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乱世。在此衰乱的时代，士人纷纷挣脱儒家之桎梏，奔向道家的解放，由性至情之转变，痛生命之短促，悲人生之无常，骚人墨客唱出了阙阙生命的悲歌。由南朝宋刘义庆及其门客所编撰之《世说新语》，记载的就是这个衰败而又灿烂的时代。
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门第精神维持了两晋两百余年的天下。名门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苦心经营，必须经得起风吹雨打。相对于豪门，寒门中人永远都是被鄙视以至于打压的。
以隐逸与饮酒而垂名后世的陶渊明或可引其祖先陶侃在东晋的辉煌功业而自豪，而陶侃却出身孤寒，素为名门所鄙视，终生如是。陶侃的进入官场是适逢贵人范逵路过其家，陶母卖发以买米和肉，又劈房柱当柴烧，可以说是削发破家以款待客人，而陶侃又追送客人数十里，方才得到范氏为他传播名声。他当初入官场，所担当的不过是管理鱼梁的小吏；及至后来发迹，位极人臣，仍被贱称为“小人”“溪狗”。其子陶范想送米给琅琊王氏后人王脩龄，竟为对方所不屑而拒绝。《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中有温峤劝庾亮前往见陶侃以求协助平叛时说：“溪狗我所熟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大道或如青天，但有才者却不一定可脱颖而出，关键是魏、晋时代还没有科举制度，因此要吸引大名士的品评而鹤立鸡群、暴得大名，绝非易事。种种的艰难，逼使才俊之士戴着枷锁跳舞，力求浮出水面。故此，很多特立独行甚至似乎矫情造作之士便蜂拥而现。
嵇康打铁
嵇康之当街锻铁，是一种自我呈现，既有让人品评之意图，更有以反常行为引起公众反思的积极意义，为什么才华横溢的嵇康不是身居显位而却当街打铁？很明显，就是以一种与当政者决裂的姿态告诉世人，自己宁干如此不称身份之粗活，亦不与司马政权同流合污。而阮籍之翻青白眼以判人的优劣，则可谓是魏、晋之“秒杀”。
而若论行为艺术的佼佼者，则莫过于东晋丞相谢安。从隐居东山三十年，到傲然携妓出风尘，以至于“淝水之战”时闻前方大捷，虽内心狂喜，不觉屐齿折断，仍若无其事地下棋。早年在海上畅游而遇大风浪时，王羲之与孙绰等人均大惊失色，独谢安处之泰若，啸咏如常，终化险为夷，经此事而众人一致推崇，均认为“安石”名符其实，是足以安天下之基石。这就是表演的力量。风雨飘摇的东晋，需要的就是懂得表演的名人领袖如谢安的“矫情镇物”，以安天下人心。
魏晋的行为艺术是长期而持续的姿态，但也是消极而颇为费时的姿态。故此，名士均集中在上层的名流圈子中，上至宰相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中书令庾亮、丹阳尹刘惔、中军将军殷浩府中，下及妇道人家如谢道蕴以及谢安之妻，皆以清谈为雅事，并以此为贵。谢安与支道林及许珣聚于王家，畅论《庄子·渔父》，各抒己见，而谢安“作万余言，才峰秀逸”，众人叹为观止。在他们眼中，遨游于精神世界，方为人上人。清谈影响之大，在时人心目中之崇高，就连王敦、桓温这两位枭雄也凑凑热闹，或以清淡的保护者的姿态自居而为荣。
谢安在一个雪天和子侄们讨论可用何物比喻飞雪。谢安的侄子谢朗说道“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则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清谈代表的是人的思想的表述以至于对经典的现场实时诠释，这正是个体主体性之突显与社会思潮对主体性之确认，亦即才华压倒一切，才华以清谈之名而彰显。整个东晋虽总处于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秋，而清淡不绝，此中自有其营造详和的社会氛围以安定人心的功能。故当王羲之列举夏禹、文王的骈手胝足、宵衣旰食以治国，对举朝上下均以清谈为尚表示忧心时，谢安即予以反驳，或便有此意。
另一方面，清淡是智者才子之雅集，此为智慧交锋之沙场，更是借此以揄扬名声之要塞。一旦胜出或经大名士激赏，则名扬天下，从而踏上出仕之阶梯。由此，魏、晋清谈，天才辈出，王弼、向秀以至郭象等等，皆为中国之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对中国中古之思想有“重大意义”，故宗白华先生说：“论天人之际，当是魏、晋。”
清谈，是玄学之论辩，不只要求有思维上的突破，还须文辞优美，令主客破疑遣惑，心情愉悦，精神畅快。钱穆指出：清谈精神之主要点，厥为纵情肆志，不受外物屈抑。
沈周 临戴进谢安东山图(局部)
政治领袖要面对波谲云诡的局势，必须具备谢安“矫情镇物”的本领。而魏晋之时代精神却是任情恣意，以求畅快潇洒，基本是颠覆礼教，背离法度，时称“任诞”。而被置于任诞第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
