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自己的学问、胆识与坚持，出版多部启蒙一代读书人的作品。编辑家钟叔河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个堂吉诃德的故事。
“这是一部特别的书稿”：传主是“编辑出版人中的高山”，而作者“时日无多，还在写，不是凡人”……那时社长如此形容这份书稿。钟叔河先生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型出版家，他引用缪塞的话说“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
他始终关注着中国如何在继承传统和学习世界的过程中走向全球文明。他1980年代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被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誉为“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
在这套书出版37年后的2017年东亚出版人会议上，获授“特殊贡献奖”的钟叔河先生中肯地告诉我们：“走向世界的步伐不会停止，我们还在路上。”
——董秀玉，出版人、原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
那不过是二月份的事，转瞬来到六月，香港正经历着一场来得又急又猛的重病。让人更措手不及的，是疾病那硕大的手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放开了彭导不休的纠缠。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九日彭小莲病逝于上海。和彭导最后一次通信是在六月十三日，提到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时，她说，“发给很多朋友 大家都很喜欢 现在给钟先生去了。”这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在那段短短几个月的合作时间里，已感受到彭导是个要求高、严谨，讲话直接犀利的人。按下寄件键把封面送出去后总有山雨欲来之感，没想到彭导不但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还直接让钟先生看了。她对汪剑说，“我九月里一定会走了，太痛苦了，好在钟先生的这本书马上就能出来了，想想还是蛮开心的。”可惜的是，我们还是来不及让彭导看到书的出版。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治疗乳癌期间写作了《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那是面对死亡的催迫而产生一鼓作气的写作欲，“于是我动手写那本书，写得很快，被一种福音教徒般的热情和那种对留给自己生活和写作的时间可能所剩无几的焦虑所激动。”出于对钟先生的崇敬，彭导伫在疾病长长的阴影下，与她在电影上的搭档汪剑合写了“纸上的纪录片——关于钟（叔河）先生的故事”（这是原本她们所取的书名）。彭导是这样游说汪剑的，“钟先生太值得写了，我写一部分，你写一部分，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钟先生的小传，不是面面俱到的那种传记，是要把我们自己摆进去，写出他的学问，他的强大，他的力量，也会特别特别好看的。你就放开手脚写，不要去想能不能出版的问题。”透过出版界的高山钟叔河先生的言行和作品，拼凑出不被恐惧和谎言所压垮，一个灵魂完整的人的故事。两位习惯用影像说话的电影人，刻画着钟先生生命不同阶段的光影轮廓，偶尔穿插着彭导个人的家族史，使这本书有着如电影般自由、流动的节奏，阅读起来有别于一般的人物传记。“钟先生你都不知道，你只要能讲，我写出来比你讲的生动……我写你一定好看……我主动要跟人家写的，你是第一个。”彼时声音还洪亮如钟的彭导跟钟先生说要为他写本小传。很像是跟喜欢的人求婚似的口吻，指画着美好的愿景。八月，这本书终于做了出来，虽然有点迟、有点遗憾，未来的命运亦不可知，但至少是体体面面地来到了这世界吧。跟汪剑聊起没能让彭导看到书的遗憾，汪剑说：“她一定喜欢的”。
——编辑Beatniks
七年前，接过彭小莲导演手里的那本书《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我不会知道从这本书开始，会引出那么多的书——我搜罗了市面上几乎所有能找到的钟叔河先生写作或者编辑出版的书，一本本地看下去，实在是太好看了！我也不会知道，从那本书会引出眼前的这本书《编辑钟叔河——纸上的纪录片》；我更不会知道，或者说不愿意去面对，这会是我和彭导最后的合作……2017年，彭导和我一起纠缠在一件恼人又郁闷的工作中，好容易暂告一个段落，她打电话给我，大声地说：“汪剑，我们去长沙看钟先生吧。”于是，五月份的一天，我和彭导背着一台老式的、应该淘汰的摄像机去了长沙，见了之前一直通信、电话，神交已久的钟叔河先生。谦逊的钟先生婉拒了我们想要花一周的时间采访他，为他写小传的想法，说自己就是个退休的普通编辑，不值得我们这么写。他只同意我们跟他谈一天（然而，那之后的两年间，我们数次努力“叨扰”钟先生，终于完成了这部彭导心心念念的书《编辑钟叔河——纸上的纪录片》）。还记得那一天美好又漫长，我们看着阳光洒满钟先生宽大的客厅兼书房，又慢慢褪成金色、淡去，转暗……一直到即将接近钟先生的休息时间。