治范围，然而政治则在大一统概念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本文将大一统的政治内容称为政治大一统，具体言之，政治大一统就是以皇权为中心，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的政治制度体系。将大一统限定到政治大一统对于理解大一统有着重要意义，它将大一统从一种思想转化为一个社会事实，通过对此种社会事实及其历史演变的分析，大一统能够根据历史经验进一步转变成为一种可以解释社会和政治的理论。
大一统的思想起源甚早，并且西周就已经建立了大一统，但是对于大一统义理的阐发则始于战国时期。《春秋公羊传》首发大一统之义理，进而奠定了后人阐发大一统内涵的基础。《公羊传》在解释《春秋》首篇“元年，春，王正月”时认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对大一统义理的阐发重点是尊王，也就是周文王，其中“一”就是周文王，“统”自然也是统于周文王，“大”则是崇尚、重视、重大的意思。有学者认为“大一统”就是“重一统”，或者说“重一始”“重一首”，具体言之，就是要通过发扬礼仪制度的作用，实现“以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来统合'多’而为一体(合多为一)”。《公羊传》尊王实际上就是从王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的大一统，也就是说，一切行动以及礼制都必须从王那里获得正当性，而王的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
东汉何休是解释《春秋公羊传》的集大成者，他对大一统解诂道:“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其实，不难发现，何休的解诂已经将大一统的内涵从王赋予政治秩序正当性转移到王的正当性上，即重点论述了王为何拥有正当性，因此，在《公羊传》那里不言自明的问题从何休的解诂中得到了回答。简言之，王者所以尊，就在于王者的地位来源于自然秩序或者说宇宙秩序。有学者指出，大一统是一种“历史时间观”，“接受天命的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头一件大事就是重建正朔，重新确定正月初一，这就是重新给时间一个标准，与之相应，要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即建正朔何以为大?按照天人一气相感、天道王道相应的宇宙观，创立新王朝的王必须通过重建正朔来响应他所接受的新的天命，给天地、百姓、万物一个新的至正的开端，开辟人间历史的新时代，也开辟宇宙气运的新纪元，从而使天道流行贯通，整个宇宙的气化运动达到和谐通泰即'太平’之境”。
当然，无论是从王与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维度即王授予正当性来解释大一统，还是从宇宙秩序与王之间关系的维度即王如何获得正当性来解释大一统，都离不开尊王，因为王始终处在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的枢纽位置之上。王只有从宇宙秩序中获得了正当性即赢得“天命”，才能成为政治秩序的根源从而赋予政治秩序以正当性。既然大一统建立在正当性之上，那么大一统就同正统联系在一起。所谓“正统”，就是用“正”来“统天下”，由“统”来确保“正”，从而为王朝统治提供正当性。在“正”与“统”之间的枢纽位置之上的仍然是王，王得天命则“正”，而且王“统”天下由于王有天命故“统”必为“正”。进而论之，“正”必然要落实为“统”，也就是说，改正朔、易服色，一统天下，本身就实现了“一统”从“时间之开始义转成空间之统一义”。
天下一统是王之“正”的最佳证明，而分裂取代一统则意味着王之“正”有待于证明，只有“一匡天下”“定于一”，王之“正”始得证成。大一统以王道为中心，并且根源于天道、天命，因此，大一统必然包含着正统，没有正当性，大一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没有正统的大一统是不可想象的。杨向奎就指出，正统是大一统的别称，只有当大一统不复存在时，正统才可能同大一统分离，并作为大一统的补充存在，天下分裂只是暂时的，此时以正统代替大一统，以此为基础等待重建大一统，最终使正统重新融合进大一统。
当然，大一统和正统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饶宗颐指出，正统本于大一统，但是正统更加偏重王朝更替中某一个具体王朝的正当性，即“一姓本宗传位之正统”，由是正统带有血脉传承的含义，推而广之，强调正统的主张往往同夷夏之辨联系在一起。大一统重在尊王，这个王就是受天命的天子，而非哪一个具体王朝的皇帝，这就是说，大一统更加偏重关注以天子为中心的礼仪制度建构的统治秩序本身的正当性，因此，大一统超越了具体王朝的局限性。无论哪一个王朝，只要它能够在广阔的范围内(至少包括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中下游地区)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华夏礼仪秩序，这个王朝就是大一统王朝。
依据涵盖范围广狭，大一统的外延存在着不同形态。首先，广义的大一统是天人大一统。天人大一统是古代中国人构想的“宇宙政治图式”，“原来被权力所分割的'天下’整合为一个万物一体的世界:它拥有一个共同的本源，一个最高的神明;其中的万物同质同构，呈现为和谐相关的有机秩序”。其次，中等范围的大一统是夷夏大一统。夷夏大一统是历史上王朝国家强盛状态的写照，夷狄渐慕华风，终进于夏，夷夏已成一体。最后，狭义的大一统是“文一统”。“文一统”是“有此一统亦胜于无”的大一统状态。天下或许有名义上的共主(东周时期的周天子)，然实际上多个政权并立，甚至天下已经完全分裂为独立的多个政权，没有名义上的共主，但是礼仪制度则为并立的多个政权所共享(五代十国)。虽然“文一统”证明天下分裂，实不一统，但它将大一统作为一种历史典范保留了下来，“实一统”终将以“文一统”为资源。
