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于丹，著名画家范增，对儒家文化的溢美之词，可以说，娓娓道来，风度翩翩。但就儒家文化的哪些东西，形成了残害百姓的罪恶历史，他们从来避而不谈。正是残害百姓的那些部分，才是儒家的主脉。对孔孟的观点，可能与每个人的出身环境，生存环境，生存能力有关。还一定与孔孟文化的个人感受度有关。孔孟文化以极其超群的文化魅力，把华夏社会的各色人等，极具粘合力地，揉进一个大金字塔里。边远地区的异族文化是个例外。藏教文化比孔孟文化更加没有人性。藏传佛教达赖以极致残忍的方式，蹂躏藏族子民至少1000多年。以孔孟文化为筋骨的大金字塔，越往底层走，受害多，收益少；越往上走，收益多，受害少。最底层是绝对受害者。塔尖儿的那个人是绝对收益方。
孔子《论语》 ，只是圣人弟子对老师的教学过程的集中记录，形成的圣人语录。由于《论语》的字，简而涩，一定存在释义不充分，或生僻难懂的可能，而与《荀子》的文章比较，后者显然要好得多。因为不存在断句语法，会产生各种歧义。今人学习《论语》，不但揣摩圣人2-3种以上的本意，还要说明2000多年社会效果的客观公正，也要讲清楚，2000多年《论语》释义的主动权在谁手里。于丹之所以屡遭批判，就是于丹只讲了孔圣人的“好”。不管《论语》本意，还是社会理解，存在大量对底层百姓不公平的社会危害。虽然有人强调孔子思想是“民为重，君为轻”，但至少历代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不会那么理解，“谁强，谁有理；谁强，谁受益”是儒道思想诠释的惯用手法。尊重历史真实，也是孔子思想该批判是主流，该赞扬的则是次要的。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出身书香门第），在电视台，关于孔孟思想的哲学光辉，大讲特讲。特别是关于”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她是这样论述的：女性与小孩都是社会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更多照顾与关爱（于丹语）。【百度】于丹：“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在经典里面是有过多重解释的。有人解释就是说，他歧视女子，认为女子由于眼界不开，没有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可能她们就是心智蒙昧跟小人一样，有此一说。还有一说呢，说女和子都是指那种襁褓中的婴儿，就是指小孩难带。那么关于这个解读，经典的解读，学术上的解读，我们在这姑且不论，有很多解释。我自己的看法是，我比较同意这么一说，就是这里的小人是指小孩子，也就是说呢，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的，有时候可能让男人捉摸不定。这句话说全了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也就是说，对于女人和对孩子，你要是对她太好了、太宠爱了，她就对你不恭敬，不逊就是不恭敬了嘛。但是你要是不理她了疏远，又落埋怨，她就开始撒娇了，开始觉得你对她不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话呢，说得挺对的也挺感性的，因为这觉得这个就是写出来一种女人的性情，其实一个女人如果说到什么年纪上，还都有一股孩子气这个女人就一定是幸福的。所以，如果说这就叫难养的话，那我们顶多就说孔夫子不太解风情了，觉得这个事有点费劲。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本身说出来的近则不逊，远则怨，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不是一种性别歧视”。她的诸多论点，后来遭到相关领域的数位博士的诸条哲学炮轰。我认为：几位博士的行为，既幼稚，又特具书卷气。我认为：于丹教授的家庭出身不对；，出生的时代不对；或者对文化思想的研究缺乏哲学高度，或者压根儿就是一个诡辩高手。总之，她讲孔孟不合适。于丹的出身，部分决定了，她缺乏思考：孔孟思想与社会底层民众困苦生活的直接关系。如果允许物理时间穿梭，于丹出生于辛亥革命之前的旧中国，同样出身书香门第，被裹脚的命运一定是逃不掉的。按照于丹的身高，三寸金莲不能有，四寸金莲应该差不多。根据于丹惯常幼稚的思维逻辑，她可以说：我不裹脚，我不嫁人。那个时代，如果不嫁人，肯定父母的关，是过不了的，尽管一样的书香门第。如果嫁人但不裹脚，肯定丈夫的关过不了，肯定公婆的关过不了。很显然，没有孔孟思想孽源，哪来的裹脚恶习。与其和于丹论战每条思想细节，不如设想，于丹的脚，先变成四寸金莲，再讲孔孟光辉也不迟。我根本不会相信，至少从她的太奶奶，太姥姥辈儿起，她的哪位先祖女眷，又不曾被彻底裹了脚。于丹是否有些数典忘祖之嫌？假如有前世今生的宗教轮回，于丹也曾是不富裕的普通百姓家的女孩儿，一年也很难吃上一顿肉，偶尔赶上家里请客，女人不能上桌，到了散席，好吃的所剩无几。正是旧中国，百姓妇女比当家男人营养更差，坐月子的习俗，也具半真半假的道理。如果不缺营养，身体健康，当然不用坐月子。平时营养就差，坐月子格外关照一下，也是合理成分。