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王碑》是我时常摊开来临习的碑帖，因为它的稚拙和憨态，使我如入孩提时代，大头鼓腹，寸足蹒跚，吚呀声里触摸到了那份久违的真率和浪漫。它的闪光点在于趣味性强。但书法不是简单的结字问题，欲使其多变、富有感染力，需要在线条、墨法上下工夫。因镌刻之故，我们只看到它类同于篆籀笔意，却不明白这种笔法该如何来诠释。透过刀锋看笔法，需要一条路径来抵达。所以，我喜欢将《石鼓文》与吴昌硕的临本对照起来参详，进而丰富笔触的多样性。表面上看，《好大王碑》的笔法是单一的，粗细起伏不大，蚕头雁尾也少，若在线质上过不了关，那感染力就会小得多。也就是说，要解决线条中段的用笔问题是提高线条质量的关键。在这方面，时人常用顿挫，营造行笔发力点；李瑞清则用抖笔，线条中段是一条断续的点，美其名曰:金石气。孰不知，这样粗浅的做法已将书法引入野道。好的书法，线条之力当聚于内，不是一味地按、误将粗壮当厚重，而是还原它的书写性，使笔锋处于一种似按又提，非提非按的动态变化中，它的发力点应该是隐性的，不露痕迹的自然表达。再者，要留意用笔过程中的刚柔、虚实问题。骨胜则僵，力柔则弱。刚柔是书法的骨血，是生命的率动。快而狠则刚，慢且松易柔。主笔、外框架多刚，辅笔、短画当柔。虚实则包括空间疏密，墨法枯润，线形之粗细，线性之刚柔。当然，在书写过程中，对方圆、中侧锋笔法的合理远用必然会提升书法的耐读性。而这些表达元素，于碑刻中遗失甚多，需要运用相应的审美积累去完善。好在现今出土的简帛书极为丰富，可拈来以补家用。
郭名高节临《好大王碑》
《好大王碑》极少有突出的笔画，结体外撑，多方正，类似颜真卿的《颜家庙碑》，于章法上行列不甚分明，求绵密而得扑面而来的大气势。若以其意创作少字作品比如一副楹联，字与字间的呼应就少，颇有些算子补缺的毛病。也就是说，眼里只有《好大王碑》还远远不够，需要在汉碑经典，包括摩崖石刻上汲取营养。如此以来，我又临习了《西狭颂》《封龙山颂》《鲜于璜碑》和《张迁碑》等。在临习之际，我加入了个人一些想法，比如对书写性的理解，对大篆笔法的运用，甚至从汉简中也提取了一些符号作为自己的表达语言。应该说，这是一个整合的过程，不是亦步亦趋地在某一碑帖的外形上精雕细凿、求全责备。
学习篆隶要朝上追，心仪秦汉。如此，面临的问题也很突出，因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碑版流传下来，岁月驳蚀，书、刻大异，后人所见已非本来面目，若为之醉，代代相沿，就容易拐入一个死角，千人一面也未可知。而书法之价值，除了具备艺术的感染力，更要重视它的原创性。这里，我们不谈创新，只讲风格。而风格之形成，需要独立思考和探索的品质，亦步亦趋于某一名家，即便已经功成名就，也终究是书法史上膨胀起来的分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在撰写“当代隶书名家解读”系列文章时，所选书家皆须个人面目突出，且在当今书坛影响广泛。这样一来，只选了10人。后来，我又策划了“当代隶书中坚批评榜”，名单一经公布，非议不断，甚至也有上榜书家和我私下沟通，说某人的隶书也不错。我笑了，回答道:上个系列写了谁和谁，而这两个人还没走出他人的影子，暂不予以考虑。其实，做这两个系列，我的出发点是向他人学习，梳理他们的创作理念和闪光点，以便开拓视野，为自己此后的行程竖起前行的坐标。客观地讲，这两次活动多多少少影响了一部分学书者，也为后来者了解当代隶书创作现状提供了便利。
郭名高拟《好太王碑》创作
就整体而言，当下的隶书创作趋于雷同，这与日益丰富的书法资源产生的落差还是很大的。隶书重势，扭捏作态者众；以魏碑意写隶书，刚猛狠粗，箭拔弩张之风泛滥；野俗者热，文雅者凋零。妍丽有余，高古不足。焦燥盛行，静气难觅。这是时风，是被展赛裹挟后出现的集体性选择，一旦跨入这条快车道，就会受他人摆布。而要烧冷灶，则需要相应的勇气和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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