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李辉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复旦大同市中华民族寻根工程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亚州人文与自然研究院副院长、博导）
有人认为历史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的。从哲学的角度，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从无数的人群记忆中，我们总可以追寻到历史的踪迹，尽可能复原部分历史，不断接近真相。传统的史学研究基于传承的文本，而文本的起源毕竟只是人类历史中最后短短的两三千年，即便是这文本记载的历史，也是大量轶散。实际上书面的文本是人群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此之前有口传文本作为很多族群的群体记忆方式而普遍存在，有些在群体创造文字以后陆续被记录成书，这就是中国早期的若干文本存在叙事古老而语言年轻的矛盾的可能原因，例如《黄帝内经》《山海经》等等。尽管里面有大量扭曲变形记录，甚至矛盾的叙事，但是不能否认其中有很多是真实历史的记忆。所以人类学很重视民族的口传历史，也同样重视早期民族口传历史转变的书面记录。当这样的研究结合考古材料、语言分析、民族文化的时候，对早期历史的逼近就更容易实现。这就是我阅读《共工文化研究》这一巨著是感受尤为深刻之处。
水族是一个神奇的民族，与周边很多大民族相比显得特立独行。处在贵州偏远山区，却有着华文字系的水书文字体系，有着类似与军事组织的社会结构。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个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水族的语言属于仡傣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所以水族属于百越族群，但是百越族群的其他民族的群体记忆非常有限，只有水族有着大量珍贵的记忆遗产。深入挖掘这些遗产，不仅在百越族群中有着代表性、典型性、引领性，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也是典型的代表。而《共工文化研究》的闪光处就在于此。
因此，本书实际上是一部人类学的重要著作，是当代语境中叙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功案例。中国的各个民族口传历史，都离不开三皇五帝，离不开《山海经》中记载的上古世界，无论这些早期记载如何扭曲变形，都掩盖不了其背景真实性，从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各方面系统性证据都指向同样的上古中国框架。所以在这基础上重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符合传统认识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共工文化研究》也因此具有学术价值之上的社会价值。相信不同的读者从中都会得到各自不同的收获，从自身民族、地域文化和学科专业的背景上重塑自己的认知。这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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