以任诞的行为对虚伪的社会与严苛的礼法作抗争的，有刘伶之裸醉，以天地为衣裳，又以戒酒戏弄妻子；阮籍醉卧当垆美妇身旁，服丧期间饮酒吃肉；阮咸当街晾裤，与猪共饮，服丧期间追回鲜卑婢等等。倨傲至极，即为所谓的“任诞”，视世间礼法为无物。而任诞者与卫道者之争，如何曾对阮籍的漠视丧葬之礼的指责，动辄以礼教杀人，实际上是曹魏之“唯才论”与司马氏政权之“以孝治天下”两方阵营的暗中较量，甚至发展至意识形态上《四本论》的斗争。有意或无意的任诞者及其攻击者，均沦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酒对于魏、晋中人而言，有忘忧、避祸、服药等等不同的目的。在纵酒狂歌的背后，蕴藏的是人生虚无的悲哀，亦是对生命不可言喻的痛。张翰（季鹰）认为身后名声“不如实时一杯酒”，毕世茂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太元二十年，长星出现，意指将有帝王驾崩。孝武帝司马曜听了自是情郁于中，夜里便到华林园喝酒解闷，在醉意朦胧中，举杯向夜空里的长星感慨道：
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竹林七贤
那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整个社会充满了末日情绪，饮酒求醉，成了社会上普遍的消愁解闷之良方。阮籍的醉酒是为了逃避黑暗的政治，故终不及刘伶的终生对酒纯粹的一往情深，酒入骨髓，《酒德颂》是千古名篇，既是饮酒之宣言，独步古今，更是他放浪形骸、游戏人间之哲学。虽说“死便埋我”，而“酒仙”却最终得以寿终。
无论是服药还是喝酒，嵇康与阮籍终无法忘世，于是乎，前者弃首东市，后者长醉于酒乡。“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虽位至三公，却在“八王之乱”时有性命之虞时，竟假装服散药发，跌入屎坑，这是忍辱含垢，以存性命。饮酒服散背后，竟是苟存性命于乱世，且如王戎如此不堪，实在可悲！宗白华先生指出：
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
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
王戎与世浮沉，自是阮籍眼中的“俗物”。而嵇、阮二人的高低，亦从服药与饮酒之别而判然立现。阮籍醉酒佯狂以独善其身，甚至最终也为司马昭写了劝进表，终得以幸存。《咏怀》诸篇，抒写的亦不外是大半生的“夜中不能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从内而外的表演，则为“穷途而泣”。而嵇康却终生不改其一往情深之理念，东市临刑前，顾日影而弹琴，以一曲《广陵散》，超度了自己大半生不屈的灵魂，听者涕泣，千古同声一哭。
嵇康是“竹林七贤”真正而唯一的灵魂人物，从理念以至于处世，颠覆传统、抗俗辟邪，死得极之悲壮潇洒，其铮铮风骨，为千载以下的中国文人传统，竖立了丰碑。
竹林精神在东晋得到了王导、谢安的传承。王导最崇拜的就是嵇康，并以嵇康的著作为清谈之资；谢安视“竹林七贤”为神圣，不许子弟轻易评论。同样一个时代，因为政治的黑暗而造就了竹林悲歌，而此同时代之菁英并未因此而落井下石，而竟是引为知音，而七贤之流风遐被，亦得以在东晋成为风尚，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圣洁的精神家园。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这时期的诗歌弥漫着一股叹逝之风，如《古诗十九首》：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东晋皇权旁落，帝王已全然失去司马昭兄弟的暴戾滥杀以收威慑之霸权，反而与文人雅士周旋，故而文风炽盛，朝野皆以风流儒雅相尚。宗白华指出：
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东晋文人之间，绝少猜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王羲之玩鹅图
《世说新语》有如魏、晋间之《清明上河图》，写人如生，记事生动，在如沐春风的清谈中呈现主客神韵，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中交织出惊心动魄的政治漩涡；要言不烦，一卷在握，让魏、晋风流，千载之下，成为永恒。简而言之，此书千头万绪，又有如众声喧哗，百家争鸣，而其神韵一以贯之，则乃魏、晋之悲凉慷慨，如一曲幽笛，在茫茫黑夜，如泣如诉，令人感慨万端。
（《经典之门》之《世说新语》导读作者陈岸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文学博士，现任职于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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