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大一统以及后人论说的大一统，其实主要是第二种大一统，秦、两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王朝国家都属于此种大一统的范围。杨念群将此种大一统的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指某个政权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占有地理空间;二是指某个政权在建立和维持统治时拥有正当性，即解决了所谓'正’与'不正’的问题;三是指这个政权具有安抚人心获取民众支持的'德性’，道德基础雄厚。”换言之，大一统是指一个强大的王朝国家在广大疆域中建立了统治，并且王朝国家能够获得民众支持，以此证明天命在我，进而形成了天下归心的政治秩序。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大一统是由王朝国家创造的，王朝国家也就是大一统国家。
从中国古代历史的经验事实出发可以发现，王朝大一统就是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就是指以皇权(天子)为中心，以政治集中为本质，郡县制、官僚制、选官制、儒家意识形态高度耦合在一起形成的制度体系。毋庸置疑，皇权是政治大一统的核心构成要素，为了巩固和强化皇权，郡县制、官僚制、选官制、儒家意识形态等构成要素逐渐融合进来，进而以皇权为中心形成高度耦合的政治制度体系。
政治大一统使大一统不再是一种政治构想而是成为一种事实，它是大一统在历史经验事实上的呈现，从此大一统就能够通过历史经验事实进行解释。政治大一统发端于西周，成熟于秦汉，完善于隋唐宋元明，极盛于清。西周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国家，政治大一统在王朝更迭中不断回应挑战、因革损益，创造和吸收新的要素，从而不断完善，延至清朝时期发展至完全成熟的状态。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政治大一统虽然屡遭倾覆，但都能够不断重建并继续发展，彰显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使大一统成为中国最为根本的政治传统，同时政治大一统也成为大一统最根本的内容。如果没有与王朝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那么在历史事实中也就不可能有大一统。
大一统必须要有一个中心，而王或者天子就是这个中心。天子上承天命下抚万民，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无上统治者，故而成为整个政治秩序的中心。大一统就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统治结构支撑起来的，没有皇权这个中心，大一统不可能建立。刘泽华说:“王是全能的，统天、地、人为一体，所谓的大一统是也。”皇权在大一统中的根本地位决定了古代中国就是一个政治支配的社会，以皇权为中心建立权力系统，以权力系统为社会结构的骨架，以权力系统支配经济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则反映和论证此种政治支配社会的状态。离开了皇权，离开了政治，大一统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图式难以被构想出来，而且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
大一统本身是政治创造的。如果说大一统代表一种文明秩序，那么这个文明秩序就是中国古人政治活动的产物。张光直在比较古代国家在中国和欧洲的起源时，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出现并不是生产力革命的结果，青铜器虽然发达并不是作为生产工具存在，“生产工具，技术在这个领域中本质上的改变，不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主要因素。在生产技术领域里面，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有着很强烈的连续性”。古代中国进入文明阶段当然要建立在财富的积蓄和集中的基础上，但是财富的积蓄和集中在古代中国全靠生产劳动力的增加来实现，即要求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而这就只能“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作为政治程序占有优势地位这一项事实的重要表现是古代贸易的性质。在这种社会里面，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与政治有关的物资，而战略性物资的流动则是以战争的形式实现的”。
由此可见，政治使中国古人进入文明社会，并且使古人进一步将文明社会构想成为一种由中心辐射四方的大一统。同样重要的是，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古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程序创造，不断地将大一统从一种政治构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进而在政治构想和政治实践的相互促进中，将大一统以政治大一统的形态具体化到历史经验事实之中。而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则是这些历史经验事实的主体部分。
二、政治大一统的本质
政治大一统的本质是政治集中。政治大一统必须要政治集中，政治集中是指由中心辐射外围，中央重于地方，以中央调控全局。政治集中不是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行政技术手段实现的，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也不可能存在类似现代的复杂和高效的技术手段实现权力的集中。政治大一统的政治集中只能是中央政治调控，它是依靠皇权的中心地位和超越性、儒家意识形态提供的正当性论证、士大夫群体对统治过程的积极参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实现的，皇权和士大夫在儒家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联盟，是政治集中或者中央政治调控能够建立、巩固、发展的关键所在。
