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五十年來古文字研究發展的大勢，我們認爲有兩點值得特別加以指出：一、考古學對古文字學的促進。二、語言學跟古文字學的結合。下文擬以這兩點爲中心，對五十年來的古文字研究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新中國建立以後，由於建設事業的需要，考古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考古工作者通過頻繁的調查發掘工作，源源不斷地爲古文字研究提供新的資料。在這些新發現的資料裏，有的品種過去從來沒有發現過，如西周時代的甲骨文、秦代的簡牘文字；有的品種雖然在古代曾經發現過但並無實物遺留下來，如戰國時代的簡册文字。它們的出土，迫使古文字研究者不斷開闢新的領域。一些舊領域的研究工作，也由於新資料的不断補充而有了很大的進展。幾乎可以說，建國以後的古文字研究是由考古工作推着前進的。
這些新出的古文字資料不但數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絶大多數有科學的發掘記錄，這大大提高了它們對古文字研究的價值。過去古文字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大多係盜掘所得或因其他偶然因素而出土。由於缺乏明確的出土地點以及出土時的層位關係和共存物等資料，研究它們的國別、年代等問題的學者往往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有了科學的發掘記錄，情況就好得多了。在五十年來的古文字研究中，研究者們越來越重視考古學所提供的有關知識，有意識地吸收和借鑒考古學的成果和方法，使他們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學性都有了增加。
下面舉一些考古學促進古文字研究的實例。
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斷代，是甲骨文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30年代董作賓首次提出系統的甲骨分期断代學說，這跟1928年開始的殷墟甲骨的科學發掘是緊密聯繋在一起的。建國五十年來殷墟甲骨分期斷代研究的進展也跟考古發掘有分不開的關係。1973年河南安陽殷墟小屯南地出土商代有字甲骨四千五百多片。這批甲骨數量大、內容豐富，而且有出土坑位和地層的記錄。有些
1991年秋，在殷墟花園莊東地出土了五百七十九片以“子”爲占卜主體的有字甲骨，爲研究“非王卜辭”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
50年代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西周時代的甲骨。其中以70年代在陝西岐山、扶風一帶的古周原地區發現的最爲重要。已發現的刻字西周甲骨總計三百多片，其中少量卜甲的時代可能屬於商代末期。西周有字甲骨的出土，擴大了甲骨學的研究範圍，對研究商周之際和西周時代的歷史和語言文字都有重要意義。
五十年來不斷有西周、春秋時期重要有銘青銅器出土。著名的如利簋、何尊、裘衛諸器、包括師
1965年底在山西侯馬晉國遺址發現了五千餘件寫在玉石上面的“盟書”，對於研究春秋戰國間的字體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等情況有重大意義。大約在40年代初，河南溫縣也發現過這類東西，過去有人稱之爲“沁陽玉簡”（發現地當時屬沁陽）。由於侯馬盟書的發現，其性質才得到了正確的認識。70、80年代間在溫縣又發現了大量盟書，但迄今爲止只發表了簡報。（往期鏈接：百科丨侯馬盟書；憶事丨張守中：侯馬盟書的發現與整理）
秦系文字的研究，由於考古新發現也有了較大的突破。秦系文字包括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和秦代文字。70年代以來，秦系文字的資料不斷發現，其中簡牘佔主要地位。繼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第十一號秦墓出土一千多枚竹簡之後，又陸續發現了四川青川木牘、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湖北雲夢龍崗簡牘、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等。其所用字體都是古隸。由於這些簡牘以及也是用古隸書寫的馬王堆漢墓帛書、銀雀山漢墓竹簡等大量西漢早期的帛書和簡牘的發現，大家才認識到早期隸書的真正面貌，並且認識到隸書不是秦統一後在小篆的基礎上形成的，而是在戰國晚期，以秦國文字的簡俗體爲基礎而形成。這在隸書的研究上是一個突破。七八十年代出土的春秋早期的秦公鐘、鎛和中期的秦公石磬的銘文，是秦系文字的寳貴資料。它們的發現使已經爭論了好幾百年的石鼓文時代問題有望得到真正的解決。
戰國文字研究是古文字學中較晚形成的一個分支，民國以來才發展起來。建國後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來，由於重要新資料不斷出土和研究者的努力，戰國文字研究幾乎成了古文字學中發展最爲迅速的一個部門。現在，戰國文字分國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研究者對戰國文字形體的特點及各地區文字之間的差別，已經有了較前深刻得多的認識。
