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评论作者，着重在显示优劣、定等第，溯渊源，辨流派。他在评价作者成就时，主要根据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标准；在论述诗人流派时，则分为国风、小雅、楚辞三系，从体制上溯其渊源，明其流变。
在思想内容方面，钟嵘注意到诗歌内容的多样性，不强调要表现某一类题材。他重视阮籍，左思等批判现实、政治性较强的作品，但也重视古诗”、潘岳、张协、谢灵运等抒写日常情景甚至流连山水的作品，这些作者都列在上品。他颇重视诗歌表现哀怨之情，但对怨情的内涵看得也较为宽广，既肯定王粲、刘琨的悯时伤乱的愀怆感恨之词，也肯定班姬、徐淑的自伤身世的凄怨之作。这里反映了南朝文人在评论诗歌时，已经摆脱了汉儒美刺讽喻的传统，对诗的思想内容没有划下一个狭窄的圈子，而是允许内容題材的多样性。这种观点对诗歌的发展是有利的。
上篇推文提到，《诗品序》鲜明地提出了他评诗的艺术标准。他认为，写诗应当恰当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使诗意深婉而不晦昧。他要求作品做到“干之以风カ，润之以丹采”。风力即风骨。关于风骨这个慨念的涵义，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据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的具体分析，风骨是指作品表现思想感情显豁爽朗、语言精要劲健，形成一种鲜明生动、刚键有力的文风。丹采，指华美的辞藻。钟嵘主张写诗应以明朗刚健性为基干、润以华美辞藻，与刘据兼重风骨与采的观点相一致，表现了他们要求作品应当质朴刚健性与华美性互相结合的观点。它对于当时片面追求华辞丽藻的文风，具有补偏救弊的积极意义。钟嵘认为如果赋、比、兴三法运用得当，风力与丹采结合得好，诗歌就能产生滋味无穷的艺木感染力。
《诗品》评价诗人，在不少场合即从风骨、丹采两方面考察立论。《诗品》对曹植评价最高，认为其诗歌成就犹如人群之有圣人。评语有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骨气，即气骨，风骨。这两句是说曹植诗在风骨，文采两方面成就都很高；正由于此，钟嵘给予曹植以最高评价。《诗品》评刘桢云：“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真骨二句，是说刘诗风骨很高；雕润恨少，则指“润之以丹采”不足。钟嵘很推重刘桢，认为其
诗在建安作者中仅亚于曹植；但对其诗文采不足，毕竟有些遗憾。《诗品》评左思云:“其源出于公干。……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认为左思的诗渊源于刘桢，风骨颇高但文采稍逊，所以野于陆机。“野”字取“质胜文则野”之意，指文采不足。《诗品》评王粲云：“文秀而质羸”，认为其文采秀出而质朴刚健性弱，即风骨不高。总之，钟嵘认为刘桢、左思、王粲三家诗成就虽颇高(均列在上品)，但在风骨、文采两方而有所偏，所以评价不及曹植之高。
《诗品》评曹操诗为“古直”，置于下品；评陶潜诗为“真古”、“世叹其质直”，置于中品。在当时崇尚骈体文华美词采的人们(包括钟嵘)看来，曹操、陶潜的诗，文采不是一般地不足，而是太缺少了，所以评价不高。唐宋以来，由于古文运动的开展和胜利，人们在文学方面的审美标准起了很大变化，曹操、陶潜诗的评价才高起来。宋代以来的一些诗论者，往往批评钟嵘品第不当，特别在曹操、陶潜等作家方面意见较多，这实在是由于他们不了解钟嵘有他受当时风气制约的批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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