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和“小字”除了字径大小区别，创作所需的物质条件、技法要求、审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若书家老态龙钟，就很难有效完成字径6尺见方的超大字书写。无论是大字文本遗存，还是理论阐释，大字书法在书史上基本属于空白。
既然字径不同，导致字法有异，审美感受也有差别，又如何来界定或度量大字“标准”？
今官方协会主办的首届、第二届“大字书法艺术展”，规定“正文字径原则上不小于15cm”，算是给出了度量“大字”的官方标准，同时也意味着官方或半官方对“大字”的认可。
这是较为理性的“政府行为”，因为“大字”供给严重不足，自然需要“宏观调控”。如各类“国展”的“大字”数量过少，投稿者偏好些小字，只因小字容易驾驭，为了入展，希望功成名就，当然写小字。
避难就易是个体理性，无可厚非。同时，“小字”本来就构成书法史的主流。
对于“大字”即“正文字径原则上不小于15cm”，本文且甘于流俗，沿用此标准，其依据主要来自“国展”生态，可能考虑多数人的书写习惯和展览的可操性，但其学术依据有待深入论证。
比如字径超过1米，“书写性”难以控制，即属于“超大字”了。大字不容易写，尤其字数多的大字书法作品更难驾驭。以前有专家学者在参与“国展”评奖时，就提出“难度系数”概念，如写唐楷的难度就远超屡获国展大奖的“中山王三器”之类篆书。
本来所谓书法“评比”，既反学术，又反艺术。评委们除非'万能”，否则只能从基础技法上做些不一定全面的判断，而作品实质内容中技法只是浅显的表象部执书法“评比”导致书法“尚俗”。
量化可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
在书法语境里“难度”既是个体感受，也是一个学术概念。但多少字径的汉字对应的难度系数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字径越大，难度系数越大。书史上大字文本留存不多，尤其在宋代出现挂轴以前。
一是物质条件所限，即毛笔、纸张等书写材料的限制。
二是实用性限制，如文人之间交往的主要媒介为信札、尺犊，尺寸较小，作为信息交流手段和目的，写小字效率当然高写于大字，所以古人手札也如今中小学生作业本大小。
作品展玩欣赏时尺幅也不宜太大，纵1尺左右刚刚好，比如《兰亭序》纵24.5厘米，横69.9厘米;《祭侄文稿》纵28.3厘米，横75.3厘米;《黄州寒食诗》横34.2厘米，纵18.9厘米。
三是审美功能的限制。挂轴出现以前，手札、手卷为书写主流，创作与习欢赏纯属个体行为，'孤芳自赏”成为文人书斋雅事，是文人们除妻妾之外的心灵尤物。
当然，这种“个体”的封闭性私人行为有利于艺术创作，但不利于书法以及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即便如此，古人书写大字的情形并不少见，甚至曾经成为潮流，这就是题壁书写。纸张出现之前，文人门通过题壁装疯卖傻，抒发感情，甚至完成某种市场交易。
题壁书法的创作有时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现场表演，而留下来的字迹，将面临社会广泛评仇遗憾的是随着时光流逝社会变迁，“题壁”多灰飞烟灭。
除了“题壁”，古代商家的招牌字可归于“大字”之列。典型者莫过于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提供的信息。楷书招牌“王家纸马”竖立店铺一侧，高过屋檐。灯箱招牌“十千脚店”尤其醒目，楷书字径约两个成年人头部大小。此外尚有写着大字“神课”“看命”“决疑”字幅的算命铺子，大字楷书“孙羊店”挂轴招牌表明是羊肉店，商铺内有“斤十六足”广告。还有“王员外家”竖匾的旅馆，“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竖幅招牌高达屋檐，布店“王家罗锦正帛铺”单字径超过成人体宽，其对面有一巨型竖牌，可惜字迹模糊不清。“赵太丞家”医铺排列孔幅大字楷书招牌或广告。根据常识判断，招牌字径普遍超过1尺，大者约1米见方。宋代的各种匾额大字只能在绘画中寻找到，但明清以后却有幸存者，如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巨匾，据史志记载，这五个字径盈米的大字是明朝成化年间的进士萧显所写。“室外”其实代表了文字不同的应用体系，是社会的、全民的、开放性的，“书法”跳出了文人的书斋，文字更广泛的实用性和社会性传播才得以完成，当然还起到政治需要和大众审美、提高思想认识的作用。摩崖刻石一般字径较大，南北朝以前多纪功颂德，或刻佛经、佛号南北朝以后，多题咏、题名。东汉《大吉山买地记》，刻于建初元年(76)，其字大可盈尺，是汉代石刻文字存世最大者，而汉代碑刻文字一般也谈不上“大”，如张迁碑字径约3.5厘米，碑额篆书字径达9.5厘米，仍够不上“大字”标准。书史上石刻“大字”仍然稀少但也有字径超20甚至30厘米者，南北朝刻《泰山金刚经》是古代大字书法典型，前人评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清康有为称之为“榜书第一”。清《金石录补》：“泰山御帐坪之南育石经峪，石如平台，旧刻金刚经，字皆经尺。”当代有名家认为习大字当学此范本，大抵是其既有秦汉古法又得楷法之意。宋代出现挂轴，是书史上的一次革命，是纸本书写从书斋走向社会空间的滥觞。从理论上看，挂轴欣赏可以挂满整扇墙壁，书写尺寸可任意，只要纸张不受限制。而当代实践中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十五年前孙伯翔先生的中国美术馆书法展，其临写的《始平公造像》几乎占据整扇墙壁，可谓“顶天立地”，目测字径约1米，整幅作品沉雄厚重，得磅礴之气。当时笔者后退至对面墙角才能整体观赏。这是2005年的事情。当代喜欢写榜书的不止孙伯翔，刘正成喜欢写“泥龟梦蝶”四字，有一幅丈八匹，字径1米左右。沃兴华、王冬龄、曾翔、陈振镰等名家写榜书也不逞多让。明清以来，书法字径、字幅逐渐向“大”的方向发展。如晚明大草，字径超15厘米者常见。如张瑞图《今春花开七言诗轴》(纵187厘米，横48厘米，朵云轩藏)，傅山《草书破书余古香诗》 (纵183厘米，横483厘米，山西省博物馆藏)，平均字径约17厘米。清代流行的对联书法比小巧玲珑的手札字径大了下少，可称大字艺术了。“大”除了改变视觉经验，还建立了与书斋小字不同的形式美感。这既是书写材料的贡献，也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文人士大夫有条件写大字，展示大字，书法本体的外延和内涵得到扩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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