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晓芸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乡村社区记忆; 式微; 重建;
“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研究已然是当代社会的学术关键词,同时也已被深刻地纳入了日常知识实践当中。在考察村庄的变迁或者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时,社区记忆这一名词就一直被不断地使用着。一个村庄非正式地为自己建构起一段绵延的社区史: 在这个历史中,每个人都在描绘,每个人都在被描绘,描绘的行为从不中断［1］。在这种描绘中,村庄历史不断凝聚为记忆并在这种描绘中逐渐延续。
一、社区记忆: 村庄的解释框架
人们总是在记忆中唤醒历史,也在历史中遗忘记忆。乡村社会的格局和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的自然结果,实际上对乡村社区记忆的解析也可视为重新建构乡村历史的过程。开创集体记忆研究的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本质在于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而记忆的建构更受到权力的掌控［2］。康纳顿则强调纪念仪式和身体习惯是记忆的重要特征,记忆是通过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社区记忆是指由村庄内部全体或部分成员共享的村庄文化经验,一般表现为: 第一,类似“村风”“民俗”之类的村民交往方式; 第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等场景与行为; 第三,村民赖以确定自己在村庄公共事务中行为目的的村内价值评价系统［4］。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传统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认知习惯,社区在自身时空结构中的存在和变迁与社区成员的成长轨迹同构共生［5］。简言之,社区记忆就是社区长期累积的传统以及关于社区过去或历史的表征,通过文字、仪式、口述的传统或者物质文化等形式在代际间顺次传递,这种传递保证了社区生活的连续性和共同性。
社区记忆是具有高度社会建构性的,依历时性的社会流动和变动不居的社会需求而定。口述的传统实际上是一个成千上万次被“重复”的过程,“重复”不但使乡村关于自己历史解释的“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而且,这种对“集体记忆”的“保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不断经历着被“创造”和“选择”的过程［6］。自20 世纪以来,要么扎根村庄,要么超越村庄,村庄的故事在不断地重复着,村庄的研究在不断地丰富和推动着中国乡村研究。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中,或是出于政策的推动,或是出于自然生态的淘汰,有的村庄荒芜了,有的村庄不复存在了,但是村庄的历史深深地刻印在时代对于村庄的记忆中。当分化中的共同体、荒芜的社区文化与现代性冲击下的村庄认同相叠加时,村民的社区记忆危机在所难免。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的生成与建构中迈步向前,人类的社会记忆也正是在不断的建构与重构中得以存续和绵延。当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狂飙突进的时候,彷徨而又焦虑的现代人不得不在城市与乡村的两端守望,城市迈向现代的速度一骑绝尘,而乡村可以呈现的记忆渐行渐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商品农业的突飞猛进,村庄结构不断分化,在多种力量的影响下,村庄价值体系日趋多元化,传统公共信仰体系日趋瓦解,乡村社会文化呈现出离散趋势,传统文化的凝聚功能逐步弱化,乡村社区记忆逐渐式微。
二、村庄的传统与社区记忆的式微
“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 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7］本文就是以村庄为单位的个案研究,其经验资料来源于笔者2008 年至2012 年间在上河村进行农民生活变迁实地研究所做的系列田野调查,其资料来源于调查时的观察、闲谈、旁听和访谈。“上河村”是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的一个典型村庄,因其实体村庄所在地有一条王家什字河( 俗称“大河”) ,该村正好位于大河上游,故笔者为研究方便而依照学术惯例取名为“上河村”。上河村属黄土丘陵沟壑半川半山区,地处严重缺水地带。虽然人均耕地达到2. 9 亩,但是一半的耕地为山地,前些年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农民收益甚少。自2004 年以来,现代性下乡浪潮倒逼下的村民逐步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在便于浇灌的川中水地上种植莲花菜( 甘蓝) 、白菜、芹菜、辣椒等蔬菜,在旱地种植马铃薯等旱季粮食作物,人均从两大产业中获得的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85%以上,农民的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上河村的商品农业发展初见成效。当村民为自己生活的改善暗自欣喜的同时,开始困惑自己无法触摸村庄的历史,也无法感受村庄带给他们曾经的安全依靠,生活就像市场上的菜价一样,捉摸不定。
