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与世界精神

作者克劳斯·库菲尔德  张宁 译

原载《长江学术》 2009年第1期

转自慧田哲学公众号 ID: zhexue-ht

一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世界观突出地表现为《希望的法则》和《乌托邦的精神》中体现出的一股活力。这是一种竭力思考“整一性”（the whole）的哲学；它在黑格尔那里作为“世界精神”、在马克思那里作为通过实践而“获得活力”的认知过程。按布洛赫所说，“浮士德的游历动机”也属于乌托邦希望的范畴。认知的路径，被理解为一次行程，是《希望的法则》中的重大的思想之一。这种思想视“未来”为前出现（pre-appearance），已经蕴含在“当下”（presence）， 但“尚未”（not yet）明晰地展开。然而，和该认知路径相连的这些理想化的图景绝不是简单的“做梦”，如果这位旅途中的人——在通往知识的道路上——或者，整个人类——被置于正确的角度，而且已知和未知的事件、熟悉和陌生的事情并不辩证地互为条件的话。于是，布洛赫，按照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并且带有存在主义的影子，将慕尼黑艺术大师卡尔·瓦伦丁（Karl Valentin）的带有反讽意味的俏皮话进一步发挥。瓦伦丁说：“异国他乡只是对异乡人而言是奇异的”。布洛赫却说：

在“异国他乡”没有人是奇异的，除了那个异乡人自己。“异国他乡”本身也不是美丽而奇异的；即使是一位当地人，他生于斯，有他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是这位热情的旅者所没看到的），他也一样渴望去“异国他乡”。（Bloch 1959,430）

旅行的目的地，被理解为一个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在那里“奇怪”的事件象征着依然有待发现的东西。

就这一话题，布洛赫在他的《地理志》（Geographica）中的“异乡”（Alienations）一章中以随笔的形式举了几个例子（Bloch, 1965） 。以同样的方式，他阐释了歌德的关于“理想的风景”的一幅画作。这是歌德旅居西西里时创作的一幅油画，画的是日出时分静谧的大自然中的一座神庙。他的手书“日光中的神秘”对布洛赫而言，意味着：

启蒙运动并没有驱散自然的秘密而是在日光之下，赋予一层薄雾和一种优秀的实体的吸引人的神秘气质（Charisma, 超凡魅力），随着太阳的升起，人们能感到一种健康的复苏，一项睿智的法则从里面涌现，在与它的联系与交往中，每一种生灵采用其正确的路径。这幅画中的这种理想的风景显示出，这种情景清晨为甚，但不限于清晨；它展示了在古希腊，世界的节奏找到了最接近我们的象征物，这种象征物不限于希腊。其它的象征物在中国也能找到。

你们会发现，布洛赫将希腊神庙看作是原始象征之一，它象征着“清晨”，在晨光中，一切生活着的、思考着的变得活力四溢，取得突破。他将中国视为另外一个原始象征。布洛赫不仅“象征地”，而且几乎是“字面地”理解和阐释这个象征；这表明，对他而言，“它不仅是画出来的，而且是写下来的”。（534）

一幅画就的画，可能类似于中国的书法。然而对于布洛赫，知识之旅并不停留在视角的转换上。知识之旅不会在由远及近的辩证法中磨损耗尽，因为乌托邦的渗透力只有按照认知理论知识步步发展过程中才能发生。在他的笔下，求知的动力以一种激进的哲学方式被理解为其转向世界的认知过程的不懈努力：“人类作为问题，世界作为回答”。（Bloch1970,83）

他以两个哲学认知理论为背景凸显人的这一不懈努力的意义，一方面与歌德的《浮士德》，另一方面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映衬。黑格尔将他的精神现象学视为“科学或作为总体的知识的诞生”，然而“知识或当下的精神是没有精神，它是感官刺激意识。为了获得实在的知识或创造科学的元素，（实在的知识、科学的元素只是纯概念），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Hegel,1952,26）

