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下旬，陕北红军的状况极其艰难，危机四伏，长时间在国民党围困的重压之下，红军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蒋介石看到红军经过了长途跋涉，一直处于疲劳衰弱的状态，而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整和恢复，所以他要抓住机会，将红军扼杀在脆弱时期，不给红军反扑的机会。
于是，蒋介石调集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各地方军阀等部队，由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李仙州等指挥，整整260个团，把红军陕北根据地包围了一层又一层，水泄不通。这也是伟人革命生涯中的一次巨大危机，甚至都无法满足最低的需求，全军的生活问题，成了中央最发愁的事情。
当时的困境对于伟人来说，简直就是内忧外患，让他极为忧虑。而且此时，中央的党内分歧还没有得到解决，他与张国焘之间的政治分歧仍然存在。而来自国民党的外在威胁更为急迫，他非常清楚，只有解决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才能得到喘息的机会，才能去改善艰难的生存条件，才能有机会扭转被动的局面。
于是，伟人选择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换来红军喘息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伟人整日和周总理领导人商量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并亲自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总理带去南京方面，和蒋介石进行谈判。
伟人拟定的草案，主要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中央苏区，取消经济封锁，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是国军撤走进攻红军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一方面划定红军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供给必要的军械军服等物资，供给兵源的补充，以使红军可以安心对日作战。
这份草案明确地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与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11月7日，伟人向在上海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下了指示，要他到南京游说国民党的上层与共产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但是，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他不想给共产党一线生机，势必要把红军置于死地。所以蒋介石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并让陈立夫转达给中央。蒋介石的条件就是要红军接受改编，只保留三个师，师长以上一律遣送出国，军事将领按才使用。
这样苛刻的条件，中共中央是无法接受的。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包围陕北红军彻底消灭的时候，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就不答应了，他们不愿意为蒋介石打内战。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并不是突然变卦的，而是早就有原因的。
张学良听说红军缺衣少食，没有棉衣过冬的困境之后，命令他在西安、咸阳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棉衣送过去，他还通过前方的王以哲军长，几次向红军送去了大批的银元，为穷困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张学良的慷慨相助，对红军来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虽然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拖再拖，但是蒋介石的态度一点也没有缓和，一再催促着，让张学良和杨虎城配合胡宗南围剿红军，同时王以哲军长也与彭老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红军通风报信。在保护红军方面，张学良和王以哲是功不可没的。
中共中央眼看国民党当局求和无望，又面临着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伟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并且这也不是共产党的作风，于是伟人决定实施作战新计划，放弃陕北苏区，向山西和陕南转移。
而这样的计划等于是进行第二次长征，为了避免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误会，伟人向张学良通报了红军的秘密计划。张学良听后并不支持红军这项计划，他力排众议，非常坚决地表示，要红军不要进行战略转移，要继续坚守在原地，并吐露局势会有较大的变化。
张学良提到的较大变化，伟人一时想不到，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较大的变化，就在12天之后上演了，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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