戰國文字的資料，種類很多，其中以金文和簡文最爲重要。金文方面，50年代以來陸續有楚鄂君啓節、新鄭“鄭韓故城”兵器、河北平山中山王銅器、曾侯乙墓編鐘等多批重要發現。簡文資料更爲豐富。50年代至70年代先後在湖南長沙、河南信陽、湖北江陵的楚墓和湖北隨州的曾侯乙墓中發現了大量竹簡。其內容一部分是遣策（包括送葬車馬的記錄），一部分是占卜祭禱記錄，此外還有少量的古書。80年代以來，又有荆門包山楚簡、郭店楚墓竹簡等新的重大發現。包山簡中有前所未見的一批司法文書，郭店簡則全是古書，十分珍貴。近年來的楚簡研究，在奇字難句的釋讀方面有不少突破。戰國文字素來號稱難認，其形體變化和用字習慣常常出人意表，如果不是有新資料的不斷出土，尤其是那些有較明確的文義可尋，甚至還可與傳世古書相對照的古書抄本的出土，有些過去未被釋出或被錯釋的難字，是很難被正確釋讀出來的。在楚簡文字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40年代發現的長沙楚帛書的研究也有了很大進展。
現在，對戰國楚系簡帛、秦和西漢早期簡帛和其他漢簡的研究，已經形成了“簡帛學”這一新的分支學科。其研究資料絶大部分是五十年來的考古發掘所提供的。
戰國時代的陶文、璽印文字和貨幣文字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大成績。在戰國貨幣研究中，國別研究是重要內容。考古發掘所得的貨幣因爲有明確的出土地點，對這方面的研究有特別重要的價值。
通過上面的簡單敘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考古學對古文字學的巨大推動作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建國後一度銷聲匿跡的盜掘古墓現象，近些年來却又死灰復燃，而且愈演愈烈。盜掘出土的大量具有很高研究價值的古文字資料，被走私者販運至海外，令研究者難以利用。其中一部分雖然用重金搶救回國，也往往已殘缺不全，或因缺乏科學的發掘記錄而給研究者帶來種種本不應有的困難。盗墓和文物走私狂獗，給古文字研究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研究造成的損失是無可估量的，我們迫切希望政府有力地加以遏制。
古文字資料記錄的是古代的語言。研究古文字，必須要有語言學的觀點，要善於借鑒和吸收語言學的方法和成果。另一方面，研究上古漢語，也必須重視古文字資料。建國之前，在古文字學和語言學之間存在着嚴重的脫節現象。研究古文字的人往往缺乏語言學修養，考釋古文字時不免單就字形立論而流於臆測。研究上古漢語的人，也往往忽略古文字資料，得出的結論難免時有偏頗。五十年來，這種情況逐漸有了改變。
文字考釋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礎工作，古文字研究各方面取得的進步，都是和文字考釋的成績分不開的。綜觀建國以來對古文字考釋作出較大貢獻的學者的有關論著，可以看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比較注意從語言的角度看問題。這些學者對古文字資料作爲語言資料的性質有較深刻的認識，而且熟悉古代文獻，對古代漢語有比較全面深入的瞭解。他們在考釋文字時，很少只就形體立論，而是比較充分地考慮到古文字和所表示的詞的種種關係，考慮到它們在句子中的用法，把字形、詞義、語法幾方面的綫索結合起來研究，把古文字資料和古書中的有關資料結合起來研究。這樣得出的結論往往較爲可信。
一方面，語言學對古文字研究的影響不斷加深；另一方面，5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後，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上古漢語的成果也逐漸增多。對殷墟甲骨文和周代金文的語法研究有明顯進步。除了通論性著作外，還出現了研究殷墟甲骨文語序、殷墟甲骨文虚詞和周代金文虚詞的專著。利用殷墟甲骨文和周代金文研究商周漢語的語音、詞彙的單篇論文也陸續出現。這些研究成果，已經使我們對商周時代的漢語的面貌較過去有了較爲清楚的認識，反過來又提高了古文字的考釋水平。
總之，跟語言學的關係愈來愈緊密，是近年來古文字學發展的一個趨勢。以語言學的思想指導古文字的考釋，用古文字資料研究上古漢語，二者互相促進，相得益彰。不過也應該看到，仍有不少人由於缺乏語言學的觀點和古漢語的修養，對古文字進行穿鑿附會的錯誤考釋。在用古文字資料研究上古漢語方面，薄弱環節和空白地帶還很多。有些漢語史論著使用古文字資料時，轉引二手甚至三手資料，所根據的文字考釋的說法也有一些是陳舊過時的。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需要注意的。
學術的進步，離不開新的材料、新的理論和方法。現在，考古發掘提供的新的古文字資料，已經使我們有應接不暇之感；在吸收借鑒考古學和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方面，也還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古文字學將取得更大的進步。
文章來源：《裘錫圭學術文集》第3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02—507頁。
微刊小編：夏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