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款、印被称作书法作品的三大要素。用印是书法作品的最后一道环节,非常讲究。要根据款式的不同、章法中起承转合气势的不同和整体上的左右均衡来决定,因地制宜,灵活应用,用的恰当,会产生“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妙趣。在一幅作品中盖印不宜过多,尽求“惜红如金”,力求适宜和谐,宁少勿多,宁单勿双。印章的内容、形状、风格、大小及印泥颜色等因素都应予以考虑。
宁单勿双
根据作品空白来选择钤印位置,在一般规律中追求创新。姓名、字号钤盖在款字下面,有时因章法之需,钤于款字的左侧;引首印一般钤于正文起首处的第一、二字之间位置。
钤印数量要适度,统一中有变化,力求对作品起到补白点缀的美化或弥补作用。古人云:“印不过三”,若数量太多,则有喧宾夺主之嫌。钤盖两方以上印章,要注意变化;若两枚相连,一般是一朱一白,若接下有第三方,则用白文;若压角印是方形白文印,引首则用长方形、圆形或随形朱文印。一幅作品中若使用多方印,要兼顾整体上的审美,尽可能朱白相参、错落有致,避免印距相等和位置平行。
用印大小要与作品相称,能够起到校正通篇布局重心的作用。古人云:“用图章,宁小勿大,大则不雅。”要视书法作品尺幅大小选用印章,切记落款处的印章大约与落款字大小相仿,否则,不但会给人以沉重下坠感,有时还会影响画面的整体格调。上款上端不可盖闲章,压在人名头上,大多忌讳。一来失礼,二来破坏了画面。
印章风格要与作品风格相匹配,如,齐白石单刀直入、痛快淋漓的印章,不适宜钤盖在笔触细腻的楷书作品上;同样,雄浑奔放的作品,也不能用工稳秀丽的细圆朱文印。用色宣书写的作品,要考虑印色和作品整体色调相和谐;挽联用印,只能用黑色或蓝色。
名阴号阳
姓名章,一般钤在落款最后,用大小一致的朱文、白文对章,连钤。古云:“名阴号阳”,即名印阴刻,字号印或斋馆印阳刻。一般白文为上,朱文为下。距离间应最少有一个印章的宽度以上。当然也有用一个白文姓名章的,可加朱文闲章,也可大小不一,但必须小印在上,大印在下。用印时注意印章不可超过款文,也就是说小于款字。
引首章,一般钤在作品右上四分之一部位,如:正文一、二字之间的右边,既与落款相呼应,又与画面融为一体;印面以长方形、葫芦形、椭圆形、圆形为多;印文多为作者喜欢的名言、警句、籍贯、年份或斋馆号等。
腰章,作品从首至尾中间为腰。腰章在大幅作品中较常用,内容无定式,可以与引首、押角章形成三点一线,互相呼应。行气稍有摆动时,可用腰章调节补白。
画龙点睛
对联:对联中有单款为中下部题款钤印。上联通常钤引首章,钤在第一、二字之间的右边;姓名章钤在书者名款下,通常有两枚印章,一朱一白。
横披:用印的多少和其他书法款式一样,要视主体布白的需要而定,不是越多越好,正文作品中部,不宜钤印。
匾额:款字、印章与正文不可靠得太近,宜疏朗,有整体感。
扇面:落款字钤印的多少,要视章法的需要而定,印章的边线要与主体内容的斜度及折线相向。
册页:内容独立时每页都可落款加章,也可在最后一页落款加章,视书写的形式变化而定。
四条屏:首幅右上可盖引首小长形章,其余不可盖,如果统统盖上,行气就被破坏了。
印章是书法作品章法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书法作品上钤盖印章,往往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说:“中国印章的朱红色,沉着、鲜明、热闹而有刺激力。”通过用印,作者不仅可以表达艺术观点,展示襟怀,记时记事,而且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章法,起着调整构图和增强节奏感的作用。所以历代书家都非常重视作品的用印。作品用印,可以说有规律又没规律,不能一概而论,这取决于整幅作品空间形式的需求,既要照顾到章法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也要避免画蛇添足。
印章起源
印章到底起源于何时,这要从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遗存的实物结合起来看,不能单凭某一家的论断来决定。
一种说法认为玺印起源于三代(夏商周),这是根据唐杜佑的《通典》:“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的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相当于春秋中叶。这是较可靠的关于玺印的最早记载。其中的“玺书”就是用印章封发的官府文书。
在汉代人所著的纬书中,如《春秋运斗枢》、《春秋合诚图》等书则把玺印提早到黄帝和尧舜时代。比如《春秋运斗枢》中载:“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文曰天王符玺”;而《春秋合诚图》中则说:“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说得煞有介事,但这些书都是汉代方士编造的,其中大多为荒诞不经的传说,是不能完全使人相信的。
还有人认为玺印起源于商代,认为这与殷代书契的刻制有关(其时能刻制出精美的甲骨文)。而且,在黄濬所著的《邺中片羽》中,载有三方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这是已知最早的印章(图1),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人钟情闲章