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兴奋离开，回到隔着一条马路的旅馆房间，才忽然想到我们还没有跟钟先生合影呢，又赶快打电话给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能跟您合个影吗？”钟先生说：“来吧来吧。”在当下的时代，仅仅因为发自内心的情感就全心投入地去做一件事，无疑是非常奢侈的，近乎不可能。但彭导就是不由分说地“推”着我向前走：“钟先生太值得写了，我写一部分，你写一部分，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钟先生的小传，不是面面俱到的那种传记，是要把我们自己摆进去，写出他的学问，他的强大，他的力量，也会特别特别好看的。你就放开手脚写，不要去想能不能出版的问题。”书稿完成后，我们寄给钟先生看，钟先生反覆说：“你们怎么来写我，我都没有意见，我只修改跟我有关的事实方面的问题。”然而收到钟先生寄来的修改稿，我楞住了，这简直是书稿编辑的教科书！他不仅修正了与他有关的事实，还对于文辞的错漏、引文的体例，甚至阿拉伯数字的使用都提出了修改意见。他的意见整齐清晰、密密麻麻地手写在打印稿上，一目了然。拿着这份屡经修改并仔细确认过的书稿，彭导分别联系了多家出版社，然而得到的答覆都是“不能出”，不是因为书稿本身的质量，而是……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此时，彭导已经获知自己癌症复发的消息，她说最后的心愿就是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钟先生听到彭导病重的消息后，始终非常关切，每次在电话中跟我讨论与书稿有关的问题，他都会问起彭导的病况，并一再地嘱咐我：“这本书就完全按照她的心愿去做吧。”好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终于接受了这个凝结了两代文化人的心血却又无处可去的“孩子”，编辑老师们又精心为它梳妆打扮，准备将它体体面面地呈现在众人面前。2019年6月19日上午10时许，彭小莲导演因病在上海猝然离世，享年66岁。我飞奔赶去医院的时候，彭导已经走了，而前一天下午，她还在微信中跟我说，她多年来收藏的大批电影碟片该如何处理。我站在医院的大厅里，身边是纷纷赶来的、彭导的家人、好友、她多年的老同事，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受，似乎我面对的，不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位前辈、老师、朋友的永别，而是像过去时常发生过的那样：彭导因为不耐烦等待，或者气愤别人的不守时，匆匆地、一阵风地，先走了。“都不是太喜欢照相的我们，除了工作时跟大家或者采访对象的合照外，这么多年竟没有单独两人合影过，只有一张，现在看来极其珍贵。也是拍完了《请你记住我》，大家很开心地聚餐后，在一位老师家拍的，其实如果不是那位老师的招呼，我好像也不会太好意思，让彭导跟我一起来一张，似乎我和彭导之间总是怕突然就“煽情”起来了。所以，还真是只有这一张，但是，我非常地喜欢。”——汪剑医院的玻璃大门外是这个城市闷热的6月，湿热的风裹缠着每一个人，这突然的告别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我的心上，我完全无法思考，也无法感受，整个人都是懵的。离开了医院，我独自一个人步行了十几公里，想要从那种发懵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哪怕大哭一场也好。然而，找到情绪宣泄的出口竟如此艰难，我依旧平静地接听着彭导的好友、合作过的编辑、媒体记者的电话，平静地，过于平静地重覆着这个我不想面对又无处可逃的冰冷事实：彭导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过了几个小时，我接到了钟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作为一个行将90岁的老人，听到比自己年轻的彭导离世的消息是非常难过的，他又一次问起这本书，再次叮嘱我说：“完全按照她的心愿把那本书做出来吧。”我不禁再次回忆起两年前和彭导一起在钟先生家，那个春天的晚上。我翻找出当时的笔记，发现那一次我们跟钟先生告别的时候，彭导跟钟先生谈论的，竟然就是死亡。而当我们完成了大半的书稿，计划带着问题再赴长沙访问钟先生的时候，彭导已经因为癌症恶化而无法成行了。我去长沙之前，她特别叮嘱我说：“不要跟钟先生说我生病的事，就说我突然重感冒，不能去了。”那个春夜留在我录音笔里最后的话，是彭导说自己最怕患了老年痴呆或者绝症又走不掉，说安眠药现在也吃不死人，87岁高龄的钟先生用慢悠悠的长沙话说自己有个朋友老了住医院，吃了三盒安眠药也没死成，又被拖去洗胃更受罪，说你在家里怕什么，直接从窗户跳下去，或者从桥上跳到江心……这是一段听起来有些惊心动魄的黑色幽默，但也只有我才知道，那时“张牙舞爪”、做事永远风风火火、全情投入的彭导，和眼前慈祥却依旧犀利幽默的钟先生，他们真的是至为有力地活过，所以，才能如此毫不遮掩地谈论死亡，谈论生命的另一种形式。他们早已开始像曾经努力地活着一样，认真地修习有关死亡的课程了。而我只能胆战心惊地旁观着那份热烈，犹犹豫豫地笑两声。跟彭导最后会面时，她已经非常虚弱了，肿大的癌组织压迫着她的气管、食道和声带，她说不出话，只能跟我耳语一样地交谈。