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恺像
“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
宇文恺首次出现在《隋书·帝纪·炀帝上》中，是以将作大匠的身份营建东京（后改东都）洛阳。将作大匠是将作监的长官，负责掌管朝廷宫室修建。那一年，是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宇文恺50岁，正当壮年，他早已算得上功成名就，在公元580年，宇文恺就被隋文帝杨坚任命为开府、匠师中大夫，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这个正五品的官职，显然并不是宇文恺看重的，他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的天才，在等待一个让他扬名于世的机会，和一个举世无匹的作品。
大兴城，正是宇文恺的机会。
北周贵族
隋唐前后100多年间的宇文家族，在当时是一个门阀贵族，在朝廷握有重权，门下食客无数。在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取得帝位之前，是北周的丞相，而北周的皇帝就姓宇文，所以宇文氏在朝廷中的地位很高。
很幸运，宇文恺就出生在这样的门阀贵族家庭。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即便他还在吃奶，就已经可以称王封公了。《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宇文恺）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
宇文恺的兄弟“以弓马自达”，但他对打仗骑射却没有多少兴趣，史书说他“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公父子”，尤其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醉心不已。
等到杨坚践祚登基，这样的幸运就变成了不幸。为了巩固政权，杨坚大肆诛杀宇文家族成员，宇文恺最初自然也在被诛杀之列。或许是感于宇文恺兄宇文忻的拥戴之功，或许杨坚对“少有器局，多伎艺”的宇文恺情有不舍，更因为宇文恺家族和北周宇文宗族的不同，杨坚及时终止了对宇文恺的诛杀，派人快马传令赦免了宇文恺。《隋书·宇文恺传》如是记录：使人驰赦之。非常有画面感。
一个伟大的建筑大师就这样被历史留了下来。一念之间，杨坚的善念除了给他短命的王朝留下面子工程需要的宫室之外，还给世界留下了一座气势恢宏的长安城。
营建宗庙
机会很快来到。
杨坚建立隋朝后，急欲建立宗庙。于是他便想起了被自己“驰赦之”的宇文恺。于是一道诏令，启用了宇文恺，并封其为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
史书没有记录太多宇文恺修隋宗庙的细节。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同时为隋开皇元年）只作了如下说明：时高祖以下置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无受命之祧，社稷并列于含光门内之右。于此大体可以看出隋室宗庙的规制。
宗庙建成之后，杨坚封宇文恺为甑山县公（位于今湖北省汉川市东南甑山镇），食邑千户，对他在工程营建方面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肯定。
修建大兴城
属于宇文恺最大的历史机遇随之而来。
《资治通鉴·陈纪九》之“宣帝太建十四年”：隋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纳言苏威劝帝迁都，帝以初受命，难之；夜，与威及高颖共议。明旦，通直散骑庾季才奏曰：臣仰观乾象，俯察图记，必有迁都之事。且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都之计。帝愕然，谓颖、威曰：是何神也！太师李穆亦上表请迁都。帝省表曰：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人望，复抗此请；无不可矣。
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
这一段文字，将苏威、高颖、庾季才、李穆等大臣劝杨坚迁都的过程写得非常详细，其中，既有“城将八百岁，不甚宜人”的实情，也有作为臣子以天命劝进的虚情。总之，最后杨坚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诏高颖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
这是宇文恺在营建宗庙之后负责的第二个大项目。新都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高颎”，但“凡所规画，皆出于恺”，也就是说，高颖只是名义上的中规划师，真正的规划设计操盘手，还是宇文恺。所以，宋人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如此说：“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
一个好汉三个帮。宇文恺营建新都的工作，得到了刘龙、贺楼子干、尚龙义等人的支持，他们分别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现场监督等事务。
新都城的规划建设吸取了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的规划建设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在宇文恺的设计下，新都城将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成为古代城市建设中的一大创新。
