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贵在创新，中华几千年的书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创新——成熟——僵化——再创新”的辩证发展史。历代书家为了推陈出新，独辟蹊径，摸索出许多创新的路子。其中卓有成效的门径之一，就是用一种书体的笔法去写另一种书体。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说分》中讲：“凡书贵有新意妙动。以方作秦分，以圆作汉分，以章程作草，笔笔皆留；以飞理作楷，笔笔皆舞，未有不工者也。”也正是此意。这与遗传学的“杂交”、“杂种优势”如出一辙，足证各种学科之间，自有其共通之处。
《天发神谶碑》就是用书法上的“杂交”而取得辉煌成就的典型。
《天发神谶碑》全碑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颂》，刻立于三国吴天玺元年（276）七月。其刻石原由，历来诸说分歧，归纳起来，共有四事：
一、天册元年（275），吴郡掘地得银玺，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二、天玺元年，于临平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有皇帝字。
三、八月，鄱阳言阳历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四、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端。
此四事均载于《三国志·吴书·孙皓传》。但与碑文所记内容都不相符，且三、四两事晚于立碑之时。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无法断定究竟是哪一件或几件事直接导致立碑。不过，这四事皆属符瑞，吴末帝孙皓荒淫无道，贪衡暴虐，而又极端迷信，其在位十六年中，竟因符瑞而八次改元。所以，《天玺碑》因天降符瑞而刻立，来“褒赞灵德，以答休祥”这一点当无疑议。
据张勃《吴录》云，《天发神谶碑》初立于岩山，唯无确据。宋元祐六年转至金陵漕台后圃，后又移到江宁县学，至嘉庆年间不幸毁于大火。该碑原拓甚少，故宫存有宋拓本，摹刻者以林署生“黄泥墙本”为善。关于该碑的书者，碑文衔名处恰好残缺，文献又无记载，故而众说纷纭，或说为皇象，或说是苏建，但却均属推测，并无确凿证据。
此碑初看，怪诞离奇，非隶非篆，全无法纪可言。细读再三，则又觉矩度森严，亦隶亦篆，隐有“似曾相识”之感。碑字结构用篆，无作为隶书特征的波磔；笔法用隶，虽曳脚垂尾，也带方笔。其书字形方整，既不似篆之圆长，也不像隶之扁平。竖画起笔作钉头，下多悬针，如“中”、“神”等字。
最有韵味者，如“一”、“上”、“下”、“天”等字的横画，其锋尖入纸后，便向左下出锋，垂芒如利刃，然后再回锋至原处向右徐行，直至收锋护尾，这顷刻之间，两度取势运笔，大有兵家“再接再厉”之意，而提按顿挫，尖圆疾徐的有机结合却又有道家“相反相成”之妙。1974年甘肃甘谷出土的东汉隶书竹简中，也有相似的笔画。
从横画起笔的垂芒，竖画的悬针与曳脚来看，只觉整个布局好似一幅绝妙的战阵图；图中之见刀枪密布，剑戟林立，双刃重重，形制各异，有直有弯，或大或小，险劲犀利，锋芒毕露，威武雄壮，气势磅礴。
《天发神谶碑》在南北朝晋宋之时已断裂为三，故俗称《三段碑》。上段二十一行，中段十九行，下段十行，共二百十二字，半字十二。因后人曾凿改谋作他用，故其体制亦已不可详考。
古今论书者对《天发神谶碑》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被称为“书家酷吏”的黄伯恩于《东观余论》中称其“字势雄伟”。汪砢玉《珊瑚网》称：“跳跋平硬，尽去棋算斗环之累。”王澍《竹云题跋》称：“书法铦厉奇崛，于秦汉外别树一体……如龙蠖蛰起，盘屈腾踔，一一纵横自然。”杨守敬《学书迩言》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马宗霍《书林藻鉴》称：“势险而居宽，锋廉而韵厚，……此则东部诸石，犹当逊其瑰伟，即此偏师，足以陵轹上国。”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奇伟惊世，笔力伟健冠古今。”可说是推崇备至的了。
虽说如此，但唱反调的也不乏其人。如郭宗昌《金石史》诋《天发神谶碑》为“牛腹书”，为“牛鬼蛇神”。其理由是“不尚古昔”，按他的意思，祀天之碑，同彝器，“所谓彝器者，如彝常之必不可紊，作如是器，必作如是款，丝发罔逾”。这种泥古不化，墨守成规，容不得半点创新的观点，不太可取。他还拉了赵明诚来壮声势，说：“赵明诚以为‘妖’，其知音哉。”其实赵明诚《金石录》讲的是碑文的“妖”，并非指其书法。
从渊源来说，《天发神谶碑》无直接师承，虽康有为称其“转折方圆”似《新嘉量铭》，曳脚似《北海相景君铭》，然仅为一斑，并非全豹。目前我们还未发现其直接师承的物证。所以《天发神谶碑》兼取篆、隶之长，自创体格，独树一帜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从后继者方面来看，《天发神谶碑》门户单薄，嗣音稀少，几成绝响。与王氏父子，虞欧褚薛，颜、赵、董相比，几有天壤之别，即与《曹全》、《张迁》诸碑相较，也相去远甚。虽说褚遂良、金农、邓石如、阮元、齐白石等也曾仿习《天发神谶碑》，但仅只是受其影响而已，并非直接继承者。直至清朝徐三庚，徐三庚终其一生都在学习此碑，其书法篆刻都是主要脱胎于此碑，也可以说徐三庚是临习《天发神谶碑》的集大成者。
究其后嗣匮乏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立法过峻，取则太高”。篆书字形，繁于隶书，隶书用笔，难于篆书，《天发神谶碑》笔法取隶，字形用篆，弃其简易，独取繁难，再加装饰笔画，足使学书者望峰却步，不敢高攀。
王澍《竹云题跋》云：“比之江鳐、蝤蚌，信为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发风动气。此碑亦然，学之不成，便堕恶道，此不可不知也。”诚为知言。
此碑的刻立时间，晚于魏正始（240-248）《三体石经》近三十年，而比“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的王羲之的降世却要早三十年。这几十年在书法艺术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篆法大备于秦，隶则臻极于汉，《正始石经》的刻立，标志着篆、隶黄金时代的结束，而真行草三体尚未成熟，于是诸体并行不悖，形成书法史上的百花齐放、争妍斗艳的繁荣局面。
至书圣王羲之出，楷书定于一尊，书法史上的“春秋战国”方告结束。
《天发神谶碑》虽不是笼罩万世的日月，众星所归的北极，但譬之为惊世骇俗，横扫天际，侵凌日月，压倒众星的彗星，自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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