认知的路径就是世界精神在认知过程中的运动，认知途径的科学就是经验科学。（Hegel, 1952,32）

换句话说，精神无法思考自身，不经过实践，精神也无法被带入真正的认知，科学必须承受这一概念的压力。——布洛赫，字面地理解“在展开过程中的世界精神”，将这条路径描述成“知识旅程的形式”，（Bloch 1970,49—63）而将浮士德经验阶段不知疲惫的奋斗视为典型范式。

参照旅行的理想，紧邻形而上的现象学，产生了一种现实的和哲学的理论背景，浮士德的游历动机。在（与正文）互补的纲要中，世界经历经由活跃的奋斗精神产生了。“浮士德式的漫游”，作为一种旅行动机，成为为了认知和与世界互涉的乌托邦冲动。而浮士德，“那个同样的喋喋不休的对等物”，发展出这么个原型：

我感受到了让自己转向外部世界的勇气

为了承受地球上的悲哀与幸福。（歌德 1996,548）

在通往说出“哦，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那个时刻的路上，浮士德经历了奥尔巴赫的地下室、格雷琴的爱、皇宫、海伦，浮士德的生命是绝对的实验。从未获得满足引起了进一步追寻的驱力：

“在已知事实和过去的经验之外，追寻活跃的广泛的经验，这是浮士德式的，包括那些尝试。”（布洛赫, 1970,64）

浮士德这个角色描绘出一个原型，即现代人的原型，在无法弥补的缺失经验的驱动下，在通往完善的路上不断漫游的人。即，视野日渐开阔，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的经历中，漫游成为一个理解人性和世界的一个象征：在通向完善的许多阶段中的一个逐渐成型的故事。

布洛赫也用席勒的诗《漫游》，作为暗喻性背景。这首诗描绘了穿越历史的一场漫游。（Schiller,2004,26）

于是，这些就成了经验与认知的过程，这也可以转换到他的《意大利之旅》，也就是说，转换到任务的旅程，也可转换到仅仅发生在人头脑中的旅程，纯想象的旅程。通过这一转换，布洛赫辩证地说“人类作为问题，世界作为回答”，支持“歌德—黑格尔”式的向外转，也描绘了一个全新的开端，这样就逼近他的思想的关键。（Bloch, 1970,111）

这样说的同时，布洛赫想起了库撒的尼古拉（Nichola of Cusa），后者在其作品《论推测》（De coniecturis）中引导我们经历了认知的三个阶段，最后直到“visio”阶段——“所有的对立在一个无限统一中的完满重合”。这三个阶段是：1. 感性：与身体、实体的可能性相符合；2. 理性：与精神、个体实在相符合；3. 智性：神、绝对需要，Unitas。（Bloch,1970,68）最后阶段，即第 4 阶段，“visio”，并不是一个概念上的认知阶段，而是“无限理解”，是一种直接认知。库撒会说，那种认知与上帝同一；而布洛赫认为这是被激活或照亮瞬间的乌托邦。

在另一篇中，布洛赫将库撒的四阶段说上升到现象学的层面，并谈及人在意识、自信、理性发展之路上的一系列“天命”。“天命”，也可理解为人的能力，即认一种自我创造的方式掌握“命运”的能力，看待历史为“被理解的历史”的能力。这是一条人所要遵循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思维路径，后来又由马克思进一步发展。

黑格尔的伟大思想是“精神现象学”，它的最终结果——作为运动与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是这样的黑格尔将人类的自我生产视为一个过程，视客体化即客体的丧失、异化以及异化的消除，黑格尔理解工作（实践）的本质，并且构想出作为本真存在的具体的人类——作为他自己作品的结果的人类 。

二

所谓西方对知识的哲思主要代表了欧洲的文化资产。因此，我有必要至少提及以下那些哲人，他们的思想在欧洲哲学史上曾经（并且仍然）超越欧洲范围。其中之一是黑格尔，即使我们说，他的作品中有印度或中国思想，他也是这样的一位大哲。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发展阶段说”播及四海。黑格尔深知，从整个世界历史长河来看，赋予现代众多思想潮流以方向的欧洲思想，只是一种相当年轻的思维方式。