如果于丹有哲学高度，良心上，学术上还都是有得救。如此电视讲座，害人害己。正是孔子”女子小人论“的提出，至少按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已经具备“只为强者，不为弱者”的思想本源，应该是不怀好意的。现实的旧中国，彻底把女人与下三滥归到了一起，不管他当时的本意如何，范增也为孔孟不断正名，则是彻底站错了队伍。他本是中国匠人的杰出代表，书画家与其他匠人的区别，只是多了一点浪漫主义元素而已。‘心灵手巧’的墨家思想的潜移默化，如果认为与今日范增的成就没关系，则是说不通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句孔子语录，知名度很高，如果不是《论语》之最，也是极具重要，极具争议。因为古代竹简文章，不存在标点符号的断句功能，显然完全从学术角度，存在几种断句可能。第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愚民，制民”的功用。第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第二，第三，是“醒民，助民”的功用。早期的学者们大体遵守着学术的论辩规范，按照自己的理解，从事着“我注六经”的事业。这一时期，学者们大多将其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常译为“国家统治人民，驱使他们去做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在做什么。”我认为：是严谨负责的释义。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对此“子曰”则有了另类解读。康圣人对孔圣人的圣训是这样断句而读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泽厚《论语今读》。南怀瑾《论语别裁》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近义为：民众认可的，让他们去做；不认可的，进行教育。康有为是这样为孔子辩护的：“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论语注》）南怀瑾将康有为的话引申为，“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给他民主；还不可以民主的时候，要教育他。”我认为，康有为南怀瑾的解释，更像一种学术矫情，或者是（尊孔拥孔）预设立场的诡辩。其实，如果搞不清孔老夫子的这句话到底是，“愚民，制民”，还是“醒民，助民”，最重要的衡尺手段，是历史应用的客观效果。我们都知道商家的服务条款，一般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同样道理，存在利官家的歧义，或者存在利百姓的歧义，显然，一定是利官家的歧义，拥有绝对解释权，绝对占有权。这与鲁迅先生的说法：“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是一脉相承的，符合历史的一般规律。虽然我不否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记录确是统治者授意，而得以完成的。历史记录如果真实客观，则与历史真实一致，但如此完美的历史，一般是不存在的。所以历史的相对真实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有蔑孔之嫌，但缺乏蔑孔之证。通过句读《论语》，巧用“纯学术”手段，对这句“子曰”之乎者也一番，竟然发现了“民主政治”，是过去统治阶级都是笨猪，还是现代学者（也包括于丹教授）太巧舌？鲁迅先生在分析当时国人心理时指出：“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当然更为直接的目的，不外乎通过维护孔子在传统文化中的独尊形象，通过维护儒学在国粹库底中的精华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或卓越文化地位。翻看中国历史，对具有统治地位的圣人思想的赞誉者，几乎不会操作社会风险，而批判者，在非开明社会，则可能存在不确定风险。看来于丹应该很聪明的。但是，显然，复古的圣人思想，不能等同于今天的，维护国家稳定的政治思想。对圣人思想有学习、有甄别、有批判，才是今日国人该有的，不同于圣人弟子的聪明，而是不愧时代的哲学智慧。纵观于丹教授的电视讲座的所有细节，沿袭了康有为，南怀瑾的惯用做派，既学术平平，当然也谈不上，具有很高学术良知。也是对中国百姓苦难史，多少有些如儿戏样的一种亵渎。套用鲁迅先师的半句话：“未曾阔气的要革新。”我与很多人聊过这个话题：如果再来一次，毛主席那样的，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假如存在）的革命，你会积极参加吗？反应最积极的是，在城市的外来打工年轻人。的确非常耐人寻味。中国法律层面，宪法层面，对个人私产的清晰界定与法律保障，与发达国家是否还有不同或差距？
于文胜2016.5.28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