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海德格尔的道路
冯·赫尔曼
（海德格尔与冯·赫尔曼先生）
与哲学相遇是令人激动的事情，那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在我父亲的书房中。我出生在一个路德宗的牧师家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的牧师父亲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洪堡大学学习神学与哲学，并以关于黑格尔上帝概念的博士论文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上世纪初，至少在神学系，黑格尔的精神仍然具有生命力。在父亲的神学书房中，也有许多哲学的著作。我在里面阅读，那些不同寻常的语言与概念，那些透彻深刻的思想运动深深吸引着我。直到高中毕业，我决定以哲学为主业。1955年夏季学期，我的哲学学习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开始。
在讲授课（Vorlesung）上，我第一次听到了马丁·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并阅读了他的《存在与时间》、《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以及《演讲与论文集》。1956年的暑假，我和父亲在南黑森林距离托特瑙山村与弗莱堡不是很远的地方度过，便给海德格尔写了一封信，寄往他在弗莱堡的地址，向他介绍了我自己，并询问能否拜访。几天后，我收到一张托特瑙山村的明信片，海德格尔非常友好地在上面写道：“托特瑙山村，1956年8月17日。亲爱的冯·赫尔曼先生，感谢您寄来的书信。正巧，8月21日（下周二）上午11时，我会在圣布拉辛（St. Blasien）疗养院大厅，向在此养病的学生们作关于黑贝尔的演讲。您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到圣布拉辛来听这个讲座。之后，有机会可以交谈。致以亲切的问候，马丁·海德格尔”。
当时，我家住在东德的波兹坦（Potsdam）。海德格尔演讲那天，父亲与我的证件已经到期，我们必须返回东德境内，因此，我不能等到8月21日的讲座。但我一定要把握这次与海德格尔见面的机会，于是请求公寓中的一位客人，用他的汽车把我带往托特瑙山村。抵达后，我打听到海德格尔小木屋的位置。山村与小木屋周围的草甸已经收割完，可以从中穿过，直接爬到小木屋那里。我站在小木屋门前敲门，埃尔弗里德·海德格尔夫人（Elfride Heidegger）把门打开，我介绍了自己，说明缘由，并为突然到访道歉。海德格尔夫人请我进门，当我站在前厅的时候，海德格尔从他的“工作间”中走出来，微笑着向我问候。我真实地站在了《存在与时间》的作者面前，仿佛被闪电击中。我早已明白，这部著作可以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相媲美，而且我完全意识到，在我们的时代仍然生活着一位可以与康德和黑格尔相媲美的哲学家，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海德格尔坐在他“工作间”中那张简朴的书桌旁边，书桌挨着敞开的窗户，从窗户可以看到那口著名的水井。他让我坐在书桌的右边，询问我在东德的学习经历与生活环境。我们交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临别，他将与日耳曼文学家埃米尔·施泰格尔（Emil Staiger）关于默里克《咏灯》（Auf eine Lampe）的通信单行本相赠。这一切都是发生在1956年的8月份。自此，我定期与海德格尔保持书信往来，也定期前往拜访。直至他1976年5月26日去世，我们的私人关系保持了二十年。
一年后，1957年的夏季学期，我决定从柏林转到弗莱堡学习，并在海德格尔位于采林根的家中拜访了他，再次坐在了他大书桌右边的皮椅上。所有来访的客人都会坐在这个位置。他建议我，首先与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欧根·芬克（Eugen Fink）教授联系，跟随他完成学业。我欣然听从了他的建议，并在芬克教授的谈话时间介绍了自己。同时，我也参与了马科斯·穆勒（Max Müller）和伯恩哈特·维尔德（Bernhard Welte）的课程。1959年秋季，我与欧根·芬克教授谈及博士论文的写作。我想要研究海德格尔的思想，他建议我以“海德格尔的自我诠释”为主题。1961年初，我完成博士论文，并于冬季学期末在欧根·芬克教授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当年4月1日，芬克教授科研助手的岗位空缺，他指定我为新的助手。1964年，我的博士论文成书出版，我手写献词，送给了海德格尔。此后，我在他的书房中看到了我的博士论文，而且发现，他仔细阅读了这本书，用黑色的笔做了许多记录。 随后几年，欧根·芬克拜访海德格尔，他向芬克谈及想在将来委派我做他私人助手的事情。欧根·芬克向我描述了他与海德格尔的这次谈话。1972年，当我作为私人讲师已经在弗莱堡大学开始授课的时候，在一次拜访中，海德格尔问我能否每周去他那里处理一些工作。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提议，并且知道，从此我将可以在海德格尔的近旁，与他一起工作。