村庄传统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浸在乡村社区的文化中,实际上乡村社区文化就是一套处境化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体系,它由该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农业的兴盛,村庄固有的记忆被一点点剥蚀,村庄传统在一点点地式微,甚至被村民所遗忘。在村庄日常生活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中,很多村庄患上了历史健忘症,上河村便是众多患有历史遗忘症的村庄之一。这个缺水的村庄,伴随着商品农业的发展,逐渐摆脱了贫穷的阴霾。人们在脱掉贫穷帽子的同时,也忘却了村庄的历史,历史记忆不再鲜活。
( 一) 日常生活仪式的变奏
上河村是一个极度缺水的村庄,历史上一直以种植小麦为主,可是保守落后、靠天吃饭的农民无法抵抗自然灾害带来的威胁,朴实的乡亲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村西北角的雷神庙上。实际上,关于雷神庙修建的传说并非仅仅是迷信的产物,它也包含着上河村村民对于自己生存状态和信仰空间的主动思考,这是他们对风险和逆境的一种生存反应,它折射的是村民在自然状态下躲避灾祸的神话了的历史。小庙的历史已无从可考。“从我能记事起,这个庙一直在这儿,那时候我爷爷经常带我来。”①一位50 岁的大叔这样讲。缺水的村庄,靠天吃饭的人们曾经将命运的改变寄托于神灵,但神灵们并没有为村民们带来好运,上河村村民在近百年的与天抗争中,一直未能摆脱贫穷的困扰。直到封闭的村庄向市场打开大门,传统种植结构的调整,上河村的生活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今天的村口俨然一个集贸市场,装菜的卡车从农历的四月一直到十一月嘶鸣不停,打破了昔日的宁静,整个村庄躁动而喧嚣。而如今的小庙在村西头静静地注视着繁忙的村庄,它在村民们的心中是否还有当初的位置,不得而知。55 岁的老杨说: “过年的时候去一下,平时没去过。”②“三十晚上,大人可能去吧,我们没去过,在家看晚会。”③30 岁的小李说。
丧葬是乡村生活经年发生且不断延续的村庄生活的一部分,丧葬仪式以相同的程序重复举行。在上河村,高龄老人百年后的仪式传统、隆重且繁杂,几乎动员了全村庄的男女老少。在“总理”④的总协调下,男人被赋予正式的“执事”身份,女人们做一些与饮食和服务有关的事情。在笔者亲历的一次丧葬仪式中,不绝于耳的麻将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传统的丧葬仪式从逝者去世到下葬一般要经过报丧、入敛、搭灵、迎魂、挖坟、奠酒、点主、起丧、下葬等严格的仪式过程,至少持续三天以上,多则十天。葬礼期间每天晚上的时间对于主人和村民都是最为难熬的时段,麻将最初只是为了驱散死亡带来的对于生者的打击与心灵重创,也是为了“执事”们能更为有效地消磨漫长的夜晚时光。然而近年来在葬礼期间,手头宽裕了的村民在部分好事者的带头下,从外村甚至外地招引来赌徒、赌棍,哀怨悲伤的葬礼村庄俨然成了一个赌场。低俗的活动登堂入室,与本该庄重的场合格格不入,主人家带着失去亲人的伤痛忙于应付前来捧场的打麻将的乡邻。“没办法,这种场合谁都得好好地伺候着,也不敢说啥,不敢得罪人,再一天还指望这些人帮忙哩。”⑤当家的媳妇这样对笔者说。整个丧葬仪式过程本身蕴涵着交流、沟通、表演、象征的多重意义,村庄所有成员都参与进来,村民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分享礼物,互换劳务,这种场合逐渐演化成了村庄的公共领域并形成了村庄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不断塑造着村民们的共同体观念,也塑造着村庄共同体文化。在今天的村庄生活中,原本神圣的丧葬已不再庄严,人们嬉笑着,盘算着自己在麻将桌上的输赢。
( 二) 传统节日文化的衰落
春节无疑是乡村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节日,也是村庄最为记忆深刻的节日,负载了诸多仪式性文化。上河村是一个以单姓为主的村落,按照传统习俗,每年的大年初一,家族内部都要有组织地相互走访,俗称“拜纸”,这既是对祖先的怀念,也是一种激发家族认同感、实现家族成员整合的有效途径。大年初一的早饭过后,“拜纸”就从亲房内部的相互拜访开始了,叔伯兄弟之间会互相到彼此家中。“拜纸”的仪式较为简单,却不失庄重与严肃,主要是面向供桌向先祖们磕头,如长辈健在,还要向长辈磕头、拜年。仪式之后便是坐下来聊天、吃喝……小坐片刻后起身往下一家。待亲房内部相互拜访完毕,有血缘关系的亲房之间再按次序相互拜访⑥。近几年,伴随着商品农业的发展,村庄价值体系趋于多元化,血缘关系逐步淡化和消解,家族观念日趋衰落。“拜纸”的传统习俗已几乎从上河村的年俗中淡出,大年初一的走访成为中老年人心中的记忆,而对新生代的农民与村庄中的年轻人来说,现代媒体的介入已使他们无暇顾及传统的习俗,“拜纸”在他们心中可以说已经了无痕迹。也曾有人试图寻回已经失落的记忆,努力要将“拜纸”的习俗复活。然而,这种复活的努力却掩藏不住背后功利的目的,终归在昙花一现中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对上河村的村民而言也是一个隆重的节日,村民们称之为“四月八”。每年的四月初八,正是锦鸡源山上丁香花开、绿树成荫的时候。这一天,人们会暂时停下手中的活计,换上新衣,带着孩子去“转四月八山”。有村民这样描述四月八曾经的热闹场面: “都要转个四月八哩,到那一天,人都要把新衣裳换上,把娃娃领上。真个热闹地很! 城里请来的戏,有的( 人) 就到庙里烧香去了……”⑦不过,这种热闹的场景,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农历四月正是栽菜苗的最佳时节,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几乎都是关于栽菜苗的,“今个该给 ×× 家栽菜苗了”“ × × 家这一茬栽的菜多”⑧……至于四月八,即便有人想起这个日子,最多也只是说说而已,忙于栽菜的人们已经无暇去转四月八了,只有菜苗才能孕育出实实在在的利益。理性的利斧,在潮湿的土地上奋力耕作,同时将经验的“杂草”彻底清除,以建构一个整洁、光滑、没有经验杂质的理性果园［8］。当农民的理性跟菜苗一样生长起来的时候,经济利益随即成为农民行为选择的首要动机,传统的习俗只能渐渐退居边缘。
