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一书反映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民本思想、崇礼思想和崇霸思想。这三种思想，具有春秋这一特定时期的时代特征。
《左传》中的民本思想，来源于春秋时期产生的进步哲学思想。当主宰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已经动摇，人们对天、人关系作出新的解释。从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事的时候，民本思想也随之而生，并且越来越鲜明。桓公六年，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一段话，就很有代表性。季梁提倡“道”“忠”“信”。所谓道，是忠于民而信于神；所谓忠，是上思利民；所谓信，是祝史真实地报告民的情况。这三条的中心都是一个“民”字。季梁提出“敬神保民”，其实质是借“敬神”来宣扬他的“保民”理论。敬神告神，都离不开民力、民心、民和；只有民力普存、民和年丰、民心无违，才能取信于神，也才能取得神的福佑。季梁谏止随侯与楚国交锋，不是从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来做随侯的工作，而是从“成民保国”“成民取胜”的理论出发从哲学观念的高度进行阐述，这很像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说明这种思想具有普遍性。
从《左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统治者已认识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郑国共叔段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子吕请郑庄公早日除之，“无生民心”（《隐公元年》）。晋公子重耳流亡过五鹿，“野人与之块”，重耳“怒，欲鞭之”，大夫子犯却说，此乃“天赐也”。说明这些统治者对民心的重视。反之，梁国的梁伯好土功，疲民以逞，导致亡国；楚灵王“汰侈”，不知“众怒不可犯也”，终至自缢身亡；此外像晋灵公、卫懿公、宋殇公等，皆因失民而丧国亡身。正因为民对于夺取政权和维持君位已经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统治者对于“民不堪命”“民弗堪也”的惨重剥削采取了一些宽缓政策，通过“抚民”“利民”“息民”等政策来获取民心，这在《左传》中不乏其例。民心的向背、得民与否，也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关系到霸业的兴衰。“曹刿论战”的中心，归结到一点，就是爱民、利民。晋文公“入而教其民”“入务利民”，结果“一战而霸”。楚庄王安顿国内，“民不疲劳，君无怨讟”，所以邲之战打败晋国，当上霸主；吴王阖庐“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所以与楚争锋而大胜。这些，都显示了“民”在争霸斗争中的重要性。
民本思想是春秋时期思想大解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由殷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人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到了《孟子》，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则将民本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左传》另一重要的思想倾向是对“礼”的崇重。春秋之时，礼崩乐坏，各种“非礼”的思想盛行一时。《左传》对各种思想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但是在“礼”的思想上，却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与复古倾向。
礼的最早的表现形式是祭祀——对天地自然的祭祀和对鬼神祖先的祭祀。《左传》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对祭祀及祭祀中的繁文缛节记载得特别详细，对天子诸侯之间的嫁娶丧葬等礼仪记载不厌其详。主祭者，也就是政权的拥有者。卫献公为求返国，宁可让宁氏执政，也不肯放弃主祭权，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僖公二十六年》），可见对祭祀权的重视。春秋时期，对于“礼”与“仪”有明确的区分。《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子大叔对“礼”与“仪”的区分的论述，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礼”“仪”观念。人们认为，“礼”不应只是一套人所遵循的“揖让周旋”的外在仪节形式，即“仪”，而应有其内在的本质，即要有自觉的明确的社会规范，尤其应包括经国济世的有助于建立统治秩序的内容。所以昭公五年鲁昭公赴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女叔齐仍然批评他只知“仪”而不知“礼”，因为“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鲁国此时政在三家，公室不守，所以鲁昭公不能算“知礼”。
因为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隐公十一年》）的重大作用，所以《左传》对于礼一再的强化，多次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国君或大夫违礼而遭受惩罚的事件，如晋惠公、成肃公、陈五父大夫等。《左传》对“礼”强化，把它上升到维护宗法制度、维护国家存亡、社稷安定和个人安身立命、死生存亡的高度，不但如此，还想把礼变成为一种人们内心自觉的追求。《左传》中对许多违礼的人和事的预言大都应验，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正反应了作者欲强化这种已遭到冲击和破坏的礼制和礼文化的态度。
礼作为“国之干”和“身之干”，还体现在外交往来、朝聘盟会与战争之中。如不应按礼而行，就被斥为“非礼”。诸侯国内政淫乱“无礼”，他国可以讨伐。战争中也要讲求礼。宣公二年，宋人狂狡倒戟而救出落井的郑人，自己反被郑人所俘，这是“失礼违命，宜其为禽”。鞌之战，晋国的韩厥和齐顷公两人皆优游有礼，一个不愿射死对方，一个执礼有加，放走了手到擒来的俘虏。这种描绘，完全是出于《左传》作者对礼的强化。蔡尚思先生认为“《左传》以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中国礼教思想史要目》），话可能过于绝对，但从《左传》的崇礼思想来看，不无道理。
春秋时期，王权衰落，霸权迭兴。面对这样一个霸权争夺异常激烈的局面，《左传》表现出鲜明的崇霸思想。
《左传》崇尚霸权，首先体现在对争霸战争的大量描写和对战胜者的态度。《左传》写了众多的战争，大部分为争霸战争或是与争霸有关的战争。这些战争篇章，细节非常丰富，叙述十分详细，描绘异常生动，是作者用心最著、写得最为出色的部分。作者对战争思想的阐述，对战争气氛的渲染，对战争双方的褒贬，都使人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对以武力攻伐征服的霸道与霸权的肯定。
齐桓公其次，作者对齐、晋、秦、楚等霸主持十分欣赏和赞美的态度。几次争霸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作者总是站在战胜的霸主的立场，阐述这些霸主取胜的原因，给予支持和赞美。再如对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作者是以世之楷模的形象来描写他的。尽管齐桓公的人物形象塑造在全书中并不见得丰满，但作者总不忘加以极力的称赞。齐桓公兼并他国，是因为他国无礼；他“存亡国”，“以让饰争”，是所谓的“惠施”。齐桓公死后，诸侯仍“无忘齐桓之德”“盟于齐，修桓公之好”。直到昭公十三年，叔向仍称赞齐桓公“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对这些霸主的颂扬，与作者的崇霸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再次，《左传》作者的崇霸思想，还表现在对武力的态度上。作者认为，天下纷争，战争无法避免，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战争、消弥战争。楚庄王认为：“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宣公十二年》）战争应该停止，但只有靠战争去消灭它，所以战争又是必需的。宋国的子罕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襄公二十七年》）兵威的作用在于安定国家，保护小国的生存。战争是威慑不法行为、伸张正义、安靖国家的工具，无兵威，天下终将出乱子，所以兵不可弃。这说明大国为维护其霸主的地位，并不完全放弃以武力相征伐的做法，反映了作者在崇霸思想的指导下所表现出的尚武尚战倾向。
《左传》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它具有鲜明的民本思想，代表着当时的进步思想潮流；它崇扬礼制，把礼制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与儒家的传统思想同质。而左氏崇扬霸主，称赞齐桓、晋文之事，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的态度又不吻合。所以，对《左传》的思想倾向，不要机械地划归于哪一个学派，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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