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当然也是政治大一统的一个要素，郡县制和官僚制是实现行政中央集权的基本资源。相对于政治集中来说，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出现得较晚，它是大一统国家为了实现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战国时期的激烈竞争中得到优化提升，最终在秦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中获得充分展现。然而，大一统王朝国家拥有辽阔的疆域和规模巨大的人口，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地方多样都使得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在事实上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实行，因地制宜才是地方统治的常态。晏绍祥就说:“名义上是中央集权，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至少在郡一级赋予了地方相当大的自主权，在某种意义上执行着地方自治的原则。”显而易见，政治集中不可能依靠行政过程实现，只能由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过程实现，并且，行政过程中能够分权、倡导因地制宜，恰是以政治集中为前提，当然也必须以不威胁到政治集中为限度。
政治集中是政治大一统的本质，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只是政治集中的辅助，在政治大一统中居于次要位置。秦汉变革能够非常好地解释政治集中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于政治大一统的意义。秦汉是政治大一统的成熟时期，秦依靠法律技术、军事暴力统一了天下，但是“到统一中国的时候，秦帝国已经演变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统治的基础不是奠定在国家与社会整体或社会某一阶层之间的某些契约性关系上，而是奠定在国家对社会进行彻底控制的能力之上”。在秦统一天下的时期，行政中央集权压倒了政治集中，因此，秦朝建立的政治大一统难以维持，很快就走向覆亡了。汉则深刻认识到政治集中的根本性，在其统治初期奉行黄老之术，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弱化行政上的中央集权，至武帝时则将儒家意识形态置于“独尊”地位，“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运作方式兼容了礼乐与法律、情感与理智，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被纳入王朝统治的范围之内”，进而完成了政治集中的巨大发展。
秦汉之变实际上代表了政治大一统在东周崩溃之后的新发展。西周的灭亡将政治大一统的内在困境展现出来，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集中诚然是政治大一统的本质所在，但是仅仅凭借天子是不能长久维持政治集中的，在宗法分封制瓦解之后，天子无所凭借，政治集中必然解体。在春秋战国的战争中，官僚制和郡县制作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手段得到了发展，并且中央集权的成效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出来，于是行政中央集权成为重建政治大一统的条件。秦统一天下确实展现出一个可能性，即行政中央集权相对于政治集中更为重要，并且要取代政治集中成为政治大一统的本质。秦的短暂统一和汉的变革则说明，行政中央集权只是政治大一统的基本条件，政治集中才是政治大一统的本质，行政中央集权只是构成政治集中的新资源。
在秦汉变革之际，政治集中实际上以迂回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发展，进而为后续历次政治大一统的重建奠定了基础。如果说西周虽然初步建立了政治大一统但并不足以证明王朝国家必然要以政治大一统为深层结构，那么秦汉对政治大一统的重建和发展则证明王朝国家必须要以政治大一统为深层结构，王朝国家在秦汉时期完成了定型，后续的王朝国家要以秦汉时期为模型。也正因为如此，秦汉才是政治大一统成熟的时期。
政治大一统的本质在于政治集中，首要的理由在于皇权是政治大一统的中心，“大一统，权归皇帝是问题的核心”。天子、皇帝不仅是最高统治者，掌握最高政治权力，而且是政治秩序的中心，或者说政治秩序是从皇帝所居的中心生长出来的，所以皇帝是政治秩序的来源，皇权是一切权力的中心。皇帝受天命而统治，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则由皇帝提供。皇帝的中心地位以及超越性可以从“中国”的原初内涵中得到解释，古人思想中的“中国”就是天子所居之地，“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理解中国的关键在于解释“中”，“中”其实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宇宙中的“北极星，太一，这个唯一，才是'中’，只要是祭祀它的'国’，就是中国”。许倬云也指出:“以'中国’地上的中心，接'天中’的最合适所在，也就在'中国’。”这就是说，皇帝所居之地为“中国”，在此同“天”发生联系从而获得天命，进而将“天道”转化为“王道”，“王道”则通过皇帝的统治扩散出去，最终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文明秩序。皇权是天人关系的枢纽，是宇宙秩序和人间秩序的纽带，这种性质不仅决定了皇帝在政治大一统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且决定了政治大一统的本质只能是政治集中。
