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哲学家称自己除哲学外从未想过别的什么，也有一些哲学家是从外行后入哲学的。那么，哲学是如何吸引您的？
这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我学习的时候，没人会想着要成为哲学家。人们为了体面的工作，例如律师、医生、教师、牧师、工程师而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都是边缘化的。就像人们不会说：我选择小说家的职业。这几乎不可想象。但我还就是选了哲学。我入门了，哲学也不放过我。准备阶段是在中学。那时有一个工作小组，我们读一点海德格尔，主要也读柏拉图。这就打上了印记，然后我就无法自拔了。
您上的是人文主义高中，那里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课显然一贯受到哲学的强烈影响。
确实如此。高考时我选的题目是《高尔吉亚》，希腊文的。那时，我对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都很熟悉。语言层面也是如此。
那时是不是也有主修和辅修的区分，后者指的是补充性的专业？
有工作小组。哲学只有作为工作小组，而不是作为普通专业。
您的学习时间乃是50年代。那时的哲学气候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50年代的大气候是相当复辟性的，许多东西都按照古老的传统重新制作了，且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几个大选项都不够引人注目：实存哲学，包括海德格尔，夹杂着一些萨特的戏剧艺术和自由狂热。此时萨特还在禁书目录上。那时这还是起作用的。其背景乃是克尔凯郭尔，顺便说一下，我那时读的更多的是克尔凯郭尔。我在第一个学期就买了《存在与时间》，但这本书并没有怎么令我激动。毋宁说，这是一本教科书。一本时髦的教科书。相反，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日记》有魅力得多。实存哲学在此被推向极致。我始终觉得这种形式是有趣的，克尔凯郭尔被我看成一个伟大的作者。而整个实存哲学也有雅斯贝尔斯的成分：其背景是“责任”……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点是与尼古拉·哈特曼有关的新经院哲学。发挥作用的是实在论。就我的回忆而言，我当时确实没怎么理解，实在论指的是什么。有一辆车停在街上是“现实”的，这至多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里根本不需要什么宏大的认识论建构。而整个实在论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被胡塞尔所完全修正了……
最后，还有来自维也纳的实证主义。对此人们提的并不多。或者，从反面来讲：在我上学时期完全没有影响力的作者，包括维特根斯坦和梅洛·庞蒂。阿多诺也只是少数人的对象。当然了，总是有些地方情况是不一样的，但在慕尼黑这样一所伟大的大学，重要的就是这三个潮流。作为学生，我们都不是特别着迷。
说到阿多诺，在那段时间，也就是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是海德格尔的反对者。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选项吗？对您来说有意义吗？
海德格尔，我读的更早。而我开始读阿多诺的准确时间，我已经忘了。或许是《否定的辩证法》？不，这是60年代才出版的。我第一次听阿多诺是在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当时他讲授的其实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一章。但那时我已经受到梅洛·庞蒂和法国现象学的影响，就觉得他讲的东西年代错乱，与当时毫无联系。讲座的主持人是明特（Minder），一个来自阿尔萨斯的日耳曼学学者，在主持人介绍完毕后，阿多诺就开始用他动人的假音用法语讲起来，这高亢的风格，总是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在他前面坐着伊波利特（Hyppolite）、梅洛·庞蒂和让·华尔：这些人懂得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所有事情。然而，阿多诺直接把这整段历史都跳过了，只讲了实存论存在论。他援引了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这个演讲却是17年之后进行的。毫无关联！我感觉，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古老的德国传统，顺便说一下，这也被哈贝马斯在法兰西公学院所继承。
比如，我很及时地读了阿多诺的《文学评论》。在60年代的副刊中，阿多诺是如此时髦，以至于到处都能碰到他。他的“胡塞尔书”我并不觉得那么值得推荐，但后来我这么告诉学生：可以读一读，不过要先读胡塞尔……我曾经在科隆的胡塞尔档案馆做一个演讲，其中也讲了一点阿多诺。后来我没有再重新公开这个演讲，它对我而言显得太黑格尔了。尽管如此：那时我还是把胡塞尔和阿多诺联系在一块。以这种方式来搞现象学，是别具一格的。在法国并非如此，而在德国，我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当作支撑，将现象学从其非政治的漏洞中解救出来。因此阿多诺我读得相对很多；还有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出版的时候，人们还将其作为批判理论来阅读。其实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迄今为止，无论是从实事来看，还是从个人影响来看，较之新出的东西，现象学与早前的批判理论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早前的批判理论也有一个非常厚重的经验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和胡塞尔、柏格森很接近。他们将经验和美学放在一起思考，事实上，这适用于整个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其背景是本雅明。而这也导致了其与现象学极为相近之处；与后来的语用学相比，它要更为接近现象学。