此后，每周五下午，从15点到19点，我会出现在海德格尔的家中。这时候，海德格尔已经布置了新的书房。他通常是半躺在书房中的沙发椅上，我面对他，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他首先问道：“小家伙怎么样？”这个“小家伙”指的是我当时九岁的儿子，现在已经是柏林工大的文学教授。海德格尔会为我准备好一张手写的工作便条，并事先与我详细讨论该怎么做，比如我的一项工作便是用海德格尔夫人那台不大的打字机写一些书信，之后他再签字。他也会给我一些作者赠送的书籍，委托我阅读，并按照他的意思写回信。我将这些书带回家中，读完后草拟回信的内容，下次拜访时再由他签字。工作便条上也会有些其他的任务，比如从大学图书馆借一本书，购买书桌上的用具，处理来电，购买保罗·塞尚（Paul Cezanne）的画册，比如影印各类零散的手稿，委托装订工人马科斯·布克（Max Buck）按照既定的样子为手稿的收纳制作封套。当然，不时也会有些紧急的情况，海德格尔会直接给我家中打电话，请我去处理，或者让我尽快到他采林跟的住处去一下，他要给我什么东西或与我讨论什么事情。总的来说，这些任务不需要很大的工作量就可以完成。
1973年10月，我们决定出版海德格尔的全集。除了上面提到的任务外，每周五的下午，我还需要把手稿的机打副本分类整理。为此，我选用不同颜色的文件夹：已经完成编录的讲授课用红色文件夹（全集第二部分），编录的论述文稿用绿色文件夹（全集第三部分），编录的记录与笔记用黄色文件夹（全集第四部分）。这些文件按照我编录的次序保存在马尔巴赫（Marbach）的德意志文献馆。1974年秋季，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克劳斯特曼出版社首次宣告了全集的出版。海德格尔委托我设计了宣传册。为此，全集的第一部分，即已经出版的著作需要重新汇编。海德格尔有许多小文章也需要编入各个文集。他同样将这份工作委托于我。我提交了编选的方案，他完全同意，没作任何修改。至于那些还没有用打字机整理出来的手稿，首批出版计划暂时无法顾及。之后，赫尔曼·海德格尔先生（Hermann Heidegger）和我在马尔巴赫的文献馆工作多年，才把所有遗稿筛选出来，分配到各个部分的各个卷本中。
我成为海德格尔全集的主编。从1973年到1976年，海德格尔为全集的编辑出版向我提出许多书面和口头的嘱托，表达了他的遗愿。在我自己的书中，我把这些嘱托称为海德格尔的“遗嘱”。对于全集的出版顺序，他有两点明确的要求。第一点，首先并且同时出版全集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要把他自己书中的边注加进去，第二部分要从马堡时期的讲授课开始。海德格尔把马堡时期的讲授课看作《存在与时间》的充分准备。基于这些讲授课的记录，人们应当重读《存在与时间》。从1919年到1923年的早期弗莱堡讲授课，也就是他做讲师时期的讲授课记录不应过早编入全集，而应在晚些时候编入。海德格尔认为马堡时期的讲授课要比早期弗莱堡讲师时期的讲授课更加重要。但这些早期的记录，我们当时已经读了很长时间，也非常清楚，马堡时期的讲授课在讲师时期的讲授课那里拥有决定性的开端与过渡。第二点，尚未出版的全集第三部分要在第二部分之后出版，他也明确指出，《黑皮书》（即现已出版的第94至97卷）要在全集所有著作的最后出版。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从1931年开始的《黑皮书》伴随着海德格尔的讲授课与讨论班，尤其伴随着存在历史思想的文稿，并且有所补充。这意味着，若要理解海德格尔不断添加到《黑皮书》中的那些或长或短的记录，只有同时或者事先对他的讲授课记录与手稿有所思考才可以，而不是相反，好像《黑皮书》解释、说明了讲授课与手稿的内容，后者通过前者才能理解似的。现在的遗稿管理者与全集的出版社并没有尊重海德格尔出版《黑皮书》的遗愿。这令人遗憾，因为人们过早开始了《黑皮书》的讨论，早于它的作者所希望的时间。
海德格尔曾经向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愿：《黑皮书》在全集的最后出版，在出版前，我不要读它，而且这些笔记不要由我亲自出版。因为他在这个文本中表达了对基督教的看法，他考虑到了我牧师家庭的出身，也知道我作为基督徒的事实。然而，《黑皮书》由皮特·特拉夫尼（Peter Trawny）出版却造成如今的难堪。在我的支持下，他被选定为《黑皮书》的编者，而且在他开始编辑工作之前，相关的副本与复印件就早已交到他的手中。在他完成《黑皮书》第一卷的编辑工作时，我认为他在品性上诚实认真、可以信赖，并以各种方式支持他成为所有《黑皮书》的编者。但他竟有意借助不实的谣言和扭曲的事实为自己获得世界公众的关注，引起公众对海德格尔的指责，并在德国、在全世界获利。当时若由我出版，或许不致如此。但海德格尔不希望由我编辑出版他的《黑皮书》，这并没有令我失望，反而令我感到高兴，因为他尊重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及我的信仰。