政治集中是通过政治过程实现的。这个政治过程的核心内容就是皇权同特定社会力量建立联盟从而获得持久的支持，周天子是在宗法分封的基础上同贵族结成统治联盟，而从汉朝开始则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同士大夫结成同盟。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能够实现基础更为广泛、时间更为持久、更具有灵活性、更为强大的政治集中。
儒家意识形态是一种内容丰富、义理精深，并且同人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体系。它将皇权同天联系起来，并且将皇帝认定为天命和民意的最高代表，承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因此，它同政治集中是高度契合的。汉武帝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张星久认为:“儒家所设想的君主制，其基本制度和基本原理，与秦汉以后实际存在的君主专制制度确实是基本一致的，儒家思想中的'君主制’，就是现实中的君主专制，儒家确实提供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原型!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有可能被历代统治者所'假借利用’，成为君主专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十分便利的理论工具。”儒家意识形态衍生出一种实现政治集中的手段，这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政治教化，通过政治教化，家庭伦理与国家意志一体化了，黎民百姓与皇权在思想上也被整合为一体。
知识阶层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同皇权结盟，为政治集中提供了强大的活力，从而使政治集中富有弹性。知识阶层是信奉儒家意识形态并且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实践儒家意识形态的士大夫群体，士大夫参政打破了血统门第对于官职的垄断，他们凭借知识和才能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在来源上他们分布在大一统国家各地，由选官制度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提供新生力量。白乐日将士大夫通过制度化方式转变而成的“官僚阶级”，看成是中国数千年联系性的关键部分，“它确保了中国文明的同质性、持久性和生命力”。于是，作为历朝历代的优秀人才和治国精英，士大夫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并以皇权为中心，集合为一个整体，共同支撑起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的政治大一统。士大夫与皇权结盟在统治集团内部创造了自下而上汇集的政治集中过程，政治集中不再完全是由皇权向下辐射的单一过程，这就为政治集中提供了强大的活力以及灵活性，并且政治集中越来越需要从下往上的汇集。
皇权和士大夫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结盟完成了政治集中的重大发展，政治大一统也由此发展到成熟阶段。具体言之，皇权选择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阶层充任国家官员，并且依靠知识阶层来弘扬和实践儒家意识形态，于是官员和儒家意识形态的融合就重构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过程。这就是在“定于一”的前提下，以“上”正“下”、以“上”治“下”。政治集中不仅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中一种不可改变的结构性因素。当然，说政治集中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结构性要素，意在说明它对于政治大一统而言不可或缺，并且政治大一统构成了古代中国历史的常态。政治集中建立在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联盟之上，如果此种联盟出现松动，那么政治集中以及政治大一统都将遭到解体危机。南北朝时期，古代中国的长期分裂就是由皇权低落以及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联盟弱化所导致的，皇权是官僚政治的权威来源，只有在胡汉杂糅中形成的新因素支撑起北朝强大的皇权时，士大夫才能够依靠皇权重建有效率的官僚政治，进而重构政治集中的政治大一统，因而北朝才成了古代中国走出“变态”回归“常态”的历史出口。
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集中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只是一种非组织化的政治集中。皇权和士大夫的结盟只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纽带，尚未根据儒家意识形态的义理创造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形式，所以皇权和士大夫的结盟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和不确定性，政治集中就不得不依赖皇帝和士大夫的个人品性，这就构成了政治集中的内在困境，并且政治大一统则不能不受制于政治集中的成败而经历崩溃与重建的循环。
三、政治大一统的演进
