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污水处理起步较晚，早期的农村污水治理，缺少匹配的工艺技术导致运行成本高、利润率低。但业界资深人士文一波指出，这都是过去的问题，现在随着大批企业进军农村污水处理市场，技术问题已经逐步解决，不再是大的阻碍。
业内预计，2016年村镇污水处理行业可形成400多亿的产值，2020年产值可增至840亿，2025年这一数字可达1300亿，但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农村污水处理并没有想像中美好，去年有媒体报道，北京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现了普遍闲置的现象，农村污水治理仍然困难重重。
目前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而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60%的农村，成为市场看好的新蓝海。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指出，2016年村镇污水处理行业可形成400多亿的产值，2020年产值可增至840亿，2025年这一数字可达1300亿，但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农村污水处理并没有想像中美好，2015年曾有媒体报道，北京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现了普遍闲置的现象，农村污水治理仍然困难重重。
缺少法制约束动力不足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凯军在分析城镇与农村污水治理时提到，上世纪90年代，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发展依然缓慢，但到“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把COD和SO2列入约束性指标，王凯军认为“这是促使城市污水治理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而相比之下，农村污水治理针对性的法律条款几乎空白，没有法律的约束，农村污水治理的动力明显不足。
不缺技术缺标准
农村污水处理起步较晚，早期的农村污水治理，缺少匹配的工艺技术导致运行成本高、利润率低，但文一波指出，这都是过去的问题，现在随着大批企业进军农村污水处理市场，技术问题已经逐步解决，不再是大的阻碍。
而真正的阻碍反而是技术路线过多，缺少统一的标准，执行困难。王凯军在“清华大学工程博士高峰论坛”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桑德集团村镇污水处理国际研讨会上指出“针对农村污染物排放没有专用的技术标准体系，也没有明确的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路线。”“如果在一个县或者一个市同时出现几种，甚至十几种技术，那么最后的整合运营就会非常困难。”正在发力农村污水治理的文一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另外，技术标准不接地气，农村和村镇污水排放标准不统一也是一大症节。文一波认为，关于标准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认真考虑，否则地方不好执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
中央财政引导不够
村镇污水处理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归根结底应该是政府引导，很多业内人士发出这样的声音，真正盘活这个市场，中央的财政引导很关键。文一波就曾指出目前的几个不足：没有设立村镇污水专项资金，现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用于村镇生活污水处理的费用偏少；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建设费用动辄千万，运行费用每年数百万元，乡镇负担较大，即便经济条件好的乡镇也很吃力；补贴环节不合理，重建设轻管理。
不缺主体，缺模式
面对诱人的蛋糕，很多企业跃跃欲试，E20环境平台高级合伙人、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一直以来对于农村污水处理不是企业不想做，是因为没有商业模式。
我国农村污染源分散且污染物种类多；没有合理的排水系统，导致污染物混杂在一起；各地居住习惯的不同导致区域差异大；涉及多个管理部门……与管理体系相对完善的城镇相比，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单纯的设备出售和工程承包很难从根源上解决农村污水的问题。
王凯军曾以北京为例对比分析了一组数据，发现无论是使用高新技术还是简单技术的农村污水处理厂都有很多失败的案例；相反，很多企业用简单的技术，创新性地找到了好的模式，反而非常成功。如桑德的江苏省泗阳县15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以联合运营模式，采用桑德SMART-HRBC高效生物转盘工艺及联网联控方式实现了集约化管理。
首创的全国首个以县市整体打包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余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以“政府企业伙伴关系PPP”模式实施，引进高新技术企业首创嘉净和首创清源作为农村污水治理处理的技术支持，项目实施后，将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统一收集、统一排放，使农村污水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北京久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顺义区镇级再生水厂建设运营项目采用“8＋2打捆招商”模式实现良好运营等。
缺少专业化人才
人是供给和需求的主体，农村污水处理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支撑。目前我国人才大部分向城镇集聚，高品质人才缺失是中国农村普遍面临的问题，文一波指出，当前平均每个乡镇从事村镇建设管理的人员不足3人，60%的乡镇仅1名村镇建设管理员。
“未来中国污水处理的主战场一定是在农村”，这是王凯军的话，也是行业看好的方向，这是一场硬仗，政府如何做好总指挥？企业如何成功进入？有哪些企业已经悄悄布局？什么样的技术和模式才是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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