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ropolis
吉奥乔·阿甘本 /文
王立秋 /译
许多年前我和居依（·德波）有过一次谈话，我相信那是关于政治哲学的，直到说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居依打断了我说：“瞧，我不是哲学家，我是战略家。”这个陈述让我感到惊奇因为我过去一直把他看作一位哲学家，就像我把自己也看作一名哲学家一样，但我想，他想说的意思是，一切思想，无论它试图变的如何“纯粹”，普遍或抽象，都总要为历史和时间的符号/签名(signs)所标记，并因此而被捕捉并在某种程度上涉入某种战略和紧急的情况。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的思考无疑是普遍的，而我也不愿进入特定的各种冲突的主题，但我希望这些思考将打上战略的标记。
我要从对都市(metropolis)这个词庸常的词源学思考开始。你们知道，在希腊语中都市意味着母亲城(MotherCity)并涉及城市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奇怪的是，一个离开城市去寻找某个（新）殖民地的城邦(polis)居民被称为en apoikia：远离(distancing)/疏远(drifting away)家乡和城市（的人），而这一状态因此，就其与殖民地的联系而言，也就具备了母亲城的特征，即都市[1]。也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都市一次的这个意义依然通行，在今天它被用来表达家乡的都市领土与殖民地的联系。词源学提供的第一个有启发性的观察在于，都市这个词具有某种强烈的最大限度的脱位(maximum dislocation)和空间及政治非同质性的内涵，而这些正是定义国家，城市与殖民地三者之间关系的那种含意。而这，引起了关于当前通行的，作为某种城市的、连续统一的、相对同质的构造(fabric，直译即织物)的都市之观念的一系列的怀疑。[2]这是第一个考虑：把希腊城市定义为一种政治城邦模式的那种法权的平等(theisonomy)，被排除在都市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之外，因此，都市这个术语，在被转义以用来描述某种城市之构造的时候，也就带上了随之而来的这种根本的非同质性。所以我提议我们还是把都市当作某种实质上不同于传统的城邦概念中的城市的东西，也就是说，某种政治上和空间上的法权的平等。我建议用这个术语，即都市，来指称并福柯所定义的从旧制度的领土权力，主权权力向现代的生物权力——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治理性的——的转变过程中并生出现的那种新的城市构造。
这意味着，要理解都市是什么，就需要理解权力借以逐渐呈现对事物与生者的治理的特征，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权力借以逐渐呈现经济特征的那个过程。在十八世纪，经济就意味着治理，对生者与事物的治理。旧制度的封建体系中的城市，在于广大的领土权力的关系中永远处于某种例外的状态，它是citta franca，相对脱离于大的领土权力而自治。[3]因此，我要说，都市是在权力变成对生者与事物的治理的时候取代城市的装置(dispositif)或装置群。
我们不能深入权力向治理的转变的复杂性。治理不是支配和暴力，它是一种更为极间性(compolecx?)的配置，这种配置贯穿了被治理者的本性因此也暗示着它们的自由，治理是一种非超越而内在的权力，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永远是，就其特定的展示而言，一种并行/附带(collateral)的效能，某种起源于普遍经济却堕入特殊/个别的东西。[4]在美国的战略家门谈论他们不得不在严格意义上承担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的时候：治理总是具有这种普遍经济的图式，同时对个别，对主体，产生附带的效能。
回到都市。我的想法是我们面对的不是旧城市的发展或成长的过程，而是一种新的范式的建立，而这种范式的特征，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无疑，其主要的特性之一在于，存在一个从基于某个中心，一就是说，某个文化中心或agora的城邦模式，向一种新的都市的空间化——当然它也参与（被投入）了某种去政治化的过程——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一个奇特区域的出现，在此区域中，要决定何为私人何为公共是不可能的。
米歇尔·福柯试图对这种与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相关的城市空间的一些核心特征作出定义。根据福柯，这两种迄今为止一直泾渭分明的范式之间存在某种集合：麻风病与瘟疫。麻风病的范式清楚地基于排除，它要求麻风病人被“放到”城市“之外”。在此模式中，纯粹的城市维持了更为陌生的外在，大封闭(the grandenfermement)：封闭且排除。[5]瘟疫的模式与此截然不同，它引出了另一种范式。在城市染疫的时候，要把瘟疫的受害者移到城市之外是不可能的。相反，这种情况下，某种监视、控制和鉴别城市空间的模式被创造了出来。这些空间被分为多个地区，在每个地区内，每条街都被迫自治并被置于某个监督官的监视之下；没有人能出门但每天每个屋子都要被检查，每个居民都要受到管制，那里有多少人，他们死了没有，等等。这是一种（对）为监督官、医生和士兵所监视的城市领土的分区治理(quadrillage)。因此在麻风病人为某种排除的装置所拒斥的同时，瘟疫的受害者却通过一种（产生）区分和个体化（作用）并于此同时接合/表达控制与权力之效率的装置的复杂网络而被包围、监视、管制和治愈。
