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篆笔作籀，以学养书
在晚清艺术史上，吴大澂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在金石学、文字学、书法、收藏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学术著作颇丰，如《说文古籀补》《字说》《权衡度量实验考》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其中《说文古籀补》为古玺文字有著录之始。裘锡圭先生在《吴大澂》一文中更是赞其诸多新说是划时代的创见，称其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奠基者，至少可以看作是最重要的一个先驱者”。可以说，这都是对于吴氏在金石学方面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
吴大澂原名大淳，后避同治帝名讳改为大澂，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吴大澂为同治七年（1868）进士，曾任广东巡抚、湖南巡抚等职，一生致力于金石文字学的研究、收藏，造诣精深。他身为地方大员，曾有颇多政绩，尤其在光绪十二年（1886）为维护领土主权与俄方勘定两国边界，重立界碑，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高光点。但在甲午战争中，他由于指挥不当而遭遇败绩，为清廷所不容，遂被革职，返乡后抑郁而终。甲午战争后，他曾致函张之洞，希望以自藏的大量文物来作为对日方的赔偿，为国分忧。
在书法一隅，吴大澂主攻篆、行二体，又以篆书成就最高。他身为文字学家，深谙《说文解字》的重要性，对于篆法和用字是颇为讲究的，因此他的创作具有高人一筹的书卷气和学术性。相比于作品本身的艺术高度而言，其深厚的底蕴与宽阔的眼界才是他成功的关键。因为无论任何艺术，如果没有强大的学术支撑，终究只会陷于简单的技法层面。孔子有云：“志于道……游于艺。”研究书法亦然。由技入道，把“道”作为追求的高度，才不会成为一个匠人。可以说，“道”能生万物，是激活一切定式的源泉。而“游”字在此中的含义不仅仅是一种“游戏”的心理状态，更有“畅游”“优游”的动态感。也就是说，不可机械、单一地就字论字，要把其他艺术门类的可融会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作品才会焕发出生命力，并对后世产生积极的影响；否则必然会陈陈相因，使创作道路愈发狭窄，最终失去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吴大澂在篆书的外部形式处理上以古朴为上，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冷静，不以姿态求风格，这与清人的“朴学”之风是一脉相承的。从他的传世作品来看，其风格面貌也并非一成不变。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吴大澂三件代表作的赏析来了解他“以学养书”的习篆历程。
1.以秦篆为根基，兼取邓氏笔意
清人学习篆书的方法基本上还是效仿古人，以秦小篆作为入学门径。在邓石如出现以后，人们所研习和涉猎的范本在涉猎的广度上大大拓展了，汉碑额及金文笔法、体势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使得王澍、孙星衍等书家过于程式化的铁线篆创作模式被彻底打破，于线条中追求更为丰富的质感、变化以及墨色的浓淡对比成为晚清篆书的新风尚。以赵之谦、徐三庚为代表的婉丽遒媚之风，在篆书中融入了颇多隶书和魏碑意蕴，为这一高古静穆的书体开一新境。
或许是由于性格的原因，抑或是学者本身的理性使然，在吴大澂的很多书作中，无论任何书体都显示出一种安稳与严肃。这件《篆书五言诗轴》（见上图）展露了他扎实的小篆功底，字形整齐修长，每个字的大小几乎均等，重心上提，外轮廓呈紧收之势，内部空间匀停而不局促，通篇气息质朴醇雅，既符合秦《泰山刻石》的静谧沉稳，又颇似《说文解字》中标准小篆字范的格局。这种面貌的篆书创作自然是缺乏艺术性的，也难怪被马宗霍讥为“状如算子”。但此类作品并不能代表其真正的艺术水准，只是他学篆的根基所在，况且在笔法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顿挫与停蓄，以及对墨法的自然运用。这无疑是受到邓石如一派的影响。其营造出的金石气和虚实效果正是作品在格调上不致落俗的重要保证。
来源：《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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