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上古时代开始，“侠文化”便已经产生，在经历过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以及魏晋的演变之后，至唐朝，“侠文化”更加别具一格，尤其以唐诗中的“侠文化”最为突出。
本文从唐诗中“侠文化”的形成发展开始，着重介绍唐诗中“侠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与作品情感，以及当唐诗中的“侠文化”碰到主流儒家文化后产生的一系列反映。
“侠”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当神农开始尝食百草，大禹开始治水时，“侠”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悄无声息的产生了。在经历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等朝代之后，“侠”就彻底与“武”融合。就像，我们今天谈论“侠”，可能首先想到就是金庸先生笔下，像杨过、令狐冲等这样的大侠。
可是“侠”的含义绝不只是于此。至唐朝，“侠文化”愈发丰富，在唐诗中最为体现。除了劫富济贫，路见不平，上阵杀敌的武侠之外，扁舟破浪，乱发当风的文侠也值得我们探索一二。
唐诗称得上是古诗的巅峰，唐诗之所以高度发达与其社会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唐朝初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们安居乐业，一派和谐景象。
于是，歌颂美好生活的诗大受欢迎，不少人争先效仿，就连皇帝也是这些诗的忠实爱好者。但是，这些诗大多浮于表面，夸大现实，不切实际，以奢侈享乐为风。长此以往，唐朝的社会风气可想而知。
初唐四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诗与齐梁官体诗大相径庭，他们把视野定位于祖国河山，乡村美景、边塞风光。可以说他们是以一己之力把唐诗拉回正轨。这种“侠”，是不随波逐流的立场，是反抗世俗的精神。
杜甫这样评价“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盛唐，物产丰富，边境稳固，物华天宝。唐高宗秉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优良的诗风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作品豪迈奔放，热情洋溢。即使是山水田园诗，也写的大放光彩，文采斐然。这种“侠”，是直抒胸臆的情怀，是放荡不羁的灵魂。
中唐初期的诗歌并不景气。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转衰，国家衰落，社会动荡。唐诗中的“侠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描写边塞战争的豪迈之气，一是归隐山林的田园之风。
中唐后期，白居易，元稹领导的新乐府诗运动，让暗淡了一段时间的唐诗重新焕发出光彩，出现了像《长恨歌》、《琵琶行》这样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的唐诗。这一时期的“侠文化”是安稳生活的平凡之美。晚唐时期，藩镇割据愈发严重，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边境动乱不止，社会混乱，百姓民不聊生。这一时期唐诗中的“侠文化”主要体现在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
杜甫曾经这样评价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的诗歌造诣极高，其中“侠文化”的体现更是淋漓尽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苍冥水。”
李白以大鹏自居，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报效祖国。这种“侠文化”，是男儿当自强，是敢闯敢拼的勇气，是雄心壮志的抱负。但是，现实并没有像李白想象的那般风轻云淡。初入社会，李白也满怀抱负与希望，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写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振奋人心的唐诗。
但是，渐渐的他发现，玄宗好大喜功，不理朝政致使宦官专权，朝廷内部腐败贪污严重，官员之间阿谀奉承，同流合污。然而，无论李白怎么用他满腹的才华去表述这些，玄宗都熟视无睹，甚至疏远了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侠文化”是敢于对抗世俗的精神，是向往自由的美好。
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杜甫：“世上创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杜甫也有满腔热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无奈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并没有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杜甫的一生可以说是颠沛流离，穷困潦倒。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独善其身”，又或是“只扫门前雪”。这使他的诗中的“侠”折射出现实，体现出精神。在《三吏》、《三别》中，杜甫以尖锐的笔锋，实事求是的描写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动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杜甫对当时社会的描写，敢于说实话，敢于批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永远保持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这种“侠文化”是儒家的仁爱精神和忧患意识。
殷璠曾经这样评价高适：“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这里所说的武侠，是指高适笔下的边塞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战士们。高适把目光对准边塞“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描写出了边塞战场上战士们的气势和勇气。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这是高适对战士们的祝福，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拼搏来建功立业，迎来美好生活。高适在描写边塞景观以及战争场面的同时也揭露了边塞黑暗的官僚风气，不体恤士兵，赏罚不明等。
这也是一种“侠”，是一种敢于批判，针砭时弊，气势雄浑的“侠”。“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一种自信乐观的豪迈之气，他鼓舞黑暗中的将士们敢于拼搏，不畏困难。这种“侠文化”是以死报国的忠心与勇气。
唐诗“侠文化”与儒家文化融合的艰难发展过程。唐诗中的“侠”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与主流思想儒家文化的融合可以说是十分的艰难。儒家文化讲究的是仁爱，礼乐尊卑，等级制度等。但是，在唐朝初期，初唐四杰在世俗中逆流而上的时候，就已经冲击了儒家文化。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也是等级制度中最上等的存在。对于皇帝的喜好，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服从，于是举国歌颂“官体诗”。初唐四杰不畏世俗，开创唐诗“侠文化”。其次，盛唐时期，歌颂自由成为唐诗中“侠”的必不可少的成分，这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律己、寡欲等又背道而驰。可以说，唐诗“侠文化”作为一种新思想再次冲击了儒家文化。
唐诗“侠文化”带给儒家文化的独特体验与丰富。儒家文化在与唐诗“侠文化”碰撞之后也产生了奇妙的反应。虽然表面上，唐诗“侠文化”的豪放不羁与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难以调和。
其实不然，唐诗“侠文化”的精神内涵就是勉励人们胸怀抱负，发奋图强，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
这些与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不谋而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基础承载这唐诗“侠文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唐诗中的“侠文化”，唐诗“侠文化”又不断丰富发展的儒家文化。两种文化以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同一种目标，相互促进，相互完善。
首先，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来源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唐诗中的不同“侠文化”都来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诗人不同的人生遭遇。同时唐诗中的“侠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现状，社会风气，人们的生活理想以及还原了历史事件等。
其次，唐诗中的“侠文化”即使偶尔剑走偏锋，思想超前，但是它主旋律仍然是家国天下。一种新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原有的文化，当两种文化产生冲击的时候，重要的不是“高下立见”而是相互丰富，彼此成就，共同为了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努力。
最后，唐诗中的“侠文化”带给我们的是敢为“天下人先”创新思想与无畏勇气，敢于批判、“说真话”的精神，敢于不与世俗同流合，坚定自我信念的勇气。
参考文献：
《史记》
《唐诗鉴赏》
《侠风与文学》
《千古文人侠客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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