因此在麻风病是一种排除性社会的范式的同时，瘟疫则是一种规训技艺，将使社会经历从旧制度到规训范式之转变的技术的范式。根据福柯，现代性的政治空间是这两种范式的结果：在某个点上麻风病人开始被当作瘟疫的受害者来对待，反过来也一样。换言之，这里出现了一种监视、控制、个体化和规训权力之接合/表达向麻风病的排除与分离框架的投射，这样，情况也就变成了：通过把麻风病人当作瘟疫的受害者来对待而使之个体化、主体化并纠正（其作为）。因此这里存在一种双重的捕捉：一方面是疾病/健康，疯狂/正常等的简单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则是一系列复杂的技术与装置的分化型设置，而这些技术与装置，则（起到了）主体化个体并控制主体（的作用）。这是今天都市空间之普遍定义的第一个有用的框架，同时它也结识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那些有趣的东西：明确地界定边界、围墙、空间化的不可能性，因为它们是这种分化范式行动的结果：不再是某种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一系列复杂的，接合/表达性的、个体化的过程和技术。
我还记得2001年的热那亚：我想那是一次处理旧城市的历史中心——后者仍以古代的建筑结构为特征——实验，以便发现在此中心人们是何以能够突然地创造出不仅具备排除于分离功能，而且也服务于接合/表达不同的空间以及个体化空间与主题的目的的门和墙。这种福柯概要性地勾勒出大概的分析，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但在这里我想以指出并集中于另一个不同的方面，以这点作结。
我说过，城市是一种装置，或装置群。你们早先提到的那种理论是这样一种总结性的观念：即人们可以把实在分为，一方面，人与生灵，以及，另一方面，持续捕捉、紧握他们的装置。然而，定义装置的第三种基本元素，在福柯和我看来，是作为个体与装置之间关系，或corpo a corpo的那一系列的主体化的进程。[6]没有主体化进程就没有装置，谈论装置就必须面对主体化的进程。主体意味着两件事情：把个体印象承担并系于某种个体性和独特性的东西，但同时也是对某种外在的力量的征服。[7]不存在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主体化进程。
通常缺乏，但也是在运动中的，是对这种关系的意识，对每一次承担某种认同/同一性的时候，同时也被征服的意识。显然，这也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即现代的装置不仅是某种主体性的创造成为必然，而且也同等地必然导致去-主体化的进程。情况可能一直以来都永远是这样，想想今天我们还在经验的，塑造了西方主体性的忏悔（对罪的形式性的告解），或司法上的供认（或坦白）。忏悔总是在对某个主体的创造中同时也使对某个主体的否定成为必然，比如说在罪人与忏悔者的形象之间，很显然，某种主体性的假设与某种去主体化的进程是并行的。因此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装置的去主体化愈演愈烈，因此要辨认出它们创造的主题化进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都市也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在这里，一个巨大的主体性的创造（过程）正在发生。关于这点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多。在我说我们需要认识这些过程的时候，我指的并不是社会学或经济或社会的分析；我指的是对主体的行动能力/权力（力量）进行质疑的本体论的层级，或者说斯宾诺莎式的（分析）层级；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的是）在一主体借以以某种方式系于某种主体的同一性/认同的过程中，引起某种变化，使他/她行动力增加或减少的那种东西。[8]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知识，而这也许也是使我们今天见证的都市冲突尤其晦暗不明的原因。
我认为，与都市装置的对抗只有在我们参透/穿越那些都市以一种更为组织缜密的、更为深刻的方式使之成为必然的主体化过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因为我认为冲突的结果（输出）依赖于此：依赖于为达到那种我将称为不可治理性点(a point ungovernability)的阶段而在主体化进程上采取行动和干预这些进程的权力/力量。那不可治理者——在这里，权力会在其治理的形象中翻船——我设想的不可治理者永远是所有政治斗争的开端和路线。
由阿里安娜·波芙转录并英译自录音(http://www.globalproject.info/art-9966.html)
感谢全球计划，Uninomade e Marcello Tari提供此链接。
译自：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agamben4.htm
注释
[1]原文使用的是allontanarsi这个动词。
[2]Tessuto: 质料，布料，织物。
[3]Citta franc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是对封建税役的免除（franca=free即自由，这是一个很好的习语：farla franca，“离开它”）。
[4]Sicade sul particolare：落到……上单同时悬挂妨碍。
[5]这些思考可以在米歇尔·福柯1975年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说《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中找到，1月15日的第二次演说特别处理了这个问题。1975年演说的英文版已由Verso出版社翻译为The Abnormals出版(London: 2003)，法文原版由Gallimard(Paris: 1999)出版，而意大利文则为Feltrinelli(Milan:2000)出版。这是一部很棒的著作。
[6]有趣的是在英语中有头对头，脸对脸，却没有身体对身体。利维坦。
[7]Assoggettamento。
[8]常见的谜语：意大利语为capac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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