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论界，斯威登堡(E.Swedenborg，1688-1772)基本上无人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宗教学家、神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唯心主义者。对斯威登堡的无知，必导致对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应和论(Correspondances)美学及蔓延了全球的象征主义(Symbolism)文艺运动和思潮在理解上的偏差。有人知道波德莱尔的“通感”、“诗乐相通”等观点，没错，但那只是应和论美学之皮毛——有关文艺的看法而已——而并非其深层意蕴。其实，具有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意味的斯威登堡通灵术，才是应和论最重要的根柢，也是波德莱尔试图通过揭示现实世界之恶并进行审美救赎的一种思考方式。因此，不懂斯威登堡就不可能理解波德莱尔。
（图为斯维登堡肖像）
斯维登堡在波德莱尔艺术评论中出现频率并不高，但影响却是根本性的。在《论维克多·雨果》中，波德莱尔提到了斯威登堡。他说：“灵魂更为伟大的斯威登堡早就教导我们说——‘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 ”这是波德莱尔老老实实说明自己应和论来源的一段话，应认真对待。
在波德莱尔心目中，斯威登堡不是作为一般理论家，而是作为导师身份(“教导”)出现的。波德莱尔的意思是，聆听斯威登堡的教导应像聆听上帝福音那样虔敬、那样严肃才行。比较一下照耀、孕育并催生了波德莱尔应和论美学的三个精神太阳——傅立叶、拉瓦特和斯威登堡，就能发现，波德莱尔对他们虽都很敬重，但唯独把斯威登堡当导师看。客观地说，傅立叶宇宙论对波德莱尔应和论美学可能具有更根本、更基础的作用，但在波德莱尔眼中，斯威登堡却享有更多尊重。这可能和波德莱尔的宗教情结有关，也可能和他对父亲(教士)的爱戴有关。
在这段话中，“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直接来自斯威登堡《听到和见到的天堂地狱》第59节。而“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则是斯威登堡通灵术的核心和哲学基点。
从思想史角度讲，波德莱尔对斯威登堡的着迷是对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传统的继承。斯威登堡超验主义哲学和通灵术理论对波德莱尔的启示是，宇宙在总体上可以被看作一个“很伟大的人”。这样，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等一切，便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互有联系并互相发生影响的有机体存在。宇宙是有机的，也是应和的。大到星球小到细菌微粒，坚硬如铁或柔弱似水，一切固体的与液体的事物⋯⋯都存在于同一个宇宙。它们是同一有机体的各个成分，所以它们是相通的、应和的。人的肉体是有机的，所以各种器官之间也是相通的、应和的。人的精神也一样。各种感(知)觉、情感、意志之间是相通的，也是应和的。按照这一思路，与人的感(知)觉、情感、意志发生关系，并奠基于其上的各种艺术，也无一不是相通的、应和的。
斯威登堡这种视“天”为一个“很伟大的人”，并强调宇宙之中不同性质、不同形状、不同层次事物之间都相通(即“相互”、“交流”、“应和”)的观点，事实上，就是波德莱尔应和论美学的宗教学和哲学基础。换言之，波德莱尔应和论美学(最早以同名十四行诗《应和》出现于诗集《恶之花》)，若从思想史角度看，就是对上述斯威登堡超验主义哲学和通灵术的一种发挥，一种艺术式再现。在波德莱尔《应和》诗中，所谓应和就是指感应、相通，有应有和、一应一和。波德莱尔认为，整个宇宙、人类社会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间，人的各种感觉之间，万事万物与人的感觉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各种艺术形式之间，都是相互感应的、相通的。由于所有感应在波德莱尔看来都发生在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中，所以哪里有应，哪里就有和。