政治大一统从西周发端延至清朝，在三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演进过程中。在政治集中这个本质的规定下，政治大一统不断地吸收新的资源、调整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生成新的活力、扩大实践空间，在回应时代挑战的过程中得到持续完善，终于在清朝时期呈现出极盛状态。在政治大一统的演进历史中，秦汉是个巨变时期，西周创立的政治大一统在此时期得以成熟，唐宋是深入发展的时期，清朝则是政治大一统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另一个巨变时期。纵观政治大一统演进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它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的核心过程，也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精华所在。
西周在其强盛时期统治了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流域的广大疆土，以周天子为中心，借助宗法分封制，创建了政治大一统。西周时期虽然实行分封制，但是诸侯却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西周的诸侯对周天子的依附性很强，诸侯的力量也弱小，周天子能够有效地控制诸侯，“简而言之，中国的宗法制是级级分化，以系谱为基础集中政治权力的一种很重要的基本制度”。西周分封制，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夏商历史传统的影响，但是更大程度上则是西周作为一个力量有限的方国在灭商之后，为了能够凭借有限的力量对广大疆域进行有效统治而从事的政治创造的产物。
李峰对西周通过分封建立政治大一统有着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西周国家的产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企图与地理现实相协调的产物。起初，周人身居远离商文明中心的西部内陆，东西部地缘政治和文化间的差异，对周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起初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旨在克服这种差异的努力就一直左右着周王朝的政策，并且其后续影响着西周国家的命运。营建东部行政和军事中心洛邑(或/和成周)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安排，意在弥补周都远在西部，并且远离主要威胁来源地和可能的扩张方向的地理缺陷。由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权力中轴线在无形中诞生，为西周国家配备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稳定性力量和要素。同样明显的是西周众多地方性封国，至少是姬姓封国在东部平原上安置，这也是一种富有远见的和在对地缘政治充分考虑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规划的结果。这些众多的诸侯封国沿着这条权力中轴呈放射状向外分布，与其地表形态完全融为一体。这些地方封国不仅沿着主要交通线而建立以便有效地控制这些道路，同时也坐落于山脉与冲积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可享农业之利。由此可见，西周诸侯国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王室随意赐予其亲属和地方首领以土地的过程，而是西周国家精心构建其地缘空间，并从而巩固其政治基础的过程。”换言之，封建诸侯就是要在广大疆域中实现“以藩屏周”的目的。许倬云亦持此论，他认为周天子封建诸侯是由政治统治的战略布局来决定，随着周在商朝旧地统治的巩固，原来封在横贯东西的权力中轴线附近的诸侯，“都由河南移往更东方或南方的新领土，为周室建立新的藩屏”。不难发现，伴随着周室统治的强化和扩大，封建诸侯也会随之调整，从而适应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政治大一统的需要。
由此可见，西周政治大一统的根本自然在天子，然而关键则在于宗法分封制。只要周天子掌握着强大的势力，能够有效地控制诸侯，那么就可以维持政治大一统。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血缘关系的不断稀释，尤其是周天子所掌握力量的弱化，“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地缘关系大发展，家和国已经分离”，政治大一统伴随着宗法分封制的瓦解而崩溃，从而陷入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此时，必须有一种新的方式来代替宗法分封制，发挥控制广大疆土的政治功能，只有当这种新的方式被发明出来，并在实践中证明其效力之后，政治大一统的重建才是有可能的。
郡县制就是这种新的能够对广大疆域进行有效控制，并且比宗法分封制更加合理的政治机制。郡县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萌芽，在战国争雄时期，郡县制开始逐渐在列国实行，秦汉时期的很多县，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郡县制是“由列国的中央政权任命地方官吏，并定期予以更换的制度，这是政治史上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一大变革”。郡县制首先在列国内部实现了统一，秦的贡献则是在面对统治广大疆域时选择将郡县制通行于天下，从而将西周创建的政治大一统重新恢复起来。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秦进一步推行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整合，但是秦未能确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故而统治的正当性问题付之阙如，留待汉来完成。