她急迫吃力的呼吸声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我听见她努力地对我说：“我九月里一定会走了，太痛苦了，好在钟先生的这本书马上就能出来了，想想还是蛮开心的。”那年五月，彭导和汪剑背着一台古老的摄像机，跑到长沙去拜访钟叔河先生，跟他做了一次漫长的访问。这天访问的部分内容后来收录在《编辑钟叔河》里面，而汪剑老师亦从访问中剪辑了三个片段提供给我们。钟先生谈到了他的编辑作品、他的自传，以及他怎么看待自己生命中的苦难。“凡是署名钟叔河编的书没有一本不会重印的，不然我原来就不会署这个名。”相关阅读：摘自本书《认识钟（叔河）先生》，页1—2“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先生在80年代初编成的一套丛书，他把晚清最早走出国门的人，他们写的游记 / 日记 / 随笔，汇编成丛书出版了，以至于像李普（1918.9–2010.11）这样的老学人、大记者都会写一封读者来信寄给晚辈编者——钟叔河（1931.3– ）。那是1981年的夏天，他在信的末尾写到“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乃写此信”。他如此急切地写信，也是因为看了钟先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深切地体会到“你写这些文章，看了不少书，查了不少资料。不多写点出来介绍给读者，不是也很可惜吗？再花一点功夫，也未必太费事吧？”实际上，是很费事的！费到钟先生不断地努力，得罪了不少人。他白天在出版社编书，晚上回家查资料写叙论，把那些难以理解的历史背景、人物简介写给读者。他太“努力”了，于是遭人讨厌！钟先生说：“长沙就像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小说里的“外省人”，格局小，是小地方出来的人；所以随便你想做点什么事都极其费力，得费力去说服他。”为了想让读者明白每一本书背后的事情：他为什么出国，出国的机会和原因？于是，就在每一本书前写一篇叙论（导言）之类的文章。这一写，最短的一万字，最长的就写成了四万字的文章。特别是像钟先生——古文底子厚实的编者，惜字如金，几行字里就蕴含了大量的信息。他写了这么多，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那时也是拿不到稿费的，他不计较。因为他实在是在写作中，找到了一种乐趣，不仅是知识的乐趣，是他在书写时，因思考而悟、修炼而觉的乐趣。这种乐趣，没有任何物质回报，这点钟先生自己就很清楚，他对我说：“做事写作，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你说，写东西，能挣几个钱？生意做得好，不是挣钱容易得多？我也不是没有能力去做生意的，就觉得那些事情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大多数人很难理解、接受他这样的感受。有的“主管”和“领导”就不高兴了：“我们不赞成搭车发表编辑自己的文章。”可是不写，现在的读者怎么读得懂这些旧文啊！要想赶紧把书出版，又不能跟他们有争议，钟先生会动他的小脑筋，把每一篇的叙论以笔名发表：“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钟叔河倒转）、“金又可”（钟叔河之半），他实在不想制造“搭便车”的嫌疑。钟先生说：“我从来不习惯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察言观色，先意承志。领导想要出什么书我就出什么书，那我办不到。”于是就有了这种特例，钟先生自己选题，自己找书，自己编辑，自己加工，自己写前言后记，自己设计付印。他大声地告诉所有的人：“一句话，这是借前人的书讲我自己的话，是我自己的编辑作品。”“我要自己写一个自传，你是彭小莲也好，是比彭小莲更高明的人也好，我都很谢谢他（她）……但是他（她）不能代替我写自传……譬如说我的感情生活。”相关阅读：摘自本书《与世界达成协议》，页268—270黄昏在渐渐地消失，摄像机上的曝光指数已经不再正确，我必须打灯才能拍摄。但是，我不说话，我几乎拍到的是钟先生的剪影，他坐在黑暗中，一点一点在走进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感受到他的胸膛中的压迫，只有他自己可以体验。他说，“朱纯的思想，决定她也会被打成右派，但是因为我，她被处理得太狠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落难，特别是坐牢出来以后，我就全心全意做好丈夫了。毕竟我这个人不是很坏的人，被她感动了，觉得这样的人必须是要忠实于她的。”我吃惊地问道：“那钟先生，你在朱纯之前，反右以前，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原来很年轻，在结婚以前，那不叫第三者。结婚以后，也还有这样的事情，那就不对了。”我觉得钟先生说的口气，他完全就是一种精神恋爱，那么纯粹的一种交流。但是，我还是要证实这一点。“那时候，你们那时候第三者，会发生性关系吗？”提问一出口，不要说汪剑，连我自己都被惊到了。我就是被美国纪录片的教育训练搞坏的，什么零距离纪录，你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冷静和犀利，还有你的敏感，抓住每一个细节，直追到底。可是，面对钟先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变得过分了，没有礼貌和教养，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看不见钟先生脸部的光线，完全暗下来了，他身后的台灯，留下一缕冷冷的青光，那份内疚，像尖锐的小刀刮过脆弱的玻璃，一声声刺啦啦的响声，就让我们停止在那个呼吸中。