黑格尔提到一种自信，毫无疑问，他指的是欧洲启蒙主义和民主思想。不仅仅这种自信显得“欧洲中心”，它还是对西方思想及启蒙思想的自我意识：西半球，既是“世界历史的终点”，也是“创世纪的开端”。尽管如此，它也表达了“Exorientelux”式的误解（意思是，东方世界仅与“开端”相连，西方仅与“终结”相连）。在黑格尔那里，“普世性”被揭示为“特定文化”。

“世界精神”或许可以认为具有普世性，但它自己不能宣称全球范围内的合法性。布洛赫就不是这样看的：正如我借助歌德的“理想的风景”画作所解释的那样，布洛赫从一种不仅仅以欧洲思想为基础的“世界精神”入手。然而，我们仍应归功于黑格尔——因为，在那个时代，在谢林或黑格尔的著作中，都无法找到一种能与 18 世纪哲学直至上溯到康德哲学相比较的“世界”概念的分析 。确实，康德将“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世界的知识”作了区分，并且为“世界意义上的哲学”准备了土壤，但具有今天真正的全球的、跨文化的积极意义的“世界”概念却并不存在。哲学家 JulianNida-Rumelin 在此给出了一种有趣的、或许是调和的立场，说“伦理的世界主义”的基石并非源自欧洲中心主义，这方面证据很充分。“这些基石都是相当中性化的，它们能与各种生活形态、重要的关系、文化特点相适应匹配和包容”。

对黑格尔而言，历史上“世界”和“世界精神”的概念依旧是不可变的；它们是由希腊思想赋予活力的，因为不了解世界，或者说不了解西方外的世界，这些概念可以说，是“未填充满的”。只有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涉及到了全面的“世界”。比较而言，雅思贝尔斯的“文化轴心时代”（约公元前 400 年）看来更为平衡。根据雅思贝尔斯的观点，从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发生了“盛大的文化产出”，设计出了“人类的概念”。雅思贝尔斯的观点引人注目，因为他主张区分哲学和科学，主张世界哲学的来临。这将是一个永不封闭的系统，永远开放的哲学 。我们也可以在布洛赫那里找到同样的观点。

为了不超出这个讲座的范围，这里，我仅仅想强调一下霍伦斯坦的对真正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发展史的诠释。他比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更趋近于一种跨文化平衡的观点。他的全球视野非常重要，尤其是考虑到在西方人文科学中，提到“东方概念”的例子并不多；然而，无论如何它被（霍伦斯坦）吸收进去了。

在《东西方歌谣集》中，歌德将东方世界带入德国文学；Rueckert 翻译了东方文学《婆罗门的智慧》（WeischeitdesBrahmanen）；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研究“印度语言与智慧”，而黑格尔研究东方哲学；艾利希·弗洛姆（ErichFromm）研究禅宗而布莱希特将中国哲学纳入其《ME-TI 变形记》（Me-ti Buch der Wandlungen）之中；在《阿维森纳与亚里士多德之左》（AvicennaunddiearistotelischeLinke）中，布洛赫则在其思想中采纳了阿拉伯哲学。——其中对 Ludger Luethehaus 的引用，称叔本华“是系统阐明佛教的受难认知的第一位伟大的欧洲哲学家，是有重要价值的”，他称叔本华为“法兰克福的佛陀”。

将旅行动机作为一种方法，则所有“认知都被认为是旅行动机、被认为是旅行。”（Dibitonto 2004/2005,85ff）

旅行在这里总是被理解为“认知的旅程” 。通过旅行来积累经历就是，一趟异国他乡之旅，在那里，个人开始了解他自身，并将它表露于外——除了这个经历之外，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即，这种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在这种境况中的这个知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除了在区分欲望、渴望、冲动和希望的基础上，是无法通过理论认知搞清楚的。或者，通过乌托邦，作为认识论内容的“旅行乌托邦”（才能解决）。

