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本兰亭序》清拓本， 凌子压边装裱考究，原装老镜芯，九品，镜芯尺寸62.5*72厘米，拓片尺寸30*63.5厘米。
据考证，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应为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临的石刻拓本，是所有临本中的上上品，其笔法、神韵最接近王羲之原作。
关于东阳何氏《兰亭序》的由来，明代中期隆庆年间状元山阴（即今绍兴）人张元忭是这样记述的：
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破北宋汴京（今开封市），掳走宋徽、钦二帝及众皇亲大臣，皇宫御府宝藏抢劫殆尽，北宋朝廷随即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所幸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宋高宗）不在京城而幸免于难。
金兵北退后，东京留守、义乌人宗泽在清点御府劫余藏物中发现欧氏定武石刻原石，在第二年（1128年）把这块石刻用盒子装好驰送给当时在扬州的宋高宗赵构（当时称康王）。
赵构见之喜爱异常，不时拓印几份用于赏赐身边有功之臣。不料几个月后金兵得知赵构在扬州，就一路追杀而来，赵构仓促渡江之际，因石重不易携带，就命内臣把这块刻石悄悄投于扬州石塔寺之井中，从此，此刻石沉埋于地下，“臣庶不知也”。
300多年后，到了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扬州石塔寺僧浚井，发现了《兰亭序》定武石刻，为当时两淮转运使、东阳南上湖人何士英所得。
何士英将此石送至京师，宣德皇帝感念何士英乃一大清官，“历事五朝，两袖清风”，遂将此石刻赐于何士英。何士英在告老还乡时就将此石带回东阳老家南上湖乡。
到了明隆庆五年（1571年），何士英的后人何静虚到京城请“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的状元张元忭为东阳何氏定武兰亭序作跋。此后几百年来，此兰亭石刻一直存留在东阳南上湖何士英的子孙后代手中。
由于张元忭是明中期天下闻名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者，考证颇为完备，决非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之辈，再加之其所在年代距北宋“靖康之变”仅400余年，各种史实比之今人杜撰更加可靠，故张元忭对东阳定武《兰亭序》的由来所述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文物专家认为东阳何氏《兰亭序》系定武嫡裔，最接近真迹。+++++++++++++++++++++++++++++
王羲之《兰亭序》的问世，犹如石破天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将其视为“神品”，历代书法家更是对其顶礼膜拜，临摹者鱼龙混杂，数不胜数。尤其是《兰亭序》各种不同的摹本石刻，越翻刻越多，到了南宋中期宋理宗时，皇宫内府收藏的各类《兰亭序》拓本就已达到170多本，到了清朝中期乾隆年间各类拓本已多达300多种。可见《兰亭序》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确实是不同凡响的，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历朝历代以来《兰亭序》的石刻本虽多，但佳本却为数甚少。据《善本碑帖录》所载，“自王羲之《兰亭序》问世以来，临摹本中上佳者有《定武本》、《神龙本》、《褚摹本》、《薜稷本》、《落水本》、《东阳本》、《上党本》等18种”。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历代数百种不同的《兰亭序》拓本中，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能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实属不易，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相当突出的。
一、何氏《兰亭序》东阳本出身高贵，为“定武嫡裔”。清代大学者、大书法家翁方纲在其《苏米斋兰亭考》中，对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作了颇为细致的辨析，他认为何氏东阳本缘于《定武本》，是存世极少的定武善本之一，更接近于唐代定武真本，也更接近王羲之的原迹神韵，是当之无愧的“定武嫡裔”。
二、何氏《兰亭序》东阳本流传有绪，较珍贵少见。当代著名学者、大书法家启功先生在其《丛稿·论文卷》中说：“自东晋后历代以来，王羲之《兰亭序》摹本刻本，多如牛毛，伪造传刻本，也层出不穷。这类刻本源流无可据，笔法无可取，百怪千奇，指不胜屈，更无足论了。”而《兰亭序》东阳本则是定武善本出身，其刻石源流可据，流传有绪。
明清两代大学者张元忭、翁方纲经考证皆认为“东阳本入石，又在姜、赵之前，即以为薜绍彭所易、宋高宗所失者，未可厚非也”。到了明后期，进士、著名学者王稚登从东阳学者赵贤练处获得何氏《兰亭序》拓本，爱之不已，特地进行翻刻。可见，在明代，何氏《兰亭序》拓本就已被时人所看重和赏识。
三、何氏《兰亭序》东阳本有历代众多学者研究，较可靠可信。明中期大学者杨士奇的《东里集》就有记载：“近年扬州僧舍发地得二石，皆《兰亭》旧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后。盐运使何士英裁齐为之一。”清中期大学者翁方纲、吴大炜、孙焯等人对东阳何氏《兰亭序》进行了认真研究，皆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东阳本胜过众人所推崇的《兰亭序》落水本。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张鸣珂、邓承渭、高振霄等人经考证，更是对东阳本赞誉有加，一致认为“何氏《兰亭序》本实不失兰亭定武本之真面目，不失王右军原迹笔意，海内不能多也！”
传世《兰亭序》拓本往往粗制滥造的多，精细善本少，称得上《兰亭序》善本的原石，更是寥若晨星。而难能可贵的是东阳何氏《兰亭序》虽历经千年风雨，其原石现尚在人间，实属万幸。
其实，东阳何氏兰亭本在明代就遭到过厄运。万历年间，东阳县令黄文炳喜欢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