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文明的靠天吃饭、看天出工（指看天气晴雨、时令、节气等自然状况）的特性，决定了农民是一个散漫、自主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曾经也不自主、不自由。那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到80年代初期结束的人民公社时代。在那段时间里，有关生产的全部安排，事无巨细，都是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负责，农民只需按时出工。至于做什么，怎么做，一切都由生产队长决定。这是那个时代农业生产的普遍状况。农民被剥夺了一切自主权，除了自家的一点自留地和儿女的婚事可以自主裁决外，每个村庄，都像一个超级大家庭。大队书记就像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生产队长则是大大小小的管家，被称为社员的农民，则是一群负责出工不一定出力、只知耕耘难问收获的劳动力。中国的农村，曾经就是在这样的“大锅饭”政策下“养懒汉”。
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当包产到户刚刚开始实施时,失落的可能不仅仅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和“管家”，还有不勤劳懒动脑在生产队跟着大家混工分的农民。尽管这一政策解放了农民的手脚，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可以让日子比原来好过许多。对许多人来说，二十多年都是被管过来的，如今凡事都不用做主、混吃等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有点难以适应。尤其对许多社队干部而言,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风光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这种失落感某种程度上用“如丧考妣”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不适应也得慢慢适应，懒人也得从土里刨出自己的口粮。一辈子没扛过锄头、干过农活的大队书记上山做事去了。两三年过去了，大伙儿适应了各人事各人管，自家地自己理的单干生涯。这样子过了十来年，原来的穷底儿消化得差不多了。日子好过起来，沉渣烂泥又开始兴风作浪了。古人说“饱暖思淫欲”。在农村，淫欲没有太大市场。倒不是说农民都是正人君子，而是因为大家都是祖祖辈辈共居一村的乡邻，很多还是出了五服或没出五服的同族兄弟姐妹。这种事儿轻易没人敢招惹。乡村门户大多敞开，我家的后院挨着你家的前门，他家的房子与我家共用一堵墙。想乱搞男女关系，除了人品极为低劣或有自由身的鳏夫寡妇，一般人还真没有这个胆量。就是理论上有权利的鳏夫寡妇，也免不了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那种“道路以目”的神色，虽不像唾沫星子可以将人淹死，也够人受的了。毕竟村庄是自己生活的一方天地，整天生活在这种舆论环境中，若非心理及认知强大，生出的压抑情绪，早把那点偷情的快乐给抵没了。更何况，一旦做了被大家视为伤风败俗的事儿，不仅自己抬不起头，子女和父辈在众人面前都会没脸，甚至殃及亲人以后的婚事。这个代价，委实太大。
吃喝嫖赌，是人有了条件后容易走的邪路。但生活再好，吃喝风在农村也不盛行。估计对着自己汗珠子摔成八瓣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农民不忍将它糟蹋了变成粪肥吧。乱搞不行，吃喝不易，剩下的一点娱乐，就是赌博了。
赌博这种嗜好，如果沉湎其中，玩大了的话，任你是亿万身家也会玩儿完。近几年来，身家几十个亿的企业大佬因为嗜好赌博而败掉事业和家产的事件，已经曝光了多起。最近的一起，据称是浙江某个著名的地产老板。农村人的赌资与大佬们比起来当然是九牛之一毛——甚至连毛都算不上。然而，从资产比例来说，农村人嗜赌，有可能真的会走到只剩一条短裤，最后用一根绳子吊死自己才算了事的地步。在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里，我们发现赌博这种恶习解放前在农村一直存在，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政府强势涤荡污垢，才消失了。