( 三) 村庄“重教”传统的消解
历史上的上河村虽历尽磨难,但一直保留着“重教”的淳朴民风。然而,商品农业的发展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却带来了意外之果。“山村农民传统的耕读为本,崇文尚贤的人生态度不断消解,‘重教’的天平越来越倾斜于政府,而受小农意识短期目标、急功近利消极思想的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山村泛起。”［9］从种植粮食作物到种蔬菜,逐渐走出贫穷的上河村,读书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轻,“重教”渐渐成为政府的一厢情愿。每年的暑假正是莲花菜一茬茬长成的时节,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外地来的菜贩子和大大小小的运菜车,从铲菜、背菜到码菜⑨往往都有明确的分工,村民们手脚麻利,脚步轻快,内心的喜悦无需掩饰。然而,最吸引笔者眼球的却是站在车上码菜的少年。据说码菜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菜要选得大小均匀,而且要码得很结实,因此,不是谁都能干的,承担这一重要工作的往往都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而码菜这一技术也成为这些孩子的资本,到了卖菜的繁忙时节,码菜的孩子更成为紧缺资源,一天下来,这些孩子往往都会有上百元的不菲收入。孩子们深知,菜农希望将所有的菜不论好坏尽可能都装上车,而菜贩子希望装的菜大小均匀,需精挑细选。因此,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向菜农和菜贩子提出额外的要求。他们会及时地向菜农发出信息,“今个天怎么这么热呀! ”“热死了! ”“累得不行了! ”⑩菜农便会迅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为码菜的孩子买来雪糕、啤酒……有时他们也会向菜贩子提出要求,菜贩子便会给他们塞上一盒香烟。这些少年原本应该是内心单纯、发愤读书的年纪,而今,在扭曲的理性驱使下,他们扔下书本,于田间地头寻找挣钱的机会,世故地向菜农讨要雪糕、香烟、啤酒、小费,尔后将收入轻易地挥霍瑏瑡。纯真的少年在大人们和菜贩子讨价还价声中接受着世俗的熏陶,在与菜农和菜贩子的博弈中变得急功近利,“重教”的传统在孩子们心中渐行渐远。
三、乡村社区记忆的现代性重建
现代性下乡使得商品农业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瓦解了村庄既有的传统,使得村庄历史出现了断裂,也导致了村庄生活意义与结构的弱化,进而从内部消解了乡村社区记忆。村庄记忆与社区认同都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有关过去的知识来体验当下真实的村庄。社区记忆既可以在村庄文化活动中生成和重构,也可以在村庄历史的延续中沉淀和发酵。
( 一) 重建乡村社区记忆的社会基础
集体化终结后,国家也从村庄生活中撤出,村庄在遭遇商品农业之后,村庄道德与文化形态也留下了真空。伴随着商品农业的兴盛,村民逐渐从原来的亲缘、家庭、村庄的权力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乡村社区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帮工、换工、互助业已不复存在,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上还是生产过程中,村民之间的劳动关系都变成了即时性的金钱交易。村庄内人际关系的货币化,既从根本上削弱了传统乡村社区记忆的社会基础,也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乡村社区本身。中国传统乡村的社区记忆主要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社区成员的一致性,实现其成员对社区的认同,从而达到社区自助互助的目的,在维持社区记忆的活动中投入的人力和物质多是义务感和责任感驱使的结果,绝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市场体系导入以后,随着个体理性的张扬,非功利的社区成员逐渐被市场训练成一个个功利的市场主体［10］。
当村民被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大潮卷入其中并被裹挟着的时候,他们便迅速地接受了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道德观,主动将个人欲望合理化,“无公德的个人”在许多乡村地区泛滥开来,村民们不再珍视社区的共有价值,社区退隐到人们生活领域的边缘地带,村民们沦为一个个原子化个体,原子化的个体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区成为这些“无公德的个人”认同的主要对象,乡村社会进入个体化社会已是势不可挡。村民个体在面对商品农业社会时,感到孤独无助,遭受各种风险袭击的可能性在不断加码,风险危机和不安全感时时相伴并困扰着村庄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重建乡村社区记忆,为村民铸就风险时代个体安全的心灵港湾,已是乡村社区发展的必然任务。
