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下的全民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汾阳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期微汾阳小微将为您讲述抗战时期，抗日民族英雄以及党和国家**等主要人物在汾阳的抗战事迹。
周恩来副**来汾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西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战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立。为了稳住山西局势，阻止日寇西进，周恩来、彭德怀、左权等同志来到太原，就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战事宜，代表党**与二战区最高司令阎锡山进行谈判。
10月间，忻口战役失利，日寇进逼太原，阎锡山表面上扬言死守，实际上密令城防司令傅作义作好弃城南逃的准备。11月6日下午，太原城危在旦夕，周恩来、彭雪枫等人只好从水西门撤出。
11月7日大约中午时分，周恩来一行乘坐两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运输车来到汾阳城外，从西门入城，来到三皇庙巷天主教堂院内，视察了八路军前线司令部供给处的临时兵站，纠集紧急会议，指出“八路军急需军装，汾阳兵站贮存的棉花、布匹对我们军队极其重要，一定要想方设法运过黄河，运到延安，决不能丢给日军”。会后，兵站同志立即行动起来。
当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一行来到城西栗家庄，召集“战总会”主任续范亭和**方面的程子华、南汉宸等同志紧急开会。傍晚，又在村中玉皇庙院内戏台前，给战总会游击千部训练班200余名学员作了《太原失守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抗战，坚持敌后，建讥敌后抗日根据地。阎锡山军队撤了，我们干，**人不能撤，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华北人民生死共存……
在汾阳城内，周恩来同志还接见了太原一中十几位寻找八路军的路过师生，听说他们想去延安，周副**说找**是对的，大敌当前，只有抗战才是唯一出路。有个问题请大家考虑，去了延安，不管是到“抗大”还是“陕公”，学完还得回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现在子华同志这地方很需要人，你们能不能就地参加?学完后就留在山西，在你们家乡闹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于是，这些同志被接纳成了游击干训班的第四期学员。
11月9日拂晓，周恩来同志一行离开汾阳，前往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汾阳及周边县的抗日工作，也在战总会、牺盟会、工卫纵队和**汾阳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开展起来。
**同志在汾阳
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同志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9月21日，朱德总司令率总部路经太原，到了五台县南茹村。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八路军总部所属单位转移驻地，10月下旬，八路军总政治部民运部、随营学校等机关，在**、韦国清、傅钟等同志率领下来到汾阳，驻扎在城西栗家庄村。
11月2日，**同志来到汾阳城，在八室庵街“汾阳饭店”内召开了战总会负责人会议，听取了第一任汾阳抗日县长武人骡同志的工作汇报后指示：“太原即将失守，估计国民党溃兵一两天就会来到汾阳。你们应该大锣大鼓组织发动群众示威，造成抗战声势，鼓舞其斗志，要发动家家户户熬稀饭、蒸馒头，在北门、西门外设立接待站，让他们有吃有喝，最好不要进城。不然城内社会秩序会大乱。”
会议后，驻汾抗日力量迅速成立了由刘丹顿、武人骙、周平、王廷弼、 李光斗等六人组成的“汾阳战时紧急状态办事处”，发动汾阳牺盟会、商团会、街道、学生团体游行和欢迎。八路军司令部驻汾阳临时兵站还紧急抽调出一批白面，发给当地群众赶制食品。由于**同志建议及时，抗日力量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措施得当，太原沦陷后晋军撤退至汾阳，城内避免了遭受溃兵抢掠的劫难。
**同志来到汾阳期间，先后驻扎过栗家庄、田村、三泉镇张家堡（1982年村名更换为张新堡村）。这期间，工卫旅也从太原撤出，来到汾阳。**同志会见了该旅党的负责人康永和、张渠等同志。得知工卫旅向晋南撤退的意图后，**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工卫旅不能开往晋南，那样会被人家（阎锡山军队）吃掉。要到文水、交城山一带活动，这一带靠近太原，有战略意义。后来，工卫旅接受了小平同志建议，在汾阳边山、文水、交城一带坚持开展了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一二〇师，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二年后，抗日敌后爆发了“12月兵变”、晋东南的抗日新军受到了阎军的分裂和围剿，深刻的教训再次印证了**同志的英明预见。
**同志在汾阳期间，还派工作团活动在抗日二区的田屯、东西阳城、东西官村、董家庄、北小堡和三区的三泉镇、平陆村、聂生村、南北马庄、石庄、阳泉村、南北广城、南北偏城等村，宣传抗战，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地方武装和抗联组织，汾阳广大农村从此又多了一批基层党支部。
1938年1月5日，****决定**同志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离汾前，**同志和傅钟任命朱宝善为**汾阳县委**，温克敏为县委宣传委员，并向**汾孝特委的汾阳籍干部王文达同志移交了新党员的组织关系。1月18日离开汾阳。