秦重建的政治大一统实际上同西周政治大一统存在重大变化，其关键在于两端:一是以郡县取代封建;二是以法家制度取代宗法血统。然而法家制度可以提供有效的国家能力，却不能提供统治的正当性。阎步克就指出，法家制度是一种“片面发达”的官僚制度，“秦政吏道的片面发达伴之以对父道、师道的强力压抑，三统相维的整合秩序与调节机制，被吏道的独尊取代了;而这个三统相维的政治文化模式，却依然是这个社会、至少依然是关东列国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秦之法治与之格格不入，而难以有机地整合为一体”。法家制度制造了新的政治大一统，却不能够为巩固政治大一统提供正当性论证，但是在经过了数百年分裂之后最终以暴力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如何论证秦一统天下的正当性就成为根本问题。
由于推行郡县制之后，各级官员构成了皇权的核心支持力量，因而正当性论证的关键就集中在皇权与官员之间共识的制造上，儒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被汉武帝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赵鼎新就说，秦汉“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异在于，秦帝国将其统治权力建立在纯粹的强制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汉武帝统治之下的汉帝国则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于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的政治联盟之上。结果，秦帝国在建立十几年之后就迅速崩溃和覆亡了，而汉帝国存续的时间却长得多。并且，汉武帝统治时期形成的这套政治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绵延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才寿终正寝”。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时起，儒生获得了参政的机会，在儒生和文吏的并立、竞争、冲突中，“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成为潮流，于是儒法走向融合，“亦儒亦吏”的角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取代单纯的文吏成为皇权的支持基础。没有儒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完成上述转变的，可以说，儒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政治大一统的重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为古代大一统王朝国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儒家意识形态成了强化皇权和郡县制的重要资源，古代中国开始呈现出“文教国家”的气象。
汉在确立儒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之后开始建立选官制度，即以察举制从全国各地选拔人才充任官吏，经过长年积累变革，终于在隋朝演化为科举制。选官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围绕着皇权中心，构成了政治大一统的两大基本支柱。钱穆高度看重选官制度的作用:“中国政权，却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又汉制郡县长官，例须避用本郡县人，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入地方性。这样才可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而全国各地声教相通，风气相移，却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准，永远走向融和，走向平均，不致隔绝，不致分离。这一制度，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从察举到科举，选官制度经过长久的发展和重大的变革，不过其内在的主旨则始终是选贤与能，打破少数优势群体对官职的垄断，将统治集团的大门向全国开放，尤其是要将出身寒素的人才笼络进统治集团中来。
科举取代察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察举实行日久导致了士族门阀豪族。隋朝以及唐朝初期，科举制尚不完善，并且科举取士的规模既有限，且在入仕上的重要性也不够显著，因此在政治大一统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为了改变自北周以来形成的“关中本位政策”，科举制在为皇权选拔人才上的作用日渐重要，至盛唐时进一步成为官员选拔的基本渠道。科举制在选拔官员上的作用有着巨大的社会效应，突出体现在打破阶级社会上。门第势力逐渐衰退，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科举制的发展凸显其在选拔官员上的重要性。自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官员都出身科举，在朝堂上担任宰相的进士也越来越多。
科举制在宋朝终至成熟。首先，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对于唐朝来说特别大，每次取士皆有数百以至近千;其次，科举考试制度愈加严密，对于私人关系的可能影响进行了严格限制，从制度目的上倾向于选拔寒俊;最后，学校教育高度发达，加上印刷术的发展，读书愈加方便和自由，登科入仕成为主流社会风气。成熟的科举制发挥的重大影响可以从社会结构上得到印证。宋“与唐代以前相比较，社会上可以说已经没有历久不衰的高门，也没有明显的阶级界线;经由科举考试的选拔，社会上的读书人不论出身高下，都有可能进入政治的核心，演变为所谓的科举社会”。科举取士实际上就是要将官职(权力)与财富地位之间的联系切断，从而使统治建立在更加广泛的知识阶层的支持之上，宋朝时布衣登科入仕的比例高达五分之四，其在《宋史》列传中所占比例超过了一半，“并且随着时间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寒俊在进士中的比例也超过了一半。到明朝时，完全平民出身的进士也占到了总数的一半，明朝延续了一个入仕机会平等的社会状态。