隋新都从隋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开始兴建，至当年十二月基本竣工，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因杨坚曾被封为大兴郡公，遂以“大兴”命名新都。大兴城修建前后仅九个月时间，其建设速度之快令世人惊叹，从中也可想象其耗资浩大，而劳工的投入更是庞大。尽管如此，作为总其事的宇文恺，在隋新都的建设中，仍然在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都城的建成，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在城市建设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居住区的里坊形态是宇文恺规划设计中的亮点，这也是唐朝将大兴城更名为长安后逐步形成108坊的设计基础。除了受先人“九经九纬”、中轴线对称规划设计思想的影响之外，宇文恺显然还考虑到王朝管理的需要：把人们框在一个个格子里，主要便于管理。但宇文恺对居住区的设计也存在一个不足，即规模过度，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超越了时代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过度投资和过度建设。其在城南规划建设的无数里坊，在终隋朝两代，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宋敏求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直到唐朝开元年间，随着长安人口的增加，这些空置的里坊才逐渐有人居住。即便如此，有唐一代，108坊的“空置率”仍然很高。
尽管如此，大兴城仍然不失为当时世界上设计最精巧、规制最宏大的大城市，宇文恺以其高超的建筑规划设计，为唐朝遗留下了一个万邦来朝的世界之城。宋人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如此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这是后人从建筑规划角度给予宇文恺最中肯的评价。
而清人徐松的总结，则更充满了历史感： 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这里所谓的隋文新意，准确地说，是出之于宇文恺。
不要忘了，宇文恺负责兴建大兴城的时候，也仅仅只有27岁。天才的建筑学家以如此年纪统领这个浩大的工程，这是他的机遇，也是长安城的机遇。
建仁寿宫
开皇十三年（公元592年），隋文帝杨坚行幸岐州（今陕西宝鸡凤翔），在岐州之北的麟游县看山了一块宝地，于是诏令天下，绘山川图以献，营建离宫，用于避暑。此地位于“万迭青山担一川”的杜水之阳，东障童山、西临凤凰，南有石臼、北依碧城，天台上突兀川中，石骨棱棱，松柏满布。即便是三伏天，气温也平均只有21.8度，是为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为了尽快建成仁寿宫，杨坚“使杨素监之”。杨素其时为右仆射，位高权重，军功累累，深得杨坚信任。在杨素的举荐下，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相当于总工程师。隋制，未除授正官而领其务者为检校官，等于以副职主持工作。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
久经重大工程考验的宇文恺当然不会让杨坚失望。在接受这个任务之前，宇文恺已任莱州刺史。走马上任之后，他在杨素的支持下，为营建仁寿宫选了几个能力非常强的工作搭档：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崔善为为督工。封德彝为杨素的随军记室，也是杨素的姻亲，早年追随杨素，杨素对他赞赏不已，一有机会就想杨坚举荐；崔善为精通历算，初为文林郎，据说有一次杨素要查考他的工作，崔善为手拿手板凭记忆唱名，没有一处差错，杨素大为惊异。自此各方有疑难狱案，全部命令他审讯，都能追查出其中实情。
三个人都是厉害角色。于是夷山填谷以营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史载，为修建仁寿宫，隋朝总共奴役了数万工匠，昼夜不停地施工。杨素督工严苛，封德彝和崔善为自然也不敢怠慢，作为总工程师的宇文恺虽然主要负责建筑设计，但其中也不免大耍威权，役使劳工，“民夫疲顿颠仆死亡万人以上”。为不影响工程，杨素命令直接将其尸体推入土坑，盖土筑为平地。
历经两年零三个月的不停施工建设，仁寿宫终于建成。据传开皇十九年除夕之夜，杨坚在宫中远望，见宫阙磷火弥漫，隐有哭声。杨坚颇感惊悸，感叹这必定是修宫殿时役使劳工过于严酷的缘故。
仁寿宫东至庙沟口，西至北马坊河东岸,北至碧城山腰，南临杜水北岸，城垣周长一千八百步。内城以天台上为中心；冠山抗殿，绝壑为池，分岩竦阙，跨水架楹。杜水南岸高筑土阶，阶上建阁，阁北筑廊至杜水，水上架桥直通宫内。天台山极顶建阔五间深三间的大殿，殿前南北走向的长廊，人字拱顶，迤延宛转。大殿前端有两阙，比例和谐。天台山东南角有东西走向的大殿,四周建有大宝殿、丹霄殿、咸亨殿、御容殿、排云殿、梳妆楼等殿宇。
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将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第二年，欧阳询在这里写下了名垂中国书法史的中国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
“居高思坠，持满戒盈”。欧阳询在《九成宫醴泉铭》中写下的这句谏诤之言，不仅是对李世民的提醒，更是对短命的隋王朝之所以失政的历史总结。
建筑遗产
作为生活在隋唐时期的建筑学家，宇文恺除了修建宗庙、大兴城和仁寿宫之外，还领衔负责建设东都洛阳、开凿广通渠、修筑长城、营造巡狩大帐、观风行殿、设计明堂。不过，除了开凿广通渠有利民生经济之外，宇文恺的其他建筑工程，都不过是作为王朝政治的需要，劳民伤财，激发民怨，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当然，他在其中也并没有留下什么好的口碑。
在建筑学方面，宇文恺著述有《东都图记》20 卷，《明堂图议》2 卷，《释疑》1 卷，均见行于世，这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留给世人的遗产。可惜，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一个本可以伟大的建筑学家，就这样隐没在长安城的盛名之下，就像那些无数劳累而死的无名劳工，如果不是细心地从史料里搜求，“宇文恺”这三个字似乎再难与长安城发生历史的牵连。
长安里坊微缩图
给后人留下一座世界之城，但后人并不需要记住我的名。历史的感性之处在于，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宇文恺的幸运，也是宇文恺最大的不幸。
（本文刊2019年第9期《看历史》封面策划“复活的里坊”）
《看历史》9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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