您在巴黎听过梅洛·庞蒂的课，在您的著作中他的痕迹几何到处可见。您可以谈一谈他对您的意义？
他引领我进入了某种我自身能够且愿意从事的哲学。这意味着：我之前已经对哲学有所了解，但我并不觉得从事哲学是幸福的。它不是我能够正确呼吸以及在当下感受自身的地方。这时梅洛·庞蒂出现了。这简直是一个突破。通往他的道路听起来有点像奥古斯丁所说的：“拿起来，读吧！”（tolle, lege）
事情相当偶然。在那时的德国，梅洛·庞蒂几乎是无名之辈。只有一篇关于梅洛·庞蒂的论文，正是由我的老师库恩（Hermut Kuhn）所写的，他放眼于世界，知道得很多。但这篇文章是十分具有批判性的。批判的原因包括整个黑格尔-马克思背景，政治的视角以及其它很多东西。但库恩说：“如果你在博士毕业后愿意为此书给《哲学评论》杂志写书评……”我翻了翻书架，找到了威尔汉斯（Alphonse de Waelhens）的《实存与意义》。我之前根本不认识这位作者，这是一位来自卢汶的梅洛·庞蒂的追随者。我完全不认为，这些文章尤其重要。但对于那时的我而言，却是第一次遇到了我们可以借助梅洛·庞蒂所做的一切。这是一种开放的哲学。
我一再前往巴黎，最终是为了在梅洛·庞蒂那里进行研究工作。于是我听了他生前的最后几门课。简直令人震撼，这是一种完全脱离教条主义的哲学，和我在战后德国所遇到的完全不同。这真是一种向文学、政治和艺术敞开大门的哲学活动。同时我也发现了普鲁斯特，我在德国也未曾听说过他。还有向各种科学的敞开。就算是关于德国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有许多也是我由此而首次得知的。
也就是说，梅洛庞蒂为德国读者开启了某种视角？
诚然。但当法国人解读海德格尔或者胡塞尔时，这两位作者却完全是另一幅模样。在德国，胡塞尔被当作一个认识论者而加以探讨，他的问题是明证性，这是一种19世纪的哲学，和笛卡尔完全无关。这样大家都跑到海德格尔那里去了，因为海德格尔哲学不是单纯的认识论。然后，在实存论的上升势头中，人们立马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过于接近于这种自我发现。而在对胡塞尔的法国式解读中，显露出来的是一种将许多东西重新激发出来的哲学。例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肉身理论就得到了巨大的拓展。这样我自然就对胡塞尔感到新奇。要做法国哲学和现象学，就离不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然后我就对胡塞尔详加研习，但这不是出于学院的兴趣，而是返回到源头上去。的确，借助于梅洛·庞蒂，我发现了德国哲学，当然也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正统学说对我不起作用。
如果人们阅读《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就会发现，对于这一时期的梅洛·庞蒂而言，海德格尔十分重要。而那时候海德格尔对您而言扮演着何种角色？在您现在的思想中，海德格尔又有多少分量？
是啊，《存在与时间》……人们必须恰当评价一本产生如此之大影响的书。我当然也研究过《存在与时间》。必须承认，这实在是一本重要的书。在书中，许多东西都维系于时间和空间问题。但此书却从未吸引我。至于晚期海德格尔，就我而言，我不那么喜欢引用他。这归根结底是海德格尔的问题：当人们引用他，就总是立马背负了整个海德格尔的重担。在中期或晚期海德格尔那里的某些主题，例如《林中路》和后来的文本，在我看来，要比早期的此在之诠释学更为令人激动。
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读《存在与时间》。今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解读为实用主义化了的先验哲学。这种做法一来可疑，二来也不那么令人激动。相比而言，晚期哲学，也就是在各个时代之中的思想，令我更感兴趣，这也激发了福柯。我认为，福柯从未读过《存在与时间》，但读过《林中路》。在那里，人们可以发现特定知识和文化形式的出口。此外，从实存出发思考技术，将技术当作一个人们活动于其中的空间，也总是触动着我。
【访谈人简介】
瓦登菲斯（Bernhard Waldenfels），1934年出生于艾森，1959年于慕尼黑获得博士学位，1967年通过教职论文考试。此后在慕尼黑任教，从1976年起任波鸿大学正教授，1999年退休。受梅洛·庞蒂的影响，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为身体现象学。在现象学上，他专研的主题有肉身、生活世界、秩序、陌生性、跨文化性、注意力等。同时，他对现象学传统也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对胡塞尔和舒茨（Alfred Schütz）的研究，以及法国哲学家（特别是德里达、福柯、列维纳斯、梅洛·庞蒂）。此外，他在交叉领域，如现象学与心理分析上也有建树。瓦登菲斯与法国现象学有密切关联。在1960-1962年，他在巴黎追随利科与梅洛·庞蒂从事研究，其朋友圈包括德里达、列维纳斯和Cornelius Castoriadis（“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在二战之后德国现象学逐渐式微，而瓦登菲斯则属于将现象学从法国带回德国的生力军之一。关于此，他著有《现象学在法国》（1983）等书。
在原创性思想上，瓦登菲斯提出了响应现象学（responsive Phänomenologie），这体现在《答案之索引》（1994）与《经验的断线》（2002）等著作中。在其中，经验的被动形式、陌生性之原初现象和对他者的要求起着核心作用。对于瓦登菲斯而言，陌生性不能还原到本己性之上。陌生性乃是非同寻常的（außer-ordentlich），亦即反秩序的。因此对陌生性的研究必然和对秩序的研究相关，秩序与陌生性的关系，就像光和影的关系。每一种秩序都有其界限，它选择了某些可能性，而排除了其它的可能性。而陌生性就在于这些其它的可能性。陌生性之所以是彻底的、不可避免的，是因为秩序永远无法穷尽事物。只有当我们走出形而上学理性至上的传统，重新思考理性、主体、交互主体性等概念时，我们才能经验到这种彻底的陌生性。而陌生性之所以没有得到重视、乃至遭受排斥，恰恰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乃至害怕重新思考我们的形而上学传统。
（湖南大学哲学系 王宏健/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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