科举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制度性上升流动。何怀宏分析道:这是一种持久性的结构性流动，已经使“社会形成为一种流动性结构，即流动已进入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成为其持久不变的成分”，在此种历史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已渐渐由封闭的等级社会，转变成为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科举制不只对读书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具有不可估量的扩大效应，读书入仕使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两大彼此紧密联系的群体，一个是普通的读书人群体，期待登科入仕，另一个则是获得了功名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规模足以大到散布在国家各地，从而能够充当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纽带。儒家意识形态也由此可以深入乡野、渗透民风，以至完全形成“文教国家”的状态。
宋对科举制的改革和完善，实现了成熟于秦汉的政治大一统的深化发展。因为科举制使皇权与知识阶层在儒家意识形态上联盟，制度化程度更深、范围更广泛、支持皇权的力度更强。在此基础上，皇权的地位更加突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代替世家大族，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层，他们大多出身寒微，缺乏家族的基础，也没有世袭的凭借，流动性很大，掌握的政治权力只是一时，和世袭的皇室相比，自然显得微弱而无力，不得不特别推尊皇帝。而且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他们之所以能够兴起，掌握政治权力，就某种意义来看，有赖于皇帝的提拔”。进而论之，一方面科举制使儒家意识形态更加深入基层民众，另一方面科举制使皇权与知识阶层之间的联盟更为制度化，并且联盟更加倚重皇权，因此科举制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密切配合使政治集中更为完善，政治大一统演进实现了深化发展。
清朝则将政治大一统推到极盛，其缘由无它，只在于清朝是以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王朝，于是皇权不再由汉族垄断，夷狄居天子之位奉行华夏礼仪制度，夷夏一体的局面终于奠定。政治大一统是一种文明秩序，夷夏区分也在于文化而非血统，对于政治大一统的演进而言，不断将作为文明发源地的中国扩大、不断将华夏礼仪扩散，最终形成一个大中国，当是巨大之成就。蒙元也是少数民族入主华夏，但是元朝皇帝并没有推行完全的科举取士制度，统治成员主要由少数蒙古怯薛构成，因而未能形成皇权在儒家意识形态上同知识阶层结成制度化联盟的局面。尽管蒙元武力强盛、疆域广大前所未有，并且蒙元建立了行省制度，但是蒙元对于华夏礼仪的吸收是不彻底的。政治大一统在蒙元时期诚然得到了建立，甚至从统治秩序的地理空间上看给人一种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表象，然而实际上政治大一统在此时期经历了倒退。皇权和士大夫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联盟，蒙元国祚未到百年，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清朝则完全不同，在其入关之前就开始吸收华夏礼仪，当其入主华夏时就延续了皇权与知识阶层在儒家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结盟，并通过科举制将此种结盟制度化，于是清朝得以进于夏。因此，传统的夷夏关系就从内外关系转化为王朝国家的内部关系，中国就成为“一个根据礼仪原则而非特定地域或种族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疆域在清朝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历代王朝虽然都能在强盛时期维持广大版图，但是对疆域的控制则强弱不平，版图伴随着国力变化而呈现出极大的伸缩性。但是清朝是在夷夏关系已经王朝国家内部化的基础上治理广大疆域的，因此，自乾隆中期平定西北之后，清朝在以后长达一个半世纪对广阔疆域进行着有效统治，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后又在西北、台湾、东北设置行省，从而在广阔疆域上巩固了多民族共同体。特别是在晚清遭遇强敌入侵的时代背景下，清朝政治大一统的极端重要性更为清晰，为多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转型提供条件。
四、结论
