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文明的靠天吃饭、看天出工(指看天气晴雨、时令、节气等自然状况)的特性,决定了农民是一个散漫、自主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曾经也不自主、不自由。那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到80年代初期结束的人民公社时代。在那段时间里,有关生产的全部安排,事无巨细,都是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负责,农民只需按时出工。至于做什么,怎么做,一切都由生产队长决定。这是那个时代农业生产的普遍状况。农民被剥夺了一切自主权,除了自家的一点自留地和儿女的婚事可以自主裁决外,每个村庄,都像一个超级大家庭。大队书记就像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生产队长则是大大小小的管家,被称为社员的农民,则是一群负责出工不一定出力、只知耕耘难问收获的劳动力。中国的农村,曾经就是在这样的“大锅饭”政策下“养懒汉”。
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当包产到户刚刚开始实施时,失落的可能不仅仅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和“管家”,还有不勤劳懒动脑在生产队跟着大家混工分的农民。尽管这一政策解放了农民的手脚,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可以让日子比原来好过许多。对许多人来说,二十多年都是被管过来的,如今凡事都不用做主、混吃等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有点难以适应。尤其对许多社队干部而言,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风光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这种失落感某种程度上用“如丧考妣”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不适应也得慢慢适应,懒人也得从土里刨出自己的口粮。一辈子没扛过锄头、干过农活的大队书记上山做事去了。两三年过去了,大伙儿适应了各人事各人管,自家地自己理的单干生涯。这样子过了十来年,原来的穷底儿消化得差不多了。日子好过起来,沉渣烂泥又开始兴风作浪了。古人说“饱暖思淫欲”。在农村,淫欲没有太大市场。倒不是说农民都是正人君子,而是因为大家都是祖祖辈辈共居一村的乡邻,很多还是出了五服或没出五服的同族兄弟姐妹。这种事儿轻易没人敢招惹。乡村门户大多敞开,我家的后院挨着你家的前门,他家的房子与我家共用一堵墙。想乱搞男女关系,除了人品极为低劣或有自由身的鳏夫寡妇,一般人还真没有这个胆量。就是理论上有权利的鳏夫寡妇,也免不了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那种“道路以目”的神色,虽不像唾沫星子可以将人淹死,也够人受的了。毕竟村庄是自己生活的一方天地,整天生活在这种舆论环境中,若非心理及认知强大,生出的压抑情绪,早把那点偷情的快乐给抵没了。更何况,一旦做了被大家视为伤风败俗的事儿,不仅自己抬不起头,子女和父辈在众人面前都会没脸,甚至殃及亲人以后的婚事。这个代价,委实太大。
吃喝嫖赌,是人有了条件后容易走的邪路。但生活再好,吃喝风在农村也不盛行。估计对着自己汗珠子摔成八瓣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农民不忍将它糟蹋了变成粪肥吧。乱搞不行,吃喝不易,剩下的一点娱乐,就是赌博了。
赌博这种嗜好,如果沉湎其中,玩大了的话,任你是亿万身家也会玩儿完。近几年来,身家几十个亿的企业大佬因为嗜好赌博而败掉事业和家产的事件,已经曝光了多起。最近的一起,据称是浙江某个著名的地产老板。农村人的赌资与大佬们比起来当然是九牛之一毛——甚至连毛都算不上。然而,从资产比例来说,农村人嗜赌,有可能真的会走到只剩一条短裤,最后用一根绳子吊死自己才算了事的地步。在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里,我们发现赌博这种恶习解放前在农村一直存在,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政府强势涤荡污垢,才消失了。
