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再读李杜，我再次感受了诗人精神的伟大。
我们评论某文学家伟大，首要的不是他的文辞或者使用的写作手法，而是他个人的精神之韵，作品中讲述的一种跨越千年的人类永恒情感和哲学，不管何时都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哲思。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引发人们共通之情的是“死生亦大矣”一句包含的对于生命意义的探求，人生一瞬，到底怎么做才有意义，这个问题，不仅古人会想，当代的人也会想，为了找到答案，我们会去读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会认同苏轼的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英雄不复，会认同唯有清风明月与长江才是无穷的。这种共鸣与共思，让文学永恒而伟大。
所以，李杜的伟大，也在于他们的精神，他们面对苦难后的人生选择。
杜甫二十多岁就已经写出不错的诗了，《望岳》是他24岁时去看望当官的父亲途中所做，其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受众很多，内容相当意气风发。但是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中，流亡四川期间创作的占百分之七十，35岁以前的诗歌少之又少，风格变成了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三吏》等风格沉郁，思想深刻的诗歌。而李白呢，前期写的诗歌基本上是云想衣衫花想容，游山玩水打豆豆的诗歌，后来仕途不顺就写了很多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的诗句，写了很多目中无人无比自恋的诗歌，清新飘逸、个人精神的自由与解放在此时都呈现出来。所以，可见，苦难早就伟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造就伟大的。普通人面对苦难，会走向所谓的成熟，被世俗磨去了自我，变得世俗而实际，变得不再有自我，至于跟权贵反抗，那是不存在的，拍马屁倒是很常见，到头来还会说一句，哎，那还不是生活逼得吗？
而只有伟人才会选择坚持自我，其实很多普通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坚持自我，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连自我都找不到罢了！那些到处适应的人，他们的行为没有常态，做事没有准则，杨家的天下，便推崇一夫一妻，李家的天下便大唐歌舞，谁人当皇帝，于他而言，都不是逆境，都不会遇到挫折。相反，对于那些有才华，有自我的人来说，遭遇挫折是人生的常态。
我们想想，杜甫的祖父是杜审言，靠家里关系做个官也可以，如果能在长安的那几年多结交权贵拍拍马屁，再拿祖上的名头压压场面，也可以混口饭吃，再拿自己的诗歌去附和下朝廷，毕竟免费的宣传广告，朝廷还是很喜欢的，但是他没有去做这样的选择。当现实不如意时，他选择了批判，狠狠地批判，把这些坏人坏事也在诗歌里，为之哀叹。他选择了抗争，而且不仅仅是为自己抗争，还为全天下人抗争，明明自己没房子住，还是为“天下寒士”操心，梦想着有一天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所以，面对生活给他的遭遇，杜甫不仅与之斗争，而且没有沉浸在自己的个人之悲，而且上升到博爱之上的。
而李白呢，面对现实与自己理想不契合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屈服，他没有选择杜甫那种用现实主义风格与现实斗争的方式，而是选择去追求更高超的精神境界。眼前的烦恼都已不在李白的诗中，他的诗里唯有远方和酒，是对自己才华的坚定信念和对于功名的不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走向了精神的超脱。
一个面对挫折，向现实进军，以笔为戈，书写着现实世界的罪状书；一个面对挫折，向精神进军，以梦为境，写出了高贵精神的不可折腰。近现代有一对兄弟，跟他们很像，是鲁迅和周作人。当现实世界与自己的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鲁迅先生选择了斗争，他怒斥虚伪，揭露作假，批判当局，展示出斗士形象，而周作人，则开始了诗意散文的写作，他闭门不出，整日里写着一些审美水平超高的文字。
挫折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当遭遇挫折时，我们的人生就开始真正的选择。难道聪明如李白，稳重如杜甫，深刻如鲁迅，灵性如周作人，他们就找不到明哲保身之路吗？他们只是在挫折中，坚持自我，坚持自己的原则，用或超脱或批判的方式，直面挫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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