政治大一统在晚清就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在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交锋中，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一败再败。中国的失败，的确是政治失败，并且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示范效应的作用下，不仅政治失败的根源归结为皇权专制，而且皇权专制被等同于政治大一统。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必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就意味着政治大一统将被视为落后的制度遗产予以淘汰。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在政治大一统崩溃的前提下进行的现代国家构建不可能成功，但是政治大一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毫无疑问地迎来了自己的世界历史时刻，进而论之，政治大一统要在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如果说时代是严酷的提问者，那么实践则是最好的答案库。政治大一统是否等同于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政治大一统和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都只能由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实践来回答。清王朝主导的现代国家构建没有成功，但是在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体制之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不仅没有取得进展，反而陷入国家四分五裂的境地，现代国家构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失败状态。其实，清王朝的崩溃说明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确实需要否定，它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需要，但是晚清王朝崩溃后引发的大一统国家的分裂，则证明政治大一统必须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得到保留，否则无以支撑大一统国家。
从晚清到民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惨痛教训将政治大一统的本质发掘出来。政治大一统是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的政治制度体系，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同政治大一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事物，它只是在古代条件下政治大一统的具体形式，而皇权则居于政治集中的中心，可以说，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只是古典形态的政治大一统。将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视为落后的国家体制并予以淘汰，否定的只是政治大一统的古典形态，并不等于全然否定政治大一统本身。对于大一统国家的维持和巩固，以及在世界历史中完成现代转型来说，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的政治大一统是不可或缺的，在缺乏政治集中的制度体系支撑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不可能完成。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创造一种政治大一统的新形态，它必须能够同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并且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支撑，进而论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同时完成大一统国家和政治大一统的双重现代转型。
新的政治大一统只能是现代形态的政治大一统，政治集中仍然是其本质，但是实现政治集中的基本资源、充当政治大一统中心的根本要素，都必须在现代政治资源中寻找和创造。如果不能创造一种现代形态的政治大一统，那么政治大一统将成为历史;只有创造出现代形态的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才握住了世界历史提供的契机，从而以新的形态重新进入世界历史。这就是政治大一统的世界历史时刻的含义所在。政治大一统的世界历史时刻，不仅是对政治大一统生命力的考验，而且也是对华夏文明创造力的考验。
在世界历史时刻，根据新的条件、利用新的资源创造新的政治大一统，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要求，然而如何完成新的政治大一统的创造则没有现成的方案。它只能在政治实践中由资源积累和条件组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因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就不能不是一个曲折的、长期的、充满挑战和变数的历史过程。由于现代政治大一统和古代政治大一统都是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的政治制度体系，并且古代政治大一统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规定了必须创造现代政治大一统，因而现代政治大一统的出现就是一种在新的条件限制下以创新实现辩证延续的创造性转化。要言之，从古代政治大一统向现代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政治大一统在世界历史中完成的凤凰涅槃。
责任编辑：陈泽瑗
一审：陈翕 二审：肖伟林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学海》2022年第5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