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三阙”筑基，篆笔草情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道：“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借金石以考经证史之资。……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这段文字描述的是清中期以后碑学大兴的主客观原因：一是主观的学术氛围，由文字学渐及金石学；二是古碑石出土日多，访碑之风高涨，晚清学者对于金石的关注已不仅仅限于对此中史料的搜集和文字变体的考证，而是将其艺术价值也一并纳入研究学习的范畴。尤其对隋唐以前古碑刻的奇崛险姿以及在漫漶中所独具的沧桑古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且能迅速地在自身的书法创作中加以融合、表现，形成了全新的学术思潮和创作理路。
莫友芝生长于偏远的贵州独山，于科举屡试不第，后绝弃功名，游幕潜学，博闻强识，追本溯源，终成一代硕儒。他身处碑学的全盛时代，不仅在学术思想上重小学，更是亲身寻访金石碑碣，撰文著录。他对《说文解字》、音韵训诂皆有所研究，所著《金石影》《古金石文漫钞》对碑志、彝鼎、铜镜、瓦当或著录、或捶拓、或依原物勾摹，见识愈多。由此而形成的开阔眼界和对于“古意”的精深理解、对取法的自由性的认识，才是他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同大多数文人一样，莫友芝时时不忘以翰墨“小道”来抒写他的精神世界：“书本心画，可以观人。书家但笔墨专精取胜，而昔人道德、文章、政事、风节著者，虽书不名家，而一种真气流溢，每每在书家上。”在他心里，真正的艺术高度取决于笔墨之外的道德、学养和节操，体势与技法所能表现出的气息、意韵可因人因时而变，唯有精神是永存的。而这种精神是一个人综合修养与境界高度的自然流露，是在任何碑帖中都无法觅得的。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莫友芝的书作，品味出他笔下的烂漫和精彩。
清代晚期的书学主流是以篆、隶二体为核心的。很多书家把篆书作为学书基础是缘于对“六书”的重视，而篆、隶书作为“古体”所具备的高古意趣又符合他们的艺术追求。他们将此融入到其他书体的笔法中，开创出“古质”无处不在的书风潮流。“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在碑学洪流中，“篆隶古法”即为传达神采的最好载体。观莫氏各体书，无不如此。然由于本文主旨所限，现仅对其篆书加以赏析评述。
莫友芝作篆极具个性，书风质朴苍拙，点画遒润相生，意趣盎然。他虽受邓氏影响，然敢于突破藩篱，于清代书家中别具一格，颇享时誉。只可惜，与同时期的吴让之、何绍基二人相较，由于在篆刻、行草书方面的成就及影响力尚有不及，难以达到一代宗师的高度，因此莫友芝在辞世后所受到的关注度也就平平了。下面列举其风格不同的三件作品，通过对师承渊源、艺术思想和技法特征的分析，探讨莫友芝篆书的艺术价值以及莫氏在“邓派”书家群中的地位。
1.《皋陶谟》篆书册
在莫友芝的篆书中有数件近于邓石如艺术风格之作。我们可由此获知，在学邓热潮的巨大影响下，莫友芝也是一位受益者。而他对于秦汉碑刻的写意性摄取也必然离不开邓氏所带给他的启发。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称学邓篆者以莫友芝为最佳，赵之谦、吴让之次之。沙老这样评价应该就是以“率真”作为主要品评标准的。这件莫氏所作的《皋陶谟》篆书册（上图为局部），在字形结构上遵循邓氏法度，而在笔法上则极具亮点。其点画细而不匀，行笔若“锥画沙”，起笔多作发力状，突出墨韵，随后能提得住笔，所行之迹似铁画银钩，藏劲力于内，笔笔有痕，其出众的腕力与使转之功绝非寻常书家所能及。在顿挫的处理上，莫友芝尤显率性。与吴让之相比，其线条的起伏程度更大，绞转苍涩，意态跌宕，所刻画出的点画形态绝少平爽匀洁，一扫此前的整饬刻意习气，像是穿越过层层阻力，曲迂前行，丰富多姿，奇古生动，与《石门颂》在风神上可谓异曲而同工。这种天然的金石效果，即便是邓石如也未达到。可以说，莫友芝在笔法的自由性和丰富性上已经完成了对前贤的超越。
来源：《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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