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2019年底,国家典籍博物馆搬出了镇馆之宝——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引来无数观众一睹风采。这张仅465字的书法作品,是现存唯一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手稿。它为研究司马光的思想及其政治观、史学观,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一份新史料。
1084年底,司马光潜心修书15年后,《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不顾寒冬腊月,用马车载着294卷史书,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向宋神宗进呈。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他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近千年后,294卷《资治通鉴》手稿只留下465字,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残稿字数少、篇幅短,为司马光所拟大纲,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正月至同年12月,整一年史实。不过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份残稿信息量十分丰富。“短短465字大纲,映射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与风格。”国家图书馆文献研究员赵前如此介绍。
残稿中,每件史实的开端仅有数字或数十字,往下接“云云”。“云云”这两个字相当于今天的“等等”——司马光从别的文献资料上选取史实,放在大纲中,但因篇幅有限,只能先写上“云云”,编完大纲再一一补充。这是编纂《资治通鉴》的第一步,“作丛目”。
编纂第二步为“修长篇”。大纲完成后,根据提示,司马光的助理编修将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补上。在这一步,几位编修各有分工:刘恕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刘攽负责两汉历史,范祖禹专门补充唐朝史料,后来加入的司马康负责校阅文字,4个人各司其职,著成的长篇堆满了两间屋子。
第三步“删定成书”,将编修补充的长篇,一一删削成稿。这一步工作量最大,耗时最长,由司马光一人在辞官定居洛阳的15年间完成。他将上起战国初,下至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前的1362年史实,依时代先后顺序整理。庞杂的长篇史料,要删繁就简;风格各异的语言,要统一润色;来自不同史书的资料,要逐一考证;历代史家文人的观点,最终融成“一家之言”。
最后一步删定成书,在此次展出的残稿中也有体现。如今通行的《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与残稿对应章节有多处不同,这正是因为司马光作了删削与修订。
展出的手稿上暗藏蛛丝马迹,后人还可以从中窥见司马光的为人和性情。这幅手稿由两张宣纸拼接而成,衔接处盖满了司马光的印章。在第二张宣纸上,正文旁边有几条被涂改的墨迹,墨迹下的文字隐约可见——这本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写给司马光与其兄司马旦的一封信。
从书法的角度看,即便拟大纲打草稿,司马光每个字都写得一笔一画,绝无草笔,毫不马虎。这些规规整整的字,起笔收笔受颜真卿颜体影响,字体藏隶书之风,看似笨拙,笔画内敛,又有一丝洒脱之气,由此可见,他修书谨慎认真,而胸中又自有丘壑。北宋书法家黄庭坚《论书》就曾评论说:“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而身为度者,观其书,犹可想见其风采。”
如此端劲的书风,和司马光忠直的个性也极其相似。他被认为是儒家思想教化的典范,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
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向宋仁宗上奏了大大小小170多份奏章,大多关于“三言”和“五规”,还有皇帝的子嗣问题;辞官赴洛阳前,他在朝中官至高位,同学、同僚、亲属,周围有不少人想通过他走后门,但都被一一拒绝。后来他干脆在客厅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
来者想批评规劝的,请写信交于书童转我,我一定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想升官发财,或犯了罪想减轻处罚的,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若一般来访,以上事宜都不要提。他为官40余年,始终清廉至简,所有财产只有洛阳独乐园的几亩薄田,夫人去世,都只能卖了田地买棺材——这就是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重一统、重礼制、重仁爱,这些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理念在《资治通鉴》中也有体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游彪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千年回望司马光”公开课活动中如此介绍。比如,他写“分裂时代”,三国时,魏有本纪,蜀、吴没有;南北朝时代,南朝有本纪,北朝没有;五代有本纪,十国没有。再比如,书中记载,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无一出错。在司马光看来,“正统”不可撼动,“大统一观”一以贯之。
其实,司马光也不总是板着面孔的,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他也有大胆创新的一面。在史料取材上,他就成功开辟了新领域。史学界有一种传统观念,只有“正史”才是“信史”,对私家著作特别是小说笔记之类不屑一顾。司马光却一反传统,在正史实录的基础上,筛选了百家谱录、墓志碑碣、别集别传,甚至怪力乱神的故事,录于书中。他的标准只有一个——“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凡有利于“资治”,能为君王提供历史借鉴,能提醒鞭策君王的,就取材加工;无利于“资治”的,则弃而不用。
作为政治家,司马光的“守旧”与“革新”也一度是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关于他与政敌王安石到底谁是谁非的争论,司马光很长时间都处于劣势——光听两派名字就知道,一个守旧,一个改革,一个“迂腐不堪”,一个“无限生机”。但如今有不少史学家开始为他“翻案”,认为司马光是被严重误解的。王安石主张彻底改变陋习,直接从根源拔出病根;司马光则认为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希望循序渐进。他以节流维稳,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激进的变法。修史也好,为官也好,司马光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司马光,他前后耗费19年编纂的《资治通鉴》毫无疑问是中国史学典籍的集大成者。它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以历代政治大事为主要内容,“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从宋朝至今,《资治通鉴》不仅被帝王将相视为管理国家的“必读教科书”,也被历朝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述《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曾国藩曾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梁启超更是不吝赞美:“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
时至今日,虽只看到465字的残稿,但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一部《资治通鉴》,历经千年,依然光芒璀璨。
摘自 | 《领导文萃》2020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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