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明代的艺术品定价指南

明初，战乱方定，百业凋敝，民无余财，书画交易也相当冷清。

据《盛叔彰全画记》记载，朱元璋曾经问裱画工盛叔彰：“彼图既成，鬻之于市，人有买者乎？”盛叔彰答曰：“近年以来缺，……乃世乱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暇尔。”这种局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逐渐改变。

北方在弘治、正德以后，南方在成化以后，农业、手工业日趋繁荣，逮至嘉隆万时期（1522-1620），更是达到封建经济的顶点，书画交易也迅速繁荣起来。

明 董其昌《山水八景册》（部分） 纸本设色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因此，了解明代的书画定价体系是研究当时书画交易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艺术价值决定价位高低

唐代张怀瓘在《书估》中以王羲之为例提到了书法作品的定价标准。

就目前的资料看，这种标准在明代吴门及其周边地区被基本沿袭，如成书于1621年的《长物志》中《书画价》一章，以及张丑的《清河书画舫》，都有相应的记载。

晋 王羲之 《孔侍中帖》（局部）

在明代，其他书家的作品也多以字数多少来定价。如赵孟頫在世时，作品润格为一字白银五分。

除了字数多少，创作年代的早晚也是书法作品定价的重要因素。

关于绘画作品的定价，与书法大不相同，同样是时间因素，影响书法价格的是创作时间的早晚，而影响绘画价格的还有制作时间的长短。

如仇英的画作以工细著称，他的画作在当时价位最高。但他画一幅画所耗时日也极长，《子虚上林图卷》绘制时间达6年（1537年开始画，1542年才画完）之久。

明 仇英《水仙腊梅》 47.5cm×25cm 绢本设色

1547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名价品第》中讨论了古画的定价标准。元人汤垕《画鉴》中也有对古画价值衡量的记录。总的来说，作品创作年代的早晚、艺术价值的高低是一直以来被沿用的、重要的定价标准。

到了明代，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对影响绘画价格的因素做了更为充分的总结。画家的名声、人品等也都在影响绘画作品最终的价格。

项元汴如何为书画定价

参与到市场交易中的收藏家、鉴赏家，他们的个人喜好和对书画作品的品评，会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定价标准。

项元汴喜欢在书画作品后面写上“其值xx金”的字样，被孙承泽取笑为“俗甚”。然而就是这个“俗不可耐”的举动，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书画定价标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值xx金”记录的不是“所买价值”，而是他的定价。

如怀素《自叙帖》真迹，他以六百两银子的价格从朱锦衣家购买，但其后的标价却是“其值千金”，加价达四百两之多。

唐 怀素 《自叙帖》（局部）

选取项元汴的标价来分析当时书画定价的特点，主要考虑到同一个人的定价标准比较统一，作为当时最有声望且最著名的收藏家，项元汴对当时的书画交易价格应该相当了解。

鉴藏家的书画价值标尺

李日华是明代后期著名的鉴赏家与收藏家，长期的书画购藏经历不仅练就了他区分真赝、评判甲乙的如炬目光，也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一把价值标尺。

李日华的这把“标尺”大体沿用了根据创作年代早晚、艺术价值高低来确定书画价格的定价标准，对于同一时代的书画作品来说，画价要高于书价。

而南宋画家马远和夏圭扥作品价位较低，可能是受粗疏草率的“浙派”末流连累，因为“浙派”画家主要师法马、夏。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于书画有一种“重古蔑今”的态度，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明代书画定价标准的制定。

明 沈周《名贤雅集图》（局部）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为明代书家陈道复的一幅草书题跋时，李日华写道：“今人重古蔑今，留五百年后酬善价。”

“重古蔑今”是对明代书画定价标准的概括。据上，搞清楚明代书画的定价标准，再以之作参照，去分析纷繁复杂的书画价格，就会无往而不利。

这份来自明代的艺术品定价指南，是否为你拨开了艺术市场“金钱游戏”的迷雾？

内容改编自《中国艺术》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