在欧洲美学和文艺理论史上，不少学者都看到了斯威登堡超验主义通灵术对波德莱尔的影响。英国文艺理论家查德威克在讨论超验象征主义问题时，不但指出了波德莱尔与斯威登堡的联系，而且还将他们的共同渊源锁定在中世纪基督教和古希腊柏拉图(Plato，前427—347)那里。查德威克说：“这种存在着一个超验尘世的理想世界的观念，曾被18世纪哲学家斯威登堡通俗化。当然，这种观念至少可以上溯到柏拉图，而且曾在基督教中发挥过作用。”笔者有必要补充一句，查德威克讲得还不够。作为通灵术理论基础的超验主义哲学在欧洲思想史上非常辽远，在柏拉图之前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21—1)学派的哲学中，已有萌芽。毕达哥拉斯认为，现象世界源于“数的世界”，而“数的世界”其实就是对现象世界的超越。尤须注意的，是查德威克提及的另一点。查德威克说，波德莱尔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诗达致超验世界的，但其思路却延续着神秘主义逻辑。这就是说，波德莱尔虽希望读者采用象征诗的路径进入超验世界，但要求正视现实世界并与之对比的目的是一致的。还有，美国当代批评家韦勒克(R.wellek)《近代文学批评》第4卷谈及波德莱尔时，也提到了与斯威登堡的联系。韦勒克说：“波德莱尔相当熟悉他之前的斯威登堡和圣—马丁(S-Martin，1743—1803)的那些理论。”
斯威登堡是瑞典新教路德宗虔诚派神学家，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斯威登堡出生介于牛顿(I.Newton，1642-l727)与康德(Kant，1724-1804)之间。比前者小46岁，比后者大36岁。与拉瓦特一样，斯威登堡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然而却是欧洲重要思想家之一。
有关斯威登堡的中文资料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云，斯威登堡1688年生于斯德哥尔摩，就读于乌普撒拉。读书期间精研过各种自然科学，特别对牛顿代数和天文学情有独钟。斯威登堡171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写过机械学、采矿学和矿物学著作，因而声名鹊起。如果从网上搜索，还可发现，斯威登堡曾周游英、法、德、荷等国，并被选为俄罗斯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斯威登堡是17-18世纪之交的思想巨人之一，其才能表现在各个方面。斯威登堡曾富有创造性地提出的“星云假设”理论，后来被康德完善为“康德一拉普拉斯(P.S.Laplace，1749-1827)”体系。斯威登堡设计过能在空中飞行的船，在海底航行的艇。他还找到一种个人在地球上确定经度的方法，并发表过关于月亮直径的论文。斯威登堡在担任瑞典皇家军事工程师期间，甚至设计并制造了一种可挪移几十公里的军事设施。
像那个时代其他思想巨人一样，斯威登堡是一个矛盾体。其哲学思想既包含科学成分也具有超验主义内容。斯威登堡是宗教学家，却严厉反对禁欲主义，认为禁欲将导致人类的全面委顿和无能。斯威登堡坚决主张，应保护人的情欲并允许自由宣泄。斯威登堡还认为，耶稣之牺牲并非是为人类而只是为自己，他由此完成了由人到神的升华。又说，耶稣作为神，有一个渐进的时间过程，他的每一次受难经历都是一次人性消退和神性增长的环节。这些言论，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通灵术是建筑在超验主义哲学之上但又颇具实践性的一种理论。
作为宗教哲学家，斯威登堡无法排除上帝的存在，所以其理论常常挣扎在“人/神”交界处。通灵术就是这么一种力图在“人/神”之间建立相通、应和关系的理论。
斯威登堡是一个非常认真和执着的学者。1734年，斯威登堡出版了3卷本《哲学和逻辑学著作集》。其中，斯威登堡努力运用自己对解剖学、物理学、代数学、化学的非凡理解，试图找到灵魂和肉体相交接的准确位置。顺便说一句，斯威登堡“人/神相通”论，其依据来自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其逻辑次序是，既然人是上帝按照自己形状创造的，那么，如何从科学(解剖学、物理学、代数学、化学)层面来证实这一点，并找到灵魂与肉体、人之灵与上帝之灵的具体交接处，进而观察彼岸超验世界与此岸现实世界的关系，就应该是宗教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应该是所有学者念兹在兹的任务。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思想史上寻找灵魂寄居处的“科学”活动不绝如缕。其积极意义是，它后来导致了心理学的出现。必须说明，在寻找灵魂寄居过程中，斯威登堡并非绝无仅有的个案。据英国新近出版的《达·芬奇传》载，达·芬奇(L.D.Vinci，1452-1519)也这样干过。达·芬奇把“触角”伸得更远。他试图借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有关“共通感”的假设，用解剖学来确定灵魂的实际坐标。