因为，为了建立起一个哲学的旅行概念，欲望中的知识的内容必须提取出来。仅有渴望和纯粹的旅行的冲动可能仅仅让人沉迷于这个世界，而不是同时去塑造它。这将会成为康德所说的“无差别的快感”（indifferent pleasure），在布洛赫那里被称为“一个人带着他自己，陪伴着他自己的旅程”。（Bloch 1970, 63）出发，经历和 visio（无限理解）是：对知识的追问，是穿透，是自我遭遇。Dibitonto 对这一话题给出了有价值的参考。她引用了《希望的原理》中的“期望意识”一章：“渴望的冲动最初只是去往某一地方的冲动，接着变为渴望，在这渴望中人能感受到那种不懈的努力”。随着我们自身五彩斑斓、富丽堂皇、富于创新的想象图景的展开，那种愿望就开始了。现在的关键是这种“愿望”是如何变为“意志”的？意志是随着“愿望的骚动”而形成的，因为它吁求于意志，请求意志赋予它更好的外观，夺目的形象（Bloch1969a, 169） 。它随着浮士德旅行的路径，作为一种活力的过剩，随着经验的历程，以及知识过程和从中获得的洞见，而逐步形成。摇摆于欲望与喜悦之间，在理想和“尚未”之间，人走上了追求完善之路，这条路他每次都会走过。“在形成天堂般的国度的过程中”，“请停留一下”的概念本身似乎也是一个国度。在这个预感之中，真正的 Ithaka 岛（译者注：传说中的尤利西斯的故乡）被触及了（即，符合人们渴望的内心意图的全部内容的内驱力的遮蔽物都被触及到了）。

至此，乌托邦方向已被描绘出来了，但还不是知识的本身。满足愿望的不可能性（至少，在现阶段）也未提及 。即使布洛赫清晰地阐述了“仅仅是愿望”和“希望”之间的重大差别，其具体的乌托邦概念带有指向性的活力以及对其价值的展示也许在前景中显得过于突出。因此，至少必须附带提到，将与意志（决断）的概念相近的“理性的愿望”引入对话，是大有帮助的。我认为，如果意志的行动，甚或欲望的行动接受互补性的审查/审视，追问它的“理性原因”所在，对乌托邦只会大有裨益 。

毫无疑问，认知是知识之旅，同时也是经验，期望，认识之途径，但永远不可抵达。“世界精神”这—绝对化的思维尚未完全达到，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带有乌托邦色彩。GerdIrrlitz 提到了永远在路上这一象征性形象，提出了这一概念与途径在哲学史上的一些参考意见。“method 方法”源自希腊文 hodos；“path 路径”也写作 meta-hodos，意即“走在正道上”，“刚好依据某种方法”，“这种方法由实现某种目标所规定”。布洛赫描述为“寻求知识之旅”，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 Irrlitz 的著作中有对等的表述——“意识的方法”。

“它是知识通过知识的文化形态进行自我反思的方法”，在上升的路上通过一个个阶段，并作为客观化文化领域的过程与关系。从作为图景的方法出发，Irrlitz 继而走向了作为总体哲学的一个概念的这种方法。当这种方法通过语义变化决定了文化领域的不同时，这些文化领域就能展开话语，进行对话。至此，我从这个哲学的“方法的象征”中找到了文化交流的端倪。

三

追寻知识的足迹——确切地说，是为了跨文化对话的求知过程——有着实践和哲学的双重维度。这是一个为了主体的“正确行动”的问题，它必须置于文化的、甚或跨文化的语境下。

一个伦理学上的概念，倘若它能统摄乌托邦标准和个人自愿标准，使二者相契合，那么，这个概念是个什么样子？这种契合一致的情形又会如何发生？歌德和黑格尔在浮士德式的漫游中，描绘了知识进步的基础上由已知走向认知的过程。意志（will）的基础可以是欲望、渴望、狂想、想象，它们同样必须具备各种理性动机，因为，只有理性动机才能赋予行动中的人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在旅行的乌托邦式的进展层面上，在推倒这些限制、解决这些边界的层面上，朝向认知的旅行根本上被认为是一定环境下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可能生发出更复杂的情形，旅行者会面临更复杂的局面，而必须作出更艰难的抉择。

