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晓锋
中国古代诗人的诗作中都蕴含着最淳朴的自然法则。梅、兰、竹、菊、松、柏、莲等自有品格的植物，便闯入不同品质诗人的眼中，大放异彩。
而诗人自古多以雅士自居，雅就要雅到极致。
'独爱菊'的陶渊明便是爱菊的象征，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后人奉为圭臬，被后人冠之为：菊花花神。而菊花被人们称为'花中隐士'。
从古至今，文人雅士都特别钟爱咏菊、画菊。
或娇艳，或冷峻，或野逸，或清高，寄寓着文人雅士不慕名利、独具风骨的人格理想。
雅士咏菊，始于屈原，到陶渊明、钟会，一直都受历代文人追爱。
文人画菊，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唐宋时期重写实，明清时期重写意。
在唐宋之前，我国已有源远流长的种菊、赏菊、咏菊的传统，形成了独有的菊文化。
菊，在古文献里作'蘜''鞠'。
《礼记·月令》曰：'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尔雅·释草》曰：'蘜，治蘠也。'晋郭璞注：'今之秋华菊。'宋陆佃《埤雅》云：'菊，本作蘜，从鞠。蘜，穷也。'
最早赋予菊花之美含义的是屈原，不仅最早以菊入诗，写菊花可以食用，还以菊花寄托理想。表明洁身自好、不随流俗、不与朝中奸侫同流合污的节操。
《楚辞》：'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陶渊明诗丰富了菊花的文化，菊花的特别之处是在众花凋谢后，独自在寒霜中开放，这种傲霜精神，正是陶渊明所追求的。
陶渊明《和郭主簿》诗：'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从此，菊花有了'霜下杰'的美名。被后世定位为'花中隐逸者'，与梅、兰、竹并称花中'四君子'。
《菊花赋》：'故夫菊有五美焉：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
钟会从菊花的形状、颜色、花期、气候、利养生等方面赋予菊花五种美德。
'圆花高悬，准天极也'是君临天下的气势。
黄巢、朱元璋都用此意抒发过王者之志。
黄巢《题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罢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朱元璋的咏菊诗霸气丝毫不亚于黄巢：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骇煞。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是黄菊花为菊中之尊。
黄色是土的代表色，也是帝王之色，又兼具'中和'之美。
所以无论菊花的花形和花色，都具有王者风范。
'早植晚登'是菊花有'君子之德'。
菊花与其他花一起种植，百花凋谢之后才开放，不与百花争艳，义让群芳。
'冒霜吐颖'是菊花迎寒霜而绽放的'劲直'品性。
'神仙食也'是菊花可延年益寿。
从战国至汉魏，一直有九月九日饮菊花酒的习俗。
屈原《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西京杂记》载：'汉武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所由。'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
陶渊明明白'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唐宋时期擅长画菊花的名家有黄荃、赵昌、徐熙、滕昌佑、朱绍宗等。
宋末元初的郑思肖，以擅长画兰花闻名，但他自号'菊山后人'，这是缘于他的父亲号'菊山'。
郑思肖虽然没有菊画传世，但他题画的菊诗却将菊花的傲霜精神表现到极致。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
元代以后，文人画家多用写意技法取代唐宋时期的工笔技法画菊，'笔不周而意周'，着重表现的是菊花的文化内涵。
工笔技法的菊花
明代徐渭，擅长大写意画菊，画面的干湿浓淡变化出神入化，把菊花的冷峻和野逸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末清初的恽寿平画菊兼工带写，开创了'色晕水染'法，淡雅中见绚丽，精致中见自然。
清代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等更善用笔用墨，以墨勾勒，或点或染，画面的神韵颇为清高。
近代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也有许多笔力雄健、气势磅礴的作品，使菊花傲霜凌寒之气跃然纸上。
至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意境，更几乎是所有钟爱菊花的文人雅士避不开的题材。
纵观菊花之美，既有儒家所崇尚的君子之德，又有道家所推崇的隐逸之风，还有普通人所追求的健康长寿。
在文人画家笔下，菊花不仅仅是自然之花，更是君子之花、隐逸之花、长寿之花。
菊花作为'花之隐逸者'，与陶渊明交相辉映。
陶渊明是'性本爱丘山'的山野村夫，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气书生，他在少年时就有很高的志趣。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年少时热爱自然的陶渊明'不争'的恬然自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是心怀济世之志的陶渊明'争'的豪情壮志。