( 二) 重组乡村社区记忆的动力系统
人们习惯于通过确保“当时的社会”中的记忆传播来延迟现在与过去之间的严重断裂,并使“永恒性”留存下来。这种记忆的最终目的,严格来说并非保存过去,而是通过重要的遗迹、仪式和关于当下的心理学及社会资料来详尽阐述“过去”的主轴,继而产生导向某种可能出现的未来的一种象征性动力［11］。传统乡村的村民们按照自然的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的时间分配被农忙和农闲这两段时间所支配。而随着现代商品农业时代的到来,技术的、工业的甚至是信息的时间进入了乡村,乡村社会也开始了精细化实践,村民们开始适应按小时或天来计算的劳动付费方式,工具理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发芽。即使乡村生活依然存在的农忙和农闲,对于村民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时间意义,这些时间逐渐在剥蚀着传统社区的记忆。农闲不再是以往的农闲,即使在正月这样的传统农闲时间里,村里的传统文化和仪式活动也无法上演,或者上演也是跟随者寥寥,像以往一样借助传统的仪式积淀的记忆慢慢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实际上乡村社区文化就是一套处境化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体系,它由该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所决定,无论如何“先进的”文化从外面输入到这样的社区也是脱离实际的。所以,重建社区记忆的动力还得从村庄的传统逻辑中去挖掘,不能将现代因素简单地注入传统村庄。这些村庄传统逻辑是一种具有深层特性的、非正式的规则,她始终影响着村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公共服务的输入往往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导入,它能否起到重构农村社区认同的作用,关键是看它能否激活农村社区的内在力量并与农村社区内在力量有效结合［12］。现代乡村社区既保留着传统社区的部分特质,又呈现出与现代性发展相适应的新要素。随着传统内生性特质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逐步解体,需要多元力量参与重新构造新秩序,通过内源与外源动力的聚合进而形成现代乡村社区系统的聚合力。
( 三) 重构乡村社区记忆的主位文化
随着农民工具理性或经济理性的不断上扬,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弥合已是乡村重建首当其冲的问题所在。传统往往带有一定的地方性含义,它是特定的人类族群或群体与其生存环境进行无数“对话”和交锋的记录,经过了反复的精炼提纯,这一过程最终凝结成了个体的行动方式,定格为形式各异的社会程式［13］。而“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14］。在商品农业的快速发展中,村庄的居住格局呈现出分散化、空心化的趋势,脱域是在所难免的社区现实。人们的社会关系从互动的地域性或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或“抽离化”,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起来［15］。一些致富了的村民纷纷到就近的城镇购买商品房,这使得原有村庄也日益凋敝,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停滞。也就是说,建基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之上的乡村社区记忆其实是处境化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一旦人们的行为脱离了具体场域,其行为必然不被原社区所规约。所以,社区记忆的重建需要不断进行社区传统的被发明,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和挖掘。要充分挖掘地方文化发展优势,推动社区的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结合,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和氛围,形成区域性的特色社区主文化,这样才能重建起乡村社区的历史与记忆。
当现代性的话语进入村庄之后,村庄内主文化与亚文化不断较量与融合。进入乡村社区的现代性话语与失势但未消失的传统话语一起呈现出一种完全碎片化的结构状态。这样的话语结构,对于现有的农村社区文化不但没有起到维持、建构的作用,相反正在消解或破坏着农村社区文化［16］。在市场和城市化的铁骑迈向乡村时,表面上先进的城市文化看似促进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实际却严重破坏了乡村社区仅存的一点公共生活。商品农业的发展,乡村社区逐渐出现了阶层分化,亚文化也在逐渐发育,尊重文化的多元性,支持、引导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发展乡村社区亚文化,成为乡村社区记忆重建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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