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要正直,直道而行,这是道德准则;而处事则不然,要讲谋略,如苏东坡所说:“古之圣贤,欲行其意,必也有以曲成之,未尝直情而径行也。”至于为文,更是不能径情直遂,而要委曲尽情,正如清代袁枚《与韩绍真书》说的:“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木之直者无文,木之拳曲盘纡者有文;水之静者无文,水之被风挠激者有文。孔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巧即曲之谓矣。”(见《小仓山房尺牍》卷六)为文委曲宛转的方式方法很多,这里只讲诗歌意象与正反的关系,说明在正反的对比和正反的对转中,是如何委曲尽情的。
先说正反对比。对比,是两种对立的事物或情理互相对照,使其中某一方面的特征更加显明,更加突出,这是一种思维法则。这一法则源于人类思维中的对比联想。对比联想体现在美学上,便形成对比的美学法则;体现在修辞学上,便形成对照的修辞手法;体现在心理学上,便形成对比联合观念。以上三方面的综合运用,构成了诗歌创作上正反对比的意象。对比不同于对偶,对偶侧重于形式而对比则侧重于内容。诗歌意象中的正反对比,方式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正反直比,一种是正反曲比。
正反直比,就是直白地将正反两种意象描写出来,两相对照,使观者惊心,也让观者思考。例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长诗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把上层贵族的奢侈生活和下层百姓的悲惨命运,赤裸裸地端到读者面前,作了鲜明的对照,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使读者深深地感到现实的不合理,看到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化,典型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危机。这种对比,不仅有感染力,而且有说理性。先秦以来的文学传统不乏这类对比写法,杜甫正继承了这种传统。清代赵翼《瓯北诗话》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语本有所自。《孟子》:‘狗彘食人肉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史记·平原君传》:‘君之后宫婢妾,被绮縠,余粱肉,而民衣褐不完,糟糠不餍。’《淮南子》:‘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餍刍豢;百姓裋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此皆古人久已说过,而一入少陵手,便觉惊心动魄,似从古未经人道者。”贫富贵贱之间衣食的悬殊,《孟子》、《史记》、《淮南子》都早已说过,杜甫将这种对比移入诗中,所表现的情景事理,更为鲜明强烈,正如赵瓯北所说,真是“惊心动魄”。白居易也善于运用这种直比的对照写法,《轻肥》一诗的结尾说:“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中唐以后,宦官握有大权,骄奢淫逸,花天酒地,而百姓却惨遭天灾人祸,无衣无食,甚至出现吃人的现象。白居易直白地把这两种画面作了强烈的对比,也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正反直比的写法为诗人所普遍采用,这里无需举太多的例子。这种直比,是事实和事实的对比;还有一种直比是情理和事实的对比。情理本应如此,而实际却正相反,情理和事实构成正反的对比;这情理并非直接表现出来,而是只写条件,由读者去推理。例如李绅《悯农》诗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种田的农夫,理应有吃的,然而事实上却被饿死;于濆《辛苦行》诗说:“陇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掷梭女,手织身无衣。”扶犁种地的,理应有饭吃,实际却挨饿;掷梭织布的,理应有衣穿,实际却受寒。这就是《淮南子·说林训》所说的:“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者缺盆,匠者狭庐,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这是“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的对比,即劳者不获和不劳而获的对比。这两种类型的正反直比的意象,一般都以事象立意,再现的是生活情景,但却极富于强烈的感情色彩。