闲章,是指姓名印、官印之外的印章。闲章是继秦汉玺印之后的一种吉语印演化而来的印章,其印形、章法布局、文字结构与姓名私印基本相同。闲章的出现使以往单纯的实用的姓名印,发展成为独立的具有文学含义的一门欣赏艺术。闲章具有极其丰富多彩的表现力和奇妙的艺术功能。闲章入印的印文内容丰富,记事、言志、抒情、咏景、咏物,充满了哲学、美学、文学色彩,耐人玩味。闲章,从不同角度,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作者的喜怒哀乐和道德情操以及修养、情趣、学识和经历。闲章因为文人的钟情而异彩纷呈,因其独具的实用性备受藏家追捧。
印章,据其内容功能分两类:一类具有徵信作用,一类不具徵信作用即“闲章”。闲章内容广泛复杂,有各种图形、吉语、格言、警句、诗词等。闲章的正式形成并获得重大发展,是在元明时期。元代画家王冕始创以花乳石自己治印,从此,闲章进入了主要抒发个人情感和表达人生志向的新境界。文人画士多治印,且钤于书画作品或藏书之上。
“闲章”不同于名章,少则两字,多则几十字。一般来说,“闲章”的内容与作品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有此一章,便生色不少。“闲章”虽“闲”,但既然加盖在作品上,就成为整幅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清代集诗人、书画家、进士于一身的郑板桥,用于书画的闲章颇多。他曾当了12年县令而不得升迁,怀遇不公,遂刻“七品官耳”(图2)以自嘲。后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了豪绅而被罢官去职,从山东潍县回家乡以卖画糊口。“二十年前的旧板桥”是他常用的闲章,印写其志,“民间疾苦”的清官本色。
近代画家吴昌硕,五十学画,镌“画奴”以自许,52岁经人保举做了江苏安东县令,可是做了一个月就辞职了,后来他刻“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意为他比不愿做官的晋代陶渊明做县令时间还少50天。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变法失败后他遭清廷通缉,亡命海外,长达十六年之久。康有为精于书法,回国后,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而他定的价格也极高,晚年的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卖文卖字的收入。在他的书件上常钤有一枚自述赫赫经历的闲章,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图4)。此章朱文4厘米见方,共27个字,字数之多甚为少见。其自炫自得之情,其不胜感慨之意,跃然纸上。
齐白石早年做过木匠,成名后作画常用“鲁班门下”印,以示不忘昔日的贫苦生活;“见贤思齐”印与其写字如出一辙,下笔不重描,一刀下去,决不回刀,气势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中国长沙湘潭人也”自报家门,和“人长寿”(图5)成为其经典代表作;所刻“三百石印富翁”、“寻常百姓人家”等,道出他为艺术献身的甘苦,“墨戏”、“不成画”、“门外人”、“浮名过实”等,又体现了画家的谦虚精神。
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印章时时坦露思想感情,仕女画闲章印文为“摩登戒体”,山水画为“大千眼底”、“自诩名山足此生”、“万里写人胸怀间”,凡自认为得意之作又印文为“独具只眼”、“百岁千秋”、“老奴”,尽情地表达出对生命和自然的情怀。还有“乞食人间”和“苦瓜滋味”等,表达自己贫寒出身、经历和处境。
闲章入印的印文内容非常丰富。或记事、或言志、或抒情、或咏景、或咏物,大量的闲章印文是摘自经史典故、诗词佳句、名言警语和书论、画论、印论、骚语;或反映书家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人生态度;或发表各自的艺术主张、个人情怀;或用以自励明志;或抒发怀抱。其中充满了哲学、美学、文学色彩,耐人玩味。闲章常常成为文人写意画和书法作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文人真正自己动手刻印,相传始于王冕。
王冕是浙江诸暨人。以画墨梅名扬天下,亦工诗,精篆刻。首创用花乳石刻印,花乳石脆软细腻,容易受刀,表现刀法韵味效果极佳,从而把篆刻创作从写篆到奏刀两个过程以一手来完成。很快在文人当中普及开来,为以后流派篆刻艺术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王冕所刻的这方印章,原石无存。从传世的绘画作品中能看到所钤自刻自用的印章,如“王冕私印“、“王元章氏”、“方外司马”等,颇有汉代铸凿之味,不仅吸取汉人法度,表现了汉印的神采,也刻出了他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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