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个智慧多么高深与正确,都需要在相应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固化的使用教条而不考虑客观环境,那么这个教条所发挥的作用一定是负面的。
智慧不在于高深和肤浅的区别,而在于适用,恰如其分的才是最正确的。
在生活中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人要么过度的奉行某一种教条,要么无端指责某一种智慧,这样的现象都是在不考虑客观环境下所做出的偏见定论,任何智慧都需要在相应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功效,如果只是一味的针对于教条本身,那么这样的认知一定是肤浅和偏颇的。
在《列子》之中有一句话叫: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底下没有永远正确的道理,也没有永远错误的事情,所有的道理都需要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
庄子一生以编草鞋为生,穷困也是人生的主旋律,而因为穷困所带来的生存问题,自然也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大难题。
有一次,庄子就因为家里贫穷,而去向自己的一个朋友,也是当地的监河侯借生活费。
庄子走到监河侯面前对他说:“能不能借我三十金救急。”
监河侯非常爽快的就说:“可以,但是我现在没有,你等我向老百姓收完税之后,我可以借给你三百金。”
庄子听了非常生气的说:“我昨天来的时候,半路上听见有人叫我,找了半天,发现在车轮印的浅坑里面有一条小鱼,快要渴死了,我问这个小鱼‘我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呢?’这个小鱼就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点水喝?’我就对小鱼说‘可以呀,但是我现在没有水,等我去南方游说吴越王,请求引来西江水之后,就来迎接你回归大海吧’,这个鱼就生气的说:‘那你不如明天早上到卖鱼干的店里去找我吧’。”
庄子的这一番话表述的意思就是:我向你借三十金正是我急需的,而你要给我的是未来的三百金,虽然三百金更多一些,但是救不了我现在的急。
不适合当下的事物,必然不是正确的。
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道理,只有恰如其分的符合当下条件的事物才是正好,如果大而不合理,那么大也确实无用了,就像一头牛不能去捉老鼠一样。
所以任何智慧都是在相应条件下才能发挥功效的,正所谓说“得时者昌,失时者亡”,顺应时机的可以昌盛,违逆时势的就只能败亡。
一个人在谋划事情之前,不仅要熟悉自己所要谋划的事情,更要知道自己所谋划事情所存在的前提条件以及环境基础。
以条件谋划结果,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忽略基础的过程中只是妄自用力,那么这一切也只是徒劳。
《孙子兵法》之中有一句话,叫: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
将帅能够精通各种机变的运用,就懂得用兵了,如果不能精通各种机变的运用,虽然了解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利。
正所谓说用兵如水,用兵的规律就像水的流动一样,避高而就低,根据条件灵活用兵,每一次取胜都是运用智慧所达到的结果,而每一次取胜的方式却有所不同。
所以任何道理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能一味死板的奉行教条,当然也不能随意否定任何教条的存在,因为只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智慧才可能会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鲁国的施家有两个儿子,一个爱好儒学,一个爱好兵法,爱好儒学的去齐候那里,因为擅长儒学而得到重用;喜欢兵法的到了楚国,因为擅长兵法而得到楚王重用。
施家的邻居孟家也有两个儿子,也是一个爱好儒学,一个爱好兵法,他们非常羡慕施家的富有,也学施家两个儿子的做法。
于是,孟家的一个儿子跑到秦王那里,建议秦王用儒学治国,谁知秦王不但不采纳,反而生气的将他治了罪;而孟家的另一个儿子到卫国,企图说服卫王用兵法治国,而势力弱小的卫王也生气的将他治了罪。
回到家之后,孟家父子非常伤心,就找到施家请教。
施家父子就对他说:“凡是顺应时机的才会昌盛,违逆时势的才会败亡,虽然我们学的一样,功效却有所不同,这就是因为违逆了时势,并不是做法有什么错误,只有迎合时机,抓住机遇才是智慧的表现,如果智慧不足,即便像孔子博学多才,像姜太公善用兵法,最终也会穷困潦倒。
为什么有些人读万卷书,却未能行好万里路,就是因为他不能很好的将书中的智慧运用到具体生活中,所以走路也走得磕磕绊绊。
战场是千变万化的,人生就是如同战场,除了看双方兵力的多少,除了看你读了多少书之外,更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灵活的将其运用到生活中,一个人根据条件谋划智慧的应变能力,比“读书”本身更加重要。
作者|国学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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