改革开放后，这类恶习没有立即死灰复燃。被洁净的革命岁月改造了三十多年，乍一迎来宽松环境，大家都还不太适应。再说，兜里也没有几个钱，想玩也玩不起。80年代，农村人在农闲的时候，最热衷的娱乐是打牌——打“升级”或打“八十”。为了玩得兴味，男人们在玩的时候，会设一点小小的刺激——每把牌的输赢之间，用一支香烟作为赌资。一圈牌玩下来，玩牌的人面前，或多或少堆着一些散烟，作为输赢多少的体现。到了90年代，这样几乎没有刺激的玩法没有人来了。一元钱、两元钱的小“来来”（徽州方言，意为小小地玩一玩）流行起来。别看一把一两块钱，几圈麻将下来，输赢可能上百。这个时候，经济还没有大发展，几百元的支出还算是笔大开支。但这个数字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进入新千年以后，农村里的赌博风气越来越重。赌博不再是冬闲和春节期间的娱乐化活动，而是发展成一年四季都存在的一项常规事务。只要是闲暇时间，总有那么一些爱好者在固定的几个地方坐下来“酣战”。常常是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了家务。赌资也一年年往上涨，到了2010年以后，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村棋牌室玩，输赢之间，有时达两三千元。如果鏖战时间稍长，运气欠佳，也许一晚上会输掉上万元。前几年，这个金额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的纯收入。由赌博引起的家庭纠纷时有发生。有以赌博为业的“二杆子”（地方方言，通常指为人不靠谱）农民，无心向农，总希望能靠赌博发家。老婆实在无法忍受，只得以离婚脱身。有赌博输了好几万的农民，老婆到赌场去喊也喊不回家，性子烈的老婆，甚至拿出一张大额人民币当场撕碎。这些输了大钱的人回到家里，也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当爹的吵着要寻死，当妈的忙着去阻拦。闹剧过后，赌场依旧热闹，常年都有坐在棋牌室聚赌的人。乡间没有娱乐设施，让农民如何打发闲暇时间？看电视？太单调。电影是早已不下乡了。除非某些人家因事特地去县电影放映公司联系放映，像八九十年代以前那样由乡、村政府组织放映的事不会再有了。看戏更是一件奢侈的事儿。曾经在冬闲时节村村能摆几台戏的日子，随着人员的外流，再也不可能重现。尽管现在经济条件比原来好得多，尽管现在识文断字的人比原来多得多，但似乎人民公社一解散，这种搞集体活动的心气，也随着制度一齐散去了。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基本一片空白。总不能让一群大老爷们儿在农闲时节窝在墙角边侃大山吧。那样的闲谝，恐怕只有老娘们儿才干得出，她们能让闲聊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说到底，还是风气变了，人心变了。要说农活，即使在农闲时节，地里也有的是事情可做，家里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得闲或雨雪天气才能腾出手来做，如整理茶园菜地，积农家肥草木灰，割猪草，修整农具……在我们的父辈正当壮年的年代，勤快的农民尤其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女主人，除了过年那几天，一年到头是没有清清闲闲歇着休息的时候的。农闲有农闲的事，农忙更不用说；天气好忙着去地里干农活，天气不好待在家里也有做不完的事。
现在，这些活计通通消失了。茶树的管理以打农药除草剂为主，哪里还谈得上修整茶园。农家肥这种有机茶必备好肥料，早已没人去下笨功夫积。猪草更是早就不割了。原来家家户户栏里都有两三头猪轮流出栏，有的人家还会多养一两头拿来“沽”，卖整猪挣点“积零为整”的钱。现在的人没那么勤快了，家家大多只养一头猪，也不要求养个两三年，一年就出栏。猪养得少需要的猪草就少，地里的菜叶子、红薯藤以及七七八八的蔬菜吃吃也就差不多了。图省事的人家甚至不养猪了，过年买点猪肉吃。至于修整农具，除了自家菜地需要时时打理，农具的使用已大为减少——除草剂代替了锄头，煤气代替了柴火，农具柴刀的损耗比原来少多了。缝补之类的活儿更是几乎灭绝，就算你肯缝补，那些爱美的人儿也断然不肯穿着补丁衣服上山干活。萧条的山村，如果没有常年开着的那两三个赌博点，日子过得还真无声无息。有了这几个点，加上无事站在旁边观看的闲人，山村生活，似乎有了一点生气。时常有赌鬼或手气特别差的人，他们的家属前来闹场，女的哭男的吼，人声喧哗，热闹非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赌场在乡村，有其存在的道理和价值。嗜赌，终归不是正常家庭该有的特征。于是，一些管不住自己、一被村里人喊叫就颠颠儿撸袖上桌的人，面对屡战屡败、钱哗哗出去的景况，只有横下一条心，出外打工躲避了事。这也算是不失明智的一种选择。
山村农民的这种萎靡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自主性造成的。因为生产有季节，所以忙时忙死，闲时如果个人没有点克制与追求，便很容易沾染坏习性；因为生产有自主性，所以一切生产和生活的安排全在每家每户。户与户之间因家庭成员尤其是户主的能耐、品性的不同，会产生极大差别。
勤快的农民干不完事，农闲也有农闲该干的事，懒散的农民就不一样了，每天的生活用徽州方言来说就是“歇歇混”，有不成器的就往赌博场上走。另一方面，这也与基层政府在乡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引导上缺位不作为有关。整个农村基本处于自我运转的自然状态，真正是做到了“村民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