1745年，斯威登堡宣称自己变成了“通灵人”，可以往返此岸现实世界与彼岸超验世界。再往后，斯威登堡开始用语言记录自己往返这两个世界的见闻。这些记录，后来被他结集为《天堂的秘密》、《听到和看到的天堂地狱》等著作。这些著作主要阐释“通灵”问题，由此成为超验主义哲学和通灵术的武库。
（《听到和看到的天堂地狱》，也译作《天堂与地狱》）
何谓通灵?在斯威登堡看来，“通灵”由灵、灵界和通灵三个部分组成。所谓灵，即亡灵，也就是人死后的灵魂。灵界，指由亡灵组成的世界，即阴间、彼岸超验世界——一个古往今来所有亡灵在等待上帝末日审判之前所处的特殊世界。通灵，即此岸生者与阴间、彼岸超验世界的亡灵进行交往与沟通。所谓通灵术，就是通灵理论落实到方法论(“术”)层面的一种技术。斯威登堡认为，灵界虽不能由人类经验所达致且与人类认识无关，却是实存的，因而它是一个超验的存在，即，一个超越于经验却实存的世界。
对常人来说，此处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人未死之前是灵肉合一的，其灵魂被束缚于肉体，那么，生者怎么可能进入超验世界并和亡灵沟通呢?但对斯威登堡来说，这个问题好解决。从超验主义哲学出发，斯威登堡认为，生者虽活着，但灵魂可以出窍，离开肉体游荡于冥冥的超验空间，与亡灵沟通。斯威登堡知道这种说法的纰漏和危险性，很容易被那些孜孜圪圪纠缠于经验事实的人问倒，所以接着指出，通灵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只有极少数经过修炼且掌握了这种技术的人(如自己)才行。
按斯威登堡的说法，具有通灵能力并掌握了通灵术的人是很方便与亡灵交流的，因为你一旦起意想到某个灵，他马上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不受时空限制。在《天堂的秘密》、《听到和看到的天堂地狱》中，斯威登堡描述了自己在清醒时所看到的各种幻象，也描述了与亡灵的交流过程，以及灵界的各种现象。由上可知，超验主义哲学在斯威登堡这里，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可以用于实践的技术。
斯威登堡通灵术在欧洲影响很大，也一度盘踞了青年哲学家康德的头脑。康德在从事三大批判之前，不但认真思考过通灵术，甚至沉迷其中。
据阿·古留加(1921-)《康德传》载，斯威登堡不仅在著作中长篇累牍地描述了自己往返此岸现实世界和彼岸超验世界的经验，描述了与亡灵沟通的细节和经历，还将它应用于生活实践。18世纪50年代一天，一个珠宝商人向荷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的遗孀索取其丈夫定制的一套银质茶具的款项。该夫人确信丈夫(已过世)付过款了，但就是找不到收据。她很着急，便请斯威登堡帮忙。3天后，斯威登堡应邀赴该夫人的茶会，宣布说他已经和亡灵交谈过了，款项在死前7个月已付清，收据放在某个橱柜。夫人说那个橱柜检查过了，是空的。斯威登堡回答说，按她丈夫(亡灵)的说法，抽掉左边抽屉，再拉开里边一块板，那里有一个暗匣，其中便放置着收据和其他绝密文件。所有在场的人来到现场，按斯威登堡方才说的去做，果然找到了那张收据。此事曾使康德着迷。
还有一件事，时间、地点都很确定。那是1756年9月底，斯威登堡在距斯德哥尔摩50英里的一个商人家做客，忽然脸色煞白，说斯德哥尔摩发生大火。一会儿，他说大火已烧到朋友家里，正朝自己家蔓延。8点钟左右，他忽然高兴地大叫起来：“感谢上帝，大火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被扑灭了！”几天以后，从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个信差，带来有关火灾的信息，居然与斯威登堡所说完全一致。此事亦让康德着迷。
中年以后，康德与斯威登堡逐渐划清了界线，也曾借助于《视灵者(通灵人)的幻想》(1766)对其做过嘲讽和批判，但青年时代却不是这样。据古留加说，青年康德对斯威登堡“兴趣如此之大”，“以致于宁肯忍受饥寒，也要从那微薄收入中挤出钱来”，从伦敦订购斯威登堡8卷本著作《天堂的秘密》。
有一件事令人惊愕。它已超出好奇和兴趣范围，使康德进入了沉迷。据古留加说，火灾事件后，康德一度打消了对斯威登堡的所有疑虑。“有一段时间，康德对上述两件事的可靠性毫不怀疑。”一位名叫科诺勃洛赫的小姐写信，请求青年哲学家康德对如上事件做出解释。康德回信时，仍把这两件事当成完全可靠的事实加以转述。此信落款日期已无法辨认，在《康德全集》中，被系于1763年。但据鲍罗夫斯基考证，它写于1758年——正是青年康德着迷斯威登堡时期。为此，古留加评论道：“对于康德起初相信灵魂存在这一点，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视灵者(通灵人)、催眠术者、炼金术者在18世纪比比皆是。”
