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之死(399 BC),在柏拉圖的筆下成為了千古傳頌的經典。他的死有甚麼值得歌頌?我們先從一個大略說起 ── 蘇格拉底之死標誌着一位哲學家為了捍衛哲學而死。做哲學犯不着死吧?且看箇中原因!
蘇格拉底經常走到市場上與人討論哲學。他討論的方法十分獨特,人稱「蘇格拉底式對話」。他常常謙恭地(不知是裝的還是真的)問別人一個看似十分幼稚的問題如「甚麼是勇敢」,然後順着對對方的回答繼續追問下去,不消幾個來回,定必使其答案破綻百出。他不像其他哲學家一般希望正面地提出一套關於某議題的看法。與之相反,他的哲學旨在以詰問與難題使人自覺到自己的無知。他有一句名言足以總結他的哲學態度:「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對一切皆無所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謙恭其實來自於對無知的自覺,而他在別人眼中的「狂傲」亦來自於坦白揭露別人的無知。
好吧。那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出了名得罪人多而且很煩人的「廢老」吧。究竟他犯了甚麼罪而要被處死?雅典人審判蘇格拉底時,主要是控告他兩項罪名:荼毒青年(!)與不敬拜雅典眾神。今人多不能認真看待這很大程度為「莫須有」的罪名。勢之所至,權貴要人死,只需要一些攪動人心的罪名。
「叛教者/不信者」的指控就是如此一回事,聳動程度相當於今日的「叛國者」。當然,亦有一些表面證據是可以抽秤一番。例如他有時會吹噓自己聽到「來自神的聲音」,並告訴他不要做錯事。唯一有趣的地方是,他在抗辯中仍然以哲學方法來否定這個指控(申辯篇 27a-e)。
荼毒青年的罪名又是甚麼回事?難道頑皮的蘇格拉底在街頭言行粗俗以致「教壞孩子」?當然不是,他只是一貫地與青年進行哲學討論而已。其實蘇格拉底也知道這個罪名根本不是他被控的真正原因,教育青年從來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事情(申辯篇 24c-26c)。其實,一旦認真考究這個罪名,便會得知蘇格拉底之死的深層原因:政治。
觸動「自由之城」的政治神經
蘇格拉底的審判發生在雅典高峰過後的一片頹喪之時,而蘇格拉底之死其實是雅典衰落的病徵。
審判不久之前,雅典剛在伯羅奔尼撤戰爭(Peloponnesian War,431–404 BC)中敗於斯巴達,接着親近斯巴達人士組成的新政府「三十暴君」殘暴統治了雅典大約一年,試圖將雅典民主過渡至寡頭政治。過程之中殺害與驅逐了大量的異見人士,戰爭亦為雅典帶來了瘟疫和財困。
接着的是「三十暴君」被推翻後,雅典民主的痛苦復原。二十多年間,經歷戰敗與被「低等文化」統治過後,疲乏、屈辱與憤恨大概就是雅典人普遍的感受。人在這種狀態之下,大概很難再持寬容的心境去包容如蘇格拉底般的存在 ── 一隻喜愛挑戰眾人的「牛虻」。
除了歸咎於「蘇格拉底式對話」揭人無知的「狂傲」之外,蘇格拉底的哲學還有一個特點使他暴露於凶險的群情之中。相對其他先哲,蘇格拉底特別愛討論善惡道德的問題。這一點不難理解:與市場上的人對話,蘇格拉底不能夠每每探究一些如宇宙起源或者邏輯悖論等常人覺得「離地」的事,能夠勾起普通人興趣的話題當然關於行為的對與錯。
但這樣做其實更加使人懷疑他的用意為何 ──「為何你要挑戰我們一般都接受的看法?」「這些看法難道不是雅典人的價值?」一些猜忌他別有用心的陰謀論自然大有市場:蘇格拉底是敵人斯巴達的人。這種陰謀論尤其聳人耳目,在於似乎可以解釋很多事,例如能夠解釋為何他撐得過「十三暴君」的統治,又能解釋他的煩人怪行為,他大概是斯巴達早已聘請的思想毒藥吧……
在這陰謀論下,「荼毒青年」的罪名就可以理解了。希臘的著名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就曾在劇作《鳥》(Birds,414 BC)中把一班親近斯巴達政見的青年人描述為「被蘇格拉底化的」(Socratified)。由此可見,蘇格拉底的哲學在敏感的政治氛圍下已經開始被定性為「叛國」的思想。加上上述提過的宗教原因,現在蘇格拉底就是叛教與叛國了!罪名足夠得要處死了吧。
雅典人的蔑視:小丑與「小學雞」
除了安插一些挑動群情的罪名之外,其實不少雅典人早就輕蔑蘇格拉底。阿里斯托芬曾在另一套早些發表的劇作《雲》(Clouds,423 BC)中把蘇格拉底描寫成小丑一般,博得雅典人哈哈大笑。蘇格拉底也在申辯中提到,這套劇將他描述成「在空中行走並且滿嘴胡言亂語」(申辯篇19c)。在劇中,蘇格拉底身在一個籃子之中,籃子愈近地面他的神智便愈迷糊不清。
雅典人不單止蔑視蘇格拉底﹐亦很可能蔑視哲學。我們不難從柏拉圖的著作之中找到這現象的端倪。柏拉圖把那些流行的種種負面想法塞進了不同對話者的口中。例如在《高爾吉亞篇》:
「如果男人在年輕的時候稍稍涉獵,哲學是個吸引的東西。但如果他此後也花很多時間研究它,它會毀掉任何男人……就如當我看到一個小孩子口齒不清與把玩小技倆,我會樂在其中……但當我聽到一個成年人做同樣的事,便令人覺得滑稽可笑而且沒有男子氣概,他應該受到鞭打。」(484c-485c)
又如在《理想國》:
「那些熱愛哲學之人……在其中耗費較長時間的,大都會變得相當奇怪。我們不是說他們是完全壞的,但……變得對城邦無用。」(487c-d)
簡而言之,當時大眾覺得哲學家是一些沒有社會經驗、無貢獻又不斷賣弄小聰明的「小學雞」。
揚言不妥協,無懼死亡
其實蘇格拉底有多次避開死神的機會,但他就是不作任何策略性的妥協或讓步,始終忠於自己一貫的信念。
當審判蘇格拉底之時,陪審團像現在的一樣,由公民所組成並抽籤決定,人數多達五百人左右。另外與現今制度特別不同的是,連刑罰亦是陪審團一併直接投票決定,而非像今日般由法官決定。
法庭上,蘇格拉底明知如果他放軟態度,對陪審團說話恭恭敬敬,案件的勝算便會大大增加,但他反其道而行之,只說他認為對的事。還未判決之前,他說:
「我已經惹來一些苦澀的敵意。如果有甚麼能夠毀掉我的話,就是這些敵意,而不是那些控告我的人,反是一大群人的誹謗與妒忌。這些誹謗與妒忌曾經殺死了很多人,而且今後亦會繼續如此。它們不會在打擊我之後就停止。不過,也許有人會問:『難道你不後悔選擇了帶來死刑危險的道路嗎?』我可以清楚地告訴他:『我的朋友,如果你覺得一個有價值的人應該在生死問題上耗費時間的話,那你就錯了。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只需要考慮一件事:就是他的行為的對錯。他像是一個壞人還是好人。』」(28a-c)
在被判有罪之後,蘇格拉底又有一次機會避開死神,就是當控告人提議了死刑之後,作為被告的蘇格拉底可以提議以另一種刑罰取代,再由陪審團決定採取哪一種。可是,蘇格拉底竟然說:
「各位,我提議我應該獲得一些獎賞……真正合乎正義的處罰,就是由國家負擔我的生計……也許你們以為我正在故意表現得剛愎。非也,我確信我是無害過任何人……」(36a-e)
其實眾人都想蘇格拉底提議以放逐取代死刑,可是最後蘇格拉底只是想以一些借來的金錢來取代死刑。而要他靜靜安度餘生不再走上街頭討論的提議,他說:「如果我告訴你們,每日討論善與其他題目、反省自我與他人就是一個人所能夠做到最好的事,而且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活的,你們不會相信我。」(38a)
蘇格拉底最後一次免去一死機會是在獄中等待報刑的時候,有朋友向他提供逃離雅典的方法。可是,他嚴正拒絕了,並且認為他既然接受了雅典的法律,就要服從到底。蘇格拉底的這種態度無非是要堅持著一個大原則:人應該忠於正義的事而無懼死亡。
死後的陰霾:反民主、明哲保身
一個哲學家忠於哲學事業,挑戰大眾與權威的看法,最後落得被群眾處死的下場,在今天值得歌頌,但當日卻是非常傷害人心的事件。柏拉圖年少時便認識亦師亦友的蘇格拉底,面對這件事情,他會有甚麼看法?
一方面,蘇格拉底為他上了最後的一課,教導所有人縱然面對死亡的威脅也要堅持正義。另一方面,法庭的錯誤決定斷送去他一個朋友的生命,亦是雅典民主失效的一個慘痛事例。
蘇格拉底似乎擁抱雅典民主的精神,不論在街頭還是法庭都想以道理說服群眾,最後即使民主制度要奪去他的性命,也始終選擇去服從它。可是,柏拉圖在這件事情之後,慢慢就走向了與蘇格拉底不同的道路了。
柏拉圖在蘇格拉底死便後離開了雅典周遊列國,途經埃及、西西里與意大利半島。跟畢達哥拉斯學過數學,亦從過軍上戰場打仗。最後又回到雅典,創立了學院「Academy」。不久之後,他便寫好了對話錄《理想國篇》,鮮明地論述了反民主的立場。詳細內容不能於此再說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群眾的看法負面至極,視之為洪水猛獸。他又認為哲學家在現實裡敗壞的政治之中,應離開政治,過安逸的生活來保存自己。柏拉圖寫道:「他既不想一起為惡,又沒有能力與所有的野獸抗衡,在幫助城邦及朋友之前,他已經死了,對自己及其他人都變成了無用之人。考慮過這一切以後,他保持靜默,做自己的事。就像在風暴之中,他在牆後躲避風帶起的塵沙。」(496d-e)
與蘇格拉底的態度相對,面對凶險的群情與政治氛圍,柏拉圖認為不應該試圖說服群眾,卻應避開對生命的威脅。自此,在亂世中保存自我成為了明智者的抉擇。這彷彿又呼應了亞里士多德提出,從個人幸福為基點的道德哲學。如果有人說,這一種思想是蘇格拉底之死所遺留下的哲學陰霾,似乎亦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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