改革开放后,这类恶习没有立即死灰复燃。被洁净的革命岁月改造了三十多年,乍一迎来宽松环境,大家都还不太适应。再说,兜里也没有几个钱,想玩也玩不起。80年代,农村人在农闲的时候,最热衷的娱乐是打牌——打“升级”或打“八十”。为了玩得兴味,男人们在玩的时候,会设一点小小的刺激——每把牌的输赢之间,用一支香烟作为赌资。一圈牌玩下来,玩牌的人面前,或多或少堆着一些散烟,作为输赢多少的体现。到了90年代,这样几乎没有刺激的玩法没有人来了。一元钱、两元钱的小“来来”(徽州方言,意为小小地玩一玩)流行起来。别看一把一两块钱,几圈麻将下来,输赢可能上百。这个时候,经济还没有大发展,几百元的支出还算是笔大开支。但这个数字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进入新千年以后,农村里的赌博风气越来越重。赌博不再是冬闲和春节期间的娱乐化活动,而是发展成一年四季都存在的一项常规事务。只要是闲暇时间,总有那么一些爱好者在固定的几个地方坐下来“酣战”。常常是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了家务。赌资也一年年往上涨,到了2010年以后,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村棋牌室玩,输赢之间,有时达两三千元。如果鏖战时间稍长,运气欠佳,也许一晚上会输掉上万元。前几年,这个金额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的纯收入。由赌博引起的家庭纠纷时有发生。有以赌博为业的“二杆子”(地方方言,通常指为人不靠谱)农民,无心向农,总希望能靠赌博发家。老婆实在无法忍受,只得以离婚脱身。有赌博输了好几万的农民,老婆到赌场去喊也喊不回家,性子烈的老婆,甚至拿出一张大额人民币当场撕碎。这些输了大钱的人回到家里,也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当爹的吵着要寻死,当妈的忙着去阻拦。闹剧过后,赌场依旧热闹,常年都有坐在棋牌室聚赌的人。乡间没有娱乐设施,让农民如何打发闲暇时间?看电视?太单调。电影是早已不下乡了。除非某些人家因事特地去县电影放映公司联系放映,像八九十年代以前那样由乡、村政府组织放映的事不会再有了。看戏更是一件奢侈的事儿。曾经在冬闲时节村村能摆几台戏的日子,随着人员的外流,再也不可能重现。尽管现在经济条件比原来好得多,尽管现在识文断字的人比原来多得多,但似乎人民公社一解散,这种搞集体活动的心气,也随着制度一齐散去了。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基本一片空白。总不能让一群大老爷们儿在农闲时节窝在墙角边侃大山吧。那样的闲谝,恐怕只有老娘们儿才干得出,她们能让闲聊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说到底,还是风气变了,人心变了。要说农活,即使在农闲时节,地里也有的是事情可做,家里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得闲或雨雪天气才能腾出手来做,如整理茶园菜地,积农家肥草木灰,割猪草,修整农具……在我们的父辈正当壮年的年代,勤快的农民尤其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女主人,除了过年那几天,一年到头是没有清清闲闲歇着休息的时候的。农闲有农闲的事,农忙更不用说;天气好忙着去地里干农活,天气不好待在家里也有做不完的事。
现在,这些活计通通消失了。茶树的管理以打农药除草剂为主,哪里还谈得上修整茶园。农家肥这种有机茶必备好肥料,早已没人去下笨功夫积。猪草更是早就不割了。原来家家户户栏里都有两三头猪轮流出栏,有的人家还会多养一两头拿来“沽”,卖整猪挣点“积零为整”的钱。现在的人没那么勤快了,家家大多只养一头猪,也不要求养个两三年,一年就出栏。猪养得少需要的猪草就少,地里的菜叶子、红薯藤以及七七八八的蔬菜吃吃也就差不多了。图省事的人家甚至不养猪了,过年买点猪肉吃。至于修整农具,除了自家菜地需要时时打理,农具的使用已大为减少——除草剂代替了锄头,煤气代替了柴火,农具柴刀的损耗比原来少多了。缝补之类的活儿更是几乎灭绝,就算你肯缝补,那些爱美的人儿也断然不肯穿着补丁衣服上山干活。萧条的山村,如果没有常年开着的那两三个赌博点,日子过得还真无声无息。有了这几个点,加上无事站在旁边观看的闲人,山村生活,似乎有了一点生气。时常有赌鬼或手气特别差的人,他们的家属前来闹场,女的哭男的吼,人声喧哗,热闹非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赌场在乡村,有其存在的道理和价值。嗜赌,终归不是正常家庭该有的特征。于是,一些管不住自己、一被村里人喊叫就颠颠儿撸袖上桌的人,面对屡战屡败、钱哗哗出去的景况,只有横下一条心,出外打工躲避了事。这也算是不失明智的一种选择。
山村农民的这种萎靡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自主性造成的。因为生产有季节,所以忙时忙死,闲时如果个人没有点克制与追求,便很容易沾染坏习性;因为生产有自主性,所以一切生产和生活的安排全在每家每户。户与户之间因家庭成员尤其是户主的能耐、品性的不同,会产生极大差别。
勤快的农民干不完事,农闲也有农闲该干的事,懒散的农民就不一样了,每天的生活用徽州方言来说就是“歇歇混”,有不成器的就往赌博场上走。另一方面,这也与基层政府在乡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引导上缺位不作为有关。整个农村基本处于自我运转的自然状态,真正是做到了“村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