在个人行动的动机中已经包含了做出抉择的过程的因子。为了在旅行动机、旅行意向和在一定情景、背景下的抉择之间搭起桥梁，就必须要有理性的思考，而理性的思考同样也是和一定情境、背景相关的。Nida-Rumelin（2001）为这种行动的“动机-意向”背景提出了“结构理性”（structural rationality）的概念，因为，一方面，一个“理性的人”并不总是能作出准确无误的决策，另一方面，康德所说的“理性”术语，在行动中不见得必须作为主导因素而出场。这个“理性的人”实际上处于更为广阔的结构中：

当一个人面对一个更广阔的结构进行选择的时候，他要作出的个人选择的数目会减少。对结构进行选择反映了个人自由，同时造就了一定的伦理习惯。新的行为模式会出现，这些模式导致在个人的情形中不必要考虑（superfluousconsideration）（.ebd,152）

沿着这种对结构的思考，我发现了一个理论基础，据此可进一步发展布洛赫的乌托邦式的浮士德旅行动机。复杂行为领域，或行动决策，需要个人各方面的平衡。为了达到并保持这种平衡，就必须有良好的 normative reasons, 它理应是旅行动机的本质的部分。

“不仅仅（需要）伦理上的理性，即那些涉及合作、替他人着想的（理性），而且（需要）那些涉及事情发生的趋向和行为人自身的愿望的（理性）”。

这些愿望也可以和乌托邦指向联系起来，尤其是，作为我们概念的、具体的乌托邦（concrete utopia），明确地包含着朝向现实的理性指向——通过“学会的”或“教会的”希望。在这方面，Nida-Rumelin 在《关于自由》中将行动的结构具体化，他说，行动的结构就是意志理性自由决策的设定的基础。“自由”就建立在那儿。世界上倘若有道德的话，“自由”是道德的（超验的）条件（Nida-Rumelin, 2005,35）。该书是抵制自然主义者（Wolf Singer 等人）的攻击，从哲学的角度捍卫自由的力作。自然主义从对人脑的科学研究出发，宣扬哲学的终结。他们断言，（意志的）所有决定都是，从神经心理学意义上说，提前在人脑中建立起来的。“关键问题是，我们作为人的自我形象，我们与我们生存的世界交往互动、我们每天的言说与交流行为、人的状态”（theconditiohumana）是否与这样的事实相一致，即，对原因的评判结果、由此导致的我们对自身行为的考量的影响力，是否总是由自然主义者的规律事先预定了？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

从“人们总是被原因所震惊”这一前提出发，Nida-Rumelin 的哲学立场走向了伦理人文主义（Ethic Humannism）。自由，对于自尊和尊重他人的生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预设了我的行为、我的判断都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不同的行为模式的整合的结果（人的尊严和自由即体现在这里，作者按）。伦理人文主义是理论人文主义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人文主义的概念——同样能成为宣扬美德的古典作家的桥梁——要求以一贯之的个人主义。

结语

我的演讲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我们看看当代视野下的“世界精神”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1.“世界精神”作为思想与认知的绝对范畴，是能与“旅行”意象相比的求知的方式。“旅行模式的求知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思考世界、经验世界的认知过程。

2. 在布洛赫那里，“求知的旅行模式”与浮士德的不懈努力、积极心态是同构的。思想由“实践”反映出来。浮士德的旅行动力开始了追求绝对之旅；在乌托邦中，这种动力象征着“照亮的瞬间”。这种动力是超越有限世界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思想，它才是求知路径。

3.“世界精神”有必要在跨文化语境中、在全球语境中进行区分。我提到了康德和黑格尔，“全球”的知识、理性的认知必须以跨文化的方式来描述。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实践哲学——一种民族种族文化的成分——以达到跨洲际、跨文化的相互理解，而不抹杀每个人特有的文化个性。因此，“世界精神”必须被理解为“多元精神”的求知和认知之旅。

今天，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