29岁的陶渊明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能忍受官职的拘束，辞官回乡。州府又召他做主簿，他不接受，两次半途而废。
此时的陶渊明虽然心有不甘，无奈选择了过田园生活，靠耕种自给自足，这是他的'不争'；却又因劳累病倒，让妻儿都挨饿，让他不得不'争'。
退隐田园多少有点不舍，但不与百花争春的境界，陶渊明傲然不群、不从流俗。
陶渊明的名士之名，终究是受当朝权贵青睐的，再次拾起年轻时的青云之志，陶渊明又走上了仕途。此时的陶渊明多少是有无限的壮怀与雄心的，想要为国家做点事。
权臣桓玄和刘裕代晋的野心渐渐暴露，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斗争此起彼伏，陶渊明彻底感受到了官场的污浊与黑暗。
如果说之前的出仕是因为陶渊明县官职太小的话，这一次陶渊明是有升迁的契机的，可家国情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操守，让他无反顾地选择了再一次离开。
象征性地当了八十天彭泽令，留下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和一首《归去来》，作为他出仕的终结和隐世的开始，从此终生不仕。
再次归隐田园，陶渊明真的实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理想，'我醉欲眠，卿可去'是他的纯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的田园生活。
苏轼《题陶渊明饮酒诗后》云：'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菊花成了陶渊明的最爱，种菊、咏菊是他精神上的代表和寄托。不仅体现着他的'不争'，其实也暗喻着他内心深处的'争'。
满腹经纶的陶渊明，难道真的甘心当一个隐士吗？
答案是：不。
陶渊明曾踏入仕途，也曾想报效祖国，匡扶天下，有他无限的壮志与雄心。
只是，彼时的官场是个污秽之地，清高自洁的陶渊明选择离开，但离开的背影中有他无尽的不舍与遗憾。
菊花里不仅有陶渊明的隐世情怀，也有那怒而不显的君子风范。
在陶渊明的菊花中，藏着壮怀，藏着不舍，藏着雄心，藏着遗憾，更藏着一切。
出仕的壮志，隐世的高洁，都是隐士情怀。
出仕与隐世，是两种人生最求。有人说这是矛盾的，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其背后都是陶渊明的情怀，出仕是家国情怀，隐世是人生情怀。
陶渊明真的不愿意出仕入世吗？并非如此。
他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时候岂不是正身在官场？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陶渊明这样的名仕对于出仕和隐世的选择呢?
以才学品行而言，陶渊明绝不是山村野夫。
才学鞭策着陶渊明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可官场的黑暗，让他对朝廷失去信心，官员们之间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让他身心俱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宁可选择隐居也不入朝为官，但并非在本质上就讨厌入朝为官。
儒家学说重要的一点就是：积极入仕。重要途径就是：入朝为官。
提倡文人学子通过才学为社会创造利益；通过权利去造福百姓。
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陶渊明对于入朝为官这件事本身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陶渊明本命的清高，让他对朝廷的政治氛围有着极高的苛求。
也就是说，在政治清正廉明的时候，心甘情愿的入朝为官，但是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又会选择与世俗同流合污。
出仕是理想，但在抱负和政治之间的矛盾，让本心不许自己与世俗同流合污，隐世就成为一种必然。
陶渊明的出仕受生存的影响极大。
魏晋时期的官场浮华而黑暗，陶渊明对这样的黑暗是不屑一顾的，很多时候宁愿面对着五柳写诗作赋，也不愿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当中费尽心思地寻找出路。
但是生存问题是困扰陶渊明的一大主要问题，所以很多时候，陶渊明在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面前，不得不选择进入官场。
一而再地出仕隐世就是他面对生存不得不做的妥协，也曾经去适应官场的尔虞我诈，但作为文人雅士本命里的清高却不允许他向世俗低头。
早期在反反复复的出仕隐世中纠结，或囿于报国无门，或囿于生活清贫，除了其洁身自豪的品格，生存问题无疑是最大的困扰。
菊花还在，陶渊明靠着南窗，赏菊寄情怀。
他'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也'鸟倦而知还'。
'草盛豆苗稀'，他仍'带月荷锄归。'
'世与我而相违'，他也'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皆以菊言志。
也许正是仕途的不如意，他的视线转向学问，中国文学史多了一颗耀眼的星辰，也照亮了我们的归去来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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