幸运的是，康德后来清醒了。在《视灵者(通灵人)的幻想》中，康德自我解嘲道：“也许有人会问，是什么动机促使我去研究这种无聊的琐事，这等于是在继续传播荒诞的故事，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是很难去听它的，更不用说还把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放到哲学研究著作中⋯⋯”又说：“愚蠢和智慧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不清，以致由于在其中的一条道路上走的时间太长了，也难免有时会沾着另一条道路的边。”可见，康德并没有讳饰自己曾着迷于斯威登堡通灵术的事实。
波德莱尔对斯威登堡感兴趣，也是关于通灵方面的言、行等。确实，如果连康德这样的哲学家都不能免俗，又怎么能责备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呢?从今天所能找到的证据看，波德莱尔与斯威登堡通灵术理论发生关系，开始于他吸鸦片、大麻并接触巴尔扎克、戈蒂耶之时，但直接阅读斯威登堡的时间，大概在25岁(1846)左右。
1842年，波德莱尔自作主张，中断了继父和母亲指定的远航，在毛里求斯留尼旺岛大胆下船，同年2月15日返回巴黎。由于和继父关系恶化，也由于已成年的他再也无法忍受家庭束缚，所以波德莱尔带着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约10万金法郎)过起了浪荡生活。1843年6月，波德莱尔住进豪华的皮莫丹旅馆，饮美酒、泡美女，甚至吸食大麻。在兴奋剂刺激下，各种奇异梦境、幻觉以及超现实景象联翩而至，波德莱尔从中发觉了互不相关的事物与形象之间的神秘的相通、应和关系。从法国学者皮舒瓦(Pichois)和齐格勒(Ziegler)合著的《波德莱尔传》中，可以发现，波德莱尔是“在梅纳尔那里首尝绿色、果酱状的大麻的”。这种异常体验，应是波德莱尔接近斯威登堡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波德莱尔极其佩服巴尔扎克，并混迹在以戈蒂耶为首的一群狂放文人之中。中国人只知道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作家，但在法国文学史上，巴尔扎克同时也是一位斯威登堡主义者。而戈蒂耶则是法国文坛另一位狂放的、愤世嫉俗的唯美主义耆宿，还是波德莱尔经常光顾的“吸大麻者俱乐部”的创办者。巴尔扎克曾用多部作品(尤其《塞拉菲塔》)演绎过斯威登堡的超验主义哲学和通灵术，造成极大轰动。戈蒂耶则以极具“实证性”和煽惑性的《吸大麻者俱乐部》(1846)一文震撼了青年艺术家，还经常把不同感觉造成的不同印象叠印成种种奇妙形式，镶嵌在自己诗中。波德莱尔经常和巴尔扎克、戈蒂耶接触，并热情阅读其作品，深有同感。后来波德莱尔评论巴尔扎克，说：他“是一位洞察者，一位充满了激情的洞观者⋯⋯他的所有故事都深深地染上了梦幻的色彩。”“洞察者”在法国俗语里，就指“能看见反映事物本质的幻象的人”。波德莱尔也极钦佩戈蒂耶关于听觉与视觉相通、声音与色彩相连的作品及艺术见解。在一篇专门评论戈蒂耶的论文中，波德莱尔赞美说：“全世界的人都会羡慕我们有了他(戈蒂耶)。”
由兴奋剂引发的异常体验，以及对巴尔扎克、戈蒂耶的推崇，强化了波德莱尔对斯威登堡超验主义哲学和通灵术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斯威登堡逐渐成为波德莱尔的精神导师。在《波德莱尔传》中，可找到波德莱尔苦读斯威登堡的蛛丝马迹。该书记载了尚弗勒里(Champfleury)一段回忆。尚弗勒里亲眼看见波德莱尔腋下夹着斯威登堡的书，还对前者说：“无论哪种文学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斯威登堡平起平坐。”这话非常确凿！尚弗勒里是波德莱尔诤友之一，有几年时间，他们“每天12小时都在一起”。另外，波德莱尔26岁(1847)发表的中篇小说《芳法尔罗》也提到，“萨缪尔·克拉姆(作品人物)桌上有两本权作烛台使用的书，其中一本就是斯威登堡的。”这显然也是波德莱尔自身生活之写照。由此可见，波德莱尔对斯威登堡痴迷和倾倒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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