倒是钟先生微微地发出声音，打破了黑暗的寂静。“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听你这样的人讲，就是你在苦难中，你是怎么思考的。”相关阅读：摘自本书《倒翻的红墨水》，页186—187钟先生一直说，他在劳改农场从未受过体罚，肉体上并没有吃多大的苦，甚至说，苦难铸造了他的灵魂，思考点燃了他的智慧。因为劳改队的人都没有什么文化，他已经练出了机械设计制图的本事，不弱于、甚至还超过了本科毕业的工程师，所以他很快就混到一个无须付出太多体力的差事，附带出出黑板报啊，出墙报啊，还可以出去买文具，因为他们属于“自由犯”，劳改农场也相信他们这些人是无法逃跑，也不会逃跑的，对他们管束不严格，甚至还有机会看自己感兴趣的书。在生存的最后底线上，钟先生只能考虑生命的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意义，等待着走出监狱的每一天都会变得无望。在劳改队里，让他无法忘记的是那个12岁的少年犯，因为唱错一句《东方红》，被判刑十二年，钟先生“无论怎么想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居然是快乐的”，因为劳改队里过年时有他从来未吃过的好东西，比如包子、油条，他想每年吃到一样，十年就该吃遍了，他甚至还想把他弟弟也弄进来吃一次包子。当精神上的“生命意义”被吃饱饭替代的时候，钟先生是痛心的，这或许比体罚他更让他难以承受，一个孩子的青春，怎么就会与每年吃一次包子对等起来？更糟糕的是，有次给犯人分发服装时，每一个人都领到了一条长裤，有一个犯人觉得自己领的裤子短了，他要求换一条长的，被拒绝。就在大家说说笑笑的时刻，这个人竟然抽下裤带，回监房把自己在高低铺的杠子上，吊死了。缘起——汪剑
序言：支离破碎的年代，一个完整的灵魂——黄子平
认识钟（叔河）先生
与钟先生闲聊（一）
汩罗江边的薪火
阳光少年
与钟先生闲聊（二）
关于“四十八条”
活下去
与钟先生闲聊（三）
倒翻的红墨水
圆＋方＝境界
与钟先生闲聊（四）
一个人的文字远征
与世界达成协议
与钟先生闲聊（五）
附录一 钟叔河行年简表
附录二 钟叔河作品简表
陈万雄 资深出版人、香港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董秀玉 出版人、原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傅月庵 台湾资深编辑人；郝明义 大块文化董事长；詹宏志 作家；林道群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学术部总编辑；林载爵 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周实 原《书屋》杂志主编。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陆出版开放，出现了一批出版界的知名人士，钟叔河先生自是其中之一。他本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出版人的使命，以开阔的眼界，时代的需要，过人的魄力，细致的出版工作，策划了几套脍炙人口、引领知识和思想潮流的丛书，当时对开启知识界的阅读视野，起过很大作用。“走向世界丛书”是当代中国出版史上，最有思想性与系统性的一套丛书，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知识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钟叔河先生不仅是编辑人、出版人，更是一位知识人。他以知识人的视野与关怀进行他的编辑与出版工作，是当代编辑人、出版人的典范。1988年在三里河拜见钱钟书先生时，大陆丛书热已开到荼靡，问钱先生怎么看，他说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最有意思。那时候，我刚刚走出校园，自己读书的园地里都是周作人，书架上的知堂老人都是钟叔河先生编辑的。三联的范用先生，岳麓的钟先生，是我出版生涯中的南钟北范。《编辑钟叔河》是有灵魂的。既有受访者的灵魂，也有采写者的灵魂。这本书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劫后归来的人，是如何地生活在风云变幻的红尘之中，又怎样地置身于遥望星空的红尘之外。编辑家、学者、散文家。1931年11月，生于湖南澧县，成长于平江和长沙。在反右派斗争时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其后在街道上“自谋生活”12年。1970年被捕，以“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判刑10年。1979年被彻底平反后，开始其书籍编辑生涯，策划编辑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古典名着普及文库》、《周作人散文全集》等多部深远地影响中国出版界的作品。2017年的东亚出版人会议上，获授“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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