正反曲比,就是抓住事物和人生的某一相似点,宛转地表达和衬托某种思想感情,让读者在对比中去回味和体会。例如李白《古风》第四十七首说:“桃花开东园,含笑夸白日。偶蒙春风荣,生此艳阳质。岂无佳人色,但恐花不实。宛转龙火飞,零落早相失。岂知南山松,独立自萧瑟!”这诗以桃花和松树对比,桃花及春而荣,松树严冬不凋,以此说明小人虽能得意于一时,哪能比得君子独立于一世。萧士赟说:“此诗谓士无实行偶然荣遇者,其宠衰则易至于弄损,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独立而不改其节哉?其意却祖《荀子》:桃李倩粲于一时,时至而后杀,至于松柏,经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变,可谓得其真矣。”这种对比是以物象的正反对照,来委曲喻示人品的正邪之别,所以称之为“曲比”。还有一种曲比,是用物象的某一特性来和人的某种境况或观念相对比,以物象衬托人生。如晋代陆机《悲哉行》说:“女萝亦有托,蔓葛亦有寻。伤哉客游士,忧思一何深。”女萝是依附于乔木才能生长的,它毕竟是有可依托的东西,而客游的士人,却到处飘泊,无所依靠;蔓葛是纠缠不清乱成一团的,但它毕竟还可以理出头绪,而客游的士人,满腹忧思却是如此之深,如此之乱,无法梳理。这里以女萝有托和游士无托对比,又以蔓葛之可理,和客愁之难理对比。这是以物象旁衬人的情思,也是一种正反曲比。这两种类型的正反曲比,一般都是以物象立意,以物象的特性喻指或衬托人的意念和情感,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所以耐人寻味。
下面再说正反对转。对转,这个词,是从音韵学家那里借用来的。音韵学中有所谓“阴阳对转”,其说源于乐律的阴律和阳律,以清浊定阴阳,古今音变中,阴声和阳声常有对转的现象。这里要说的是,诗歌意象中正反对转的构思特点。宋人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有这样的妙论,说写诗“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兵家的奇正,犹如诗家的曲直正反,变化无穷。诗人笔底波澜,时而顺遂,时而逆折;顺遂者正入而正出,逆折者反入而正出,皆能极尽其妙。清朝魏礼(字叔子)曾说:“古人之妙,只是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见梁章钜《退庵论文》)“说而又说”,是正入而正出;“说而不说”,则是反入而正出,都有吞吐往复之致。唐代大诗人王维《相思》这首五绝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小诗,在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选本中常常出现异文,如“劝”或作“愿”,“休”或作“多”。“休采撷”与“多采撷”这处异文,引来了不少异议,有的说不知为什么不同;有的说必定有一处是错的。在古典诗词中,由于版本的不同,出现异文,是常有的事,很难判定对与错;但这里还有个鉴赏水平的问题。“休采”和“多采”,一反一正,像是对立的意象,其实,表象虽然不同,但意思却无多大差别。“多采撷”,是正入正出,意思说,红豆这东西,最能引起相思,愿君多采些,时时想念着我,从正面表达相思之情;“休采撷”,是反入正出,意思说红豆是相思子,请不要多采,免得思念成疾,伤了身子,也是委婉地表达相思之情。其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相反,感情基础是一致的,只是表达方式有别,落墨重心不同罢了。这就是“正反对转”的意象构思方式。
正反对转的意象,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是屡见不鲜的。宋朝词人柳永《雨霖铃》说:“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临别时,有千言万语,竟然说不出来,只是握手流泪。这种正反对转,表现别情,似乎更为深沉。比起牛希济《生查子》所说“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并不逊色。柳永词是所谓“说而不说”,有悲剧色彩;牛希济词是所谓“说而又说”,有喜剧色彩。但是所表现的都是离别之情。再譬如写闺怨的诗,也常用对转写法。崔国辅《古意》(一作薛奇童《吴声子夜歌》)说:“净扫黄金阶,飞霜皎如雪。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望月会增添愁绪,其情难堪,所以不忍见。李白《玉阶怨》却说“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写望月,表现的怨情似乎不如正反对转来得深沉。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说:“彼言下帘望月者,邀静夜之姮娥,伴余独处;此言不忍见月者,怯虚帷之孤影,愁对清辉,皆悱恻之思也。”李白诗更突出孤独,更直白,所表现的情感正在推向高潮,而崔国辅诗则更突出幽怨,更宛转,所表现的情感则已达到极点,物极必反,故以对转的方式表达。
正反对转意象的创造来源于生活体验。在生活中,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方式来表现同一种感情。譬如痛苦的心情,有时表现为哭,痛哭流涕;有时表现为笑,苦笑,痛苦至极发出的笑声,似乎更富于感染力。汉乐府《悲歌》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有道是,长歌之哀甚于恸哭。喜悦的心情可以表现为笑,也可表现为哭,这也是一种对转,犹如笑出满脸泪花,别有情趣。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说“初闻涕泪满衣裳”,表现喜极而哭,似乎显得更加深沉。正反对转的意象,就是从这种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很富于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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