**同志在汾阳工作生活的两个月期间，对驻汾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协调，对抗战开始后汾阳党组织的建设和基层农村抗日力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冯玉祥将军与汾阳抗战
1930年夏，中原大战阎冯倒蒋失败，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日本领事馆的策划下，转道天津逃往东北大连。
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精神的冯玉祥将军，带着他的军校和军官教导团一千余人，辗转来到了汾阳。汾阳大地因此成为山西抗日运动兴起最早、最集中的地域之一。
冯玉祥将军在汾阳生活了二年多，他和夫人李德全女士住在峪道河赵庄村的石勤寺里。他生活简朴，粗茶淡饭，身穿中式衣裤，冬天头戴毡壳帽，腰系布带，形同农民，这在旧军阀中可能绝无仅有。他忧国忧民，常与农民席地而坐，一起吃饭谈心。他了解到农民贫困子弟们求学困难，毅然在桑沟村办起了“求知贫民学校”，聘任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地方进步人士担任小学校长，为峪道河一带的农村培养了400多名品学兼优的小学生。后来大都成为抗战力量的中坚骨干。
冯玉祥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蜗居峪道河乡下期间，他目睹外国宗教势力建在水泉村一带的避暑别墅，心中忧愤难耐，在求知贫民小学墙壁上题诗抒怀：“胜景驰名峪道河，清山活水幽情多。分明华夏一片土，半成洋人安乐窝。”以此激励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深刻反思国民革命以来自己走过的曲折弯路，与**的代表秘密接触，开始接受**的主张并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在民族解放的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冯将军的军官学校来汾后驻进了河汾中学校园，易名“汾阳军校”后继续招生培养国民革命军人。在那座温文尔雅的古老校园里，河汾中学进步学生们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不断感染着血气方刚的青年军人。冯将军带来的这批军队，原系部下徐永昌三军的精华，军校政治处处长杜鸿程、组织处处长孟文武、宣传处处长郑坦都是黄埔军校优秀毕业生，同时也都是**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河汾中学开始实施了军训管理，新文化、新军事运动蓬勃开展。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前，河汾中学成立了童子军营，一曲《中国童子军军歌》回荡在校园上空：
“中国童子军/我们是三民主义少年兵/年纪虽小主义真/献此身/献此力/献此心/为人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冯玉祥将军来汾阳，也有其特殊因素和背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汾阳迅速成为美国基督教会在晋西北一带的大本营，将军早年间与蒋介石结盟，也就成了基督教徒，只不过他对信仰比蒋虔诚。他深知教会有其宽容的一面，来到汾阳这个教会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便于日后东山再起。但是，冯玉祥首先是一位爱国的中国军人。对于教会势力，他决不奴颜屈膝，他深谙“拥有了青年便拥有了未来”，来汾后不久，就将部下余心清派去担任了铭义中学校长，牢牢掌握了这块阵地。
余心清先生早年也是基督教传教士，这一特殊身份是教会容得下他的主要原因。余先生担任校长后，一方面请汾阳基督教公会理会负责人、美国牧师瑞保罗担任了副校长，同时广泛邀请师生座谈，研讨治校良方，汾阳铭义中学很快进入建校史上校风校纪、教学质量、开展民主运动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1931年，余校长更换了教务、训育主任，更新了国文教师队伍。不数月，新礼堂建起来了，学生有了更宽敞的集会集社场所；原先小礼堂改成了图书馆，新置书架上公开亮出了《资本论》、《**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当时社会上的禁书。于是，铭义中学学生们从《大公报》上看到了《苏俄考查记》，了解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同时也从报纸上看到日本首相给天皇的《田中奏折》之内容：“欲统治世界，必欲占领中国，欲占领中国、必欲先占满蒙。”于是，学生们提前感觉到世界大战将山雨欲来，旧中国已风雨飘摇。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果然发生了。余校长下令停课一周，古钟洪亮地敲响了，警钟长鸣，声震河汾。学生们在校园里、紧急结合，与此同时，河汾中学也行动起来，两校师生走向街头，走向乡村，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铁流。“打倒日本帝主义”、“反对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口号声震撼着汾州大地，激动着汾阳人心。
9月20日，汾阳开展了“雪耻救国纪念周”。在**汾阳地下党和冯玉祥将军支持下，铭义、河汾、汾阳军校学生为主体，在县文庙东侧的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集会，军校副校长支应麟率教导团、手枪团众教官出席，学生、工人、商人代表一万多人群情激奋。汾阳，在抗日烽火中提前醒来!
1932年冬，冯玉祥将军在“欢迎冯焕章先生出山，主持抗日大计”的抗日呼声中，率部离开了汾阳，走向了河北察哈尔抗日前线，跟随前去的，有汾阳籍青年军人一百多人。余心清校长也走了，但铭义、河汾两校学生“抵制日货”的抗日浪潮，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汾阳县委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入发展起来。
本期编辑：王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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