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仓颉》之章，小学之书，文字备具，至于无能对圣国之问者，是皆美命随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刘子政之知贰负，难哉！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柷，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曰：此不继。周世通览之人，邹衍之徒，孙卿之辈，受时王之宠，尊显于世。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监二代，汉监周、秦，然则兰台之官，国所监得失也。以心如丸卵，为体内藏，眸子如豆，为身光明。令史虽微，典国道藏，通人所由进，犹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委积不绁，岂圣国微遇之哉，殆以书未定而职未毕也！
《仓颉》一书，是文字之书，其中文字内容详尽，至于那些不能回答君王之问者，都是因命好而为官升迁得到官位的人。“木”旁一个“多”字尚且不能知道，他们欲做到如董仲舒能知道重常鸟，刘子政能知道贰负之尸，太难了！有人说：“通人为官，常为兰台令史，其职常为校定书籍文字，与太史太柷一样，职责只在文书，并不是治理国民，所以不可以任用。所以兰台令史，如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人，名声好文章美，却只能停在原职而不能得到升迁，无以重用。”我说：并非如此。周朝时期的通览古今之人，如邹衍、孙卿等，颇受当时君王之宠，尊贵显赫于世。董仲舒虽然不在三公之位，其知识却在三公九卿之上。周朝借鉴夏商两朝，汉朝则借鉴周朝、秦朝，然而兰台令史之职，则是关乎国家所能借鉴前朝得失的关键。心之大小只如丸卵，却为人体内主要脏器，瞳仁只如豆般大小，却可使人得见光明。兰台令史地位虽低，却是掌管治国之典文书之档，通人由此而进身为官，如博士之类的官职，儒生多从此官职做起。停在原职不能得到升迁，岂是朝廷不重用他们，大概是因为所勘定之书尚未完成，尚未尽履其职吧！
引经据典，当为“通人”之能，治国理政却并非“通人”皆可为。譬如颜渊，孔子最得意门生，常对其大赞有加，如何？空谈经道，却无一实用。萧何智高，最知何以为用，故而能成为高祖股肱之臣，大汉江山的奠基者之一。萧何是通人吗？其实从古至今便无真正的“通人”。所谓人无完人，何来“通人”？读书获知得智，将读书所获做到学以致用，便是能人、高人。太史公司马迁可谓通览古今，可以称其为伟大史学家，却绝非治世能人。编史作书者，只是当时朝廷供养的一个文职，终其一生未完其职者无数，本来那个职位的工作就是永远也做不完的，用王充的话说，便是“书未定而职未毕”，“委积不绁”再正常不过。兰台令史，官位不高，却也不是何人皆可做得，定然是需要有通览古今之功的文人的，此类文人可称其为真正的读书人，却并非皆有治国理政之才，兰台令史之位，便是到顶了。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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