当然，我既不掩盖，也不支持海德格尔在《黑皮书》中与犹太人相关的十四条记录，而是把这些记录放到他的思想中来看。在这些记录中，海德格尔提及世界犹太教（Weltjudentum），首先是指金融的、经济的犹太教，亦即对金融和经济的操控。这由计算思维规定。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计算思维不只是世界犹太教的特征，同时也是当今人们所处其中的现代的特征。自近代以来，这样的现代特征和世界关系就已非常明显。他或许也会把美国的银行世界算作“世界犹太教”，并同样加以批判。海德格尔涉及犹太批判的段落属于他对现代世界的存在历史批判。现代世界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一切领域的存在者从存在的真理连根拔起。海德格尔的这些言论远非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偏见，那将愚蠢至极而且应受指责。但皮特·特拉夫尼作为《黑皮书》的编者在世界范围内肆意宣传海德格尔及其思想的反犹倾向，这是哲学史上罕见的耻辱。他已不再是真诚地从事哲学。
我作为海德格尔的私人助手在他身边工作了四年，我们具有非常美好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他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允许我在他的身边一起工作。十六年来，他对我已经非常熟悉，知道我关于他的博士论文，也知道欧根·芬克对我的评价。每周的工作拜访，我们主要谈论哲学的事情。他也总是询问我授课的进度。在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后的第一学年，我的讨论班正是以《存在与时间》的解读为中心。他把我们关于我“《存在与时间》讨论班”的对话称作“讨论班的讨论班”。对于政治和时局，我们谈的很少，如果有，也只是点到为止。海德格尔在他的思考中、在《存在与时间》中、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根本上已经远离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反犹的思想。仔细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完全清楚明确的。早在我作为哲学的初学者在柏林读到他的著作时，便已知道，他的思想运动单纯保持在纯粹的领域，其不仅涉及传统的存在概念，也关于由他重新筹划的存在概念。这也正是吸引我、令我着迷、让我钦佩的地方。凭借精神的目光，我清晰地觉察到，在海德格尔那里，西方总体的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传统以及从属其中的所有问题均已得到了发展，而且在海德格尔那里，西方传统到达新的位置，获得新的基础。美好的、纯洁不含杂质的相互信任由友谊的精神规定。当然，信任关系的双方并不是对等的：他是高耸的创造精神，我是年轻许多的新手和学习者。我对海德格尔自始至终心存敬畏。这让我走近海德格尔的道路不致过近。
从海德格尔那里，我接受了他最为重要的洞见：自巴门尼德以来的存在问题能够而且必定被思考为对无蔽（Unverborgenheit），也就是对存在的真理的追问。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所有分支均是从此本源的经验而来。在此，人们可以看到他最伟大的思想遗产：人作为人应当在世界中承担其自身与大地的拯救。尤其在当今技术化的时代。
后记
2017年9月，冯·赫尔曼先生在给意大利青年学生梅奥·洛伦佐（Meo Lorenzo）的回信中详细描述了他跟随海德格尔学习、工作的经历。在一次交谈中，我问及过往的故事，他把这封长信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复印件赠予我，并允许我编译成汉语。我问他应当用怎样的标题合适，他想了想说：“这是我走近海德格尔的道路”。编译过程中，删去了一些不便公开的私人信息，调整了部分段落的行文顺序，但最难处理的，还是冯·赫尔曼先生在讲述《黑皮书》部分时对皮特·特拉夫尼先生言辞激烈的批评。考虑到国内终将会像欧洲那样讨论海德格尔的《黑皮书》，故保留这一部分的内容，不作任何修改。当人们不从预设的立场出发，不去预想应有的结果，或可从文本自身所呈现的内容中获得评判的尺度，而最后保留的问题仍然是如何评价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哲学历史上的意义，以及如何揭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地方”。就此而言，冯·赫尔曼先生自始至终没有辜负海德格尔的信任。
弗莱堡大学哲学系 庞昕
2019年3月10日于弗莱堡南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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