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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慧良、温如华1985年合影
一、因挑战杨宝森先生所导致了后半生的坎坷路程
“戏班”里的事,很难一语道清。就像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对同一事物的评判也是角度各异，标准不同。比如艺术竞争问题，一方面说“给别人留半口饭”，一方面又说“当场不让父”。在这个最讲“孝”的国度里，为了展现本事，连父亲都不让了，那外人便更不在话下了。发生在厉先生身上的故事,最具代表。
1985年12月在石家庄第一次举办了“纪念奚啸伯先生的艺术专场”演出。厉慧良先生作为延宏大舅的挚友，中路表弟的老师，也应邀从天津赶来，参加了纪念活动。由北京赴石参演的人员中，除欧阳师外还有吴素秋师、李慧芳师、赵荣琛师、谭元寿师。记得演出是两场《龙凤呈祥》与两场折子戏。在主办方盛情邀请下,厉先生答应在《龙》剧中扮演“闯宫”之前的赵云“起霸”，外加独白的一个吊场(在台上和其它演员都不见面，由此可见先生个性，非同一般)。演出时厉师身上干净利落，神态自若。舞台效果非常强烈。其它角色的安排是：欧阳师的前乔玄后鲁肃，元寿师的刘备到底，慧芳师反串小生周瑜，延宏大舅的张飞，杨玉娟舅母前尚香(洞房)，我的后尚香，(闯宫、别宫、跑车、登舟)，中路表弟的赵云，张建国的孔明，其它均为当地演员。
厉慧良《龙凤呈祥》赵云“起霸”
演出结束后，中路表弟送厉先生回津(当时，由石至津需要到京中转),因此与我乘坐同次列车，三人对坐，一路叙谈。1985年尚无高铁，最快列车也需4、5个小时。厉先生当时60出头，精力充沛。先是说古论今，随后又讲到个人境遇。近些年在津过得并不舒心，主要因为在1956年成立“天津京剧团”时与杨宝森先生因戏码产生了一些矛盾误会。当时的杨夫人(后来的张师母)谢虹雯，至今耿耿于怀，反映到上层，使得现任市领导怀有成见，以致自已所处之不利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他希望通过我(张师之弟子)从中斡旋，使虹雯师母开解心结，以释前嫌。接着，厉师将矛盾成因，娓娓道来:
1956年成立“天津团”之初，有个约定:主演之间，相互扶衬，全樑上坝。演出中杨三爷唱《杨家将》，我就来个七郎。后来我唱《长坂坡》，三爷本来答应好的刘备，却临时撂挑子了。(如果站在杨先生的立场上去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五十年代中期“四大须生”中马、谭、奚三位都在北京做了团长;周信芳先生在沪上当了院长;唐韵笙先生做了京剧界的“东北王”,而杨先生在天津只当一个副团长,还要为别人挎刀，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停了停，厉先生也是若有所思，接着说:当时也是年轻气盛，怒火中烧。心想“你若不仁在先，那我可就不义在后了”，于是就武生、老生一块上，《八大锤》也是前陆文龙后王佐，可能把杨先生挤兑得够呛。(我一边听厉先生说，一边暗想，杨先生身体本来就不好，患有结核，还有其它不利原因。56年成团，58年就没了，才49岁，太可惜了)。
厉先生也是叹了口气，接着说，没想到你那位师娘，至今不忘这一箭之仇，在天津领导面前，老上眼药，使我到现在还是直不起腰来。我解释道，去苜蓿地（木樨地）张师家，只能谈戏问艺，其它话是不能多聊的。厉师表示也能理解,后来再无机会与厉师见面。
1994年我去台湾演出时,听说翁偶虹先生、杨荣环先生，厉慧良先生都在这一年去世了，谢师娘协助张师的音配像工作也就在此时开始了，我想杨、厉二位先生的“死结”，在这一生一世，是无法开解了。我虽不迷信，但也承认因果。
其实这种故事在戏班，在各界时有发生，看来，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只好留给后人评判了。
厉慧良《李陵碑》
二、一场《长坂坡》引出了当年繁荣两地菊坛，至今令人怀念的“走马换将”
北京这个城市，包容性很强，什么“稻香村”、“美味斋”、“张生记”、“外婆家”等这些南方迁京的饮食字号,在这北方首府，开一家火一家，北京市民的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初发源之地。但是唯独一样例外，就是咱们“京剧”。这个情况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50年间尤为明显。什么麒老牌、唐老将、盖叫天、黄桂秋这些红在上海滩的名角，有好几位都是北方人，但就是不敢进京演唱。虽说干的也是京剧这行，就是不能进京服务，被京城市民认可，您说叫人怎不纠结郁闷?殊不知咱这京城的菊坛,老生是“谭派”的天下;武生是“杨派”的天下;旦角是“王派”的天下。这规矩在老佛爷时代后期就定下了。凡是和这三派不沾边，又唱这几行的戏,先不管内行如何评价,观众首先就不答应了。比如你唱《三侠五义》我不管，你要唱《四郎探母》新编一个路子，观众就要哄了。另外从文化层面上讲,什么叫“京戏”?那就是北京人演给北京人看的戏，不是北京人，不在北京唱的戏，都叫“外江派”的“什么班”。不但是北京市民，全国戏迷都这么认为。北京的演员到外地演出，是要拿双份包银的,身价就是不同。杜月笙建祠堂唱堂会，周信芳、赵如泉、小杨月楼 、王芸芳戏是必须唱的，照像是没有资格的。
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界领导下定决心,打破北京的门户之见，让延安的、海派的文化精神进京。“计划经济”必须要计划出新中国的新经典。
首先请海派导演排了一出《江汉漁歌》，排出一看,动静不太大。明白了，必须把京城元老级人物搬出了。跟着让田汉与王瑶老合排《白蛇传》，红了；然后是马彦祥为叶盛兰改编《柳荫记》,王瑶老也参加了，也红了。接着为让“麒”派进京，先搞个“梅兰芳、周信芳艺术生活50周年”的活动，(提升周在京城观众的认可度)。为让关肃霜进京，先让她提前一年拜梅先生，郭沫若还要作诗“身披铁索温侯活(白门楼)，水湧金山白氏真(白蛇传)”的诗句来配合。更有甚者，传出周恩来总理说过:“三年出个状元，三十年出不了一个关肃霜。”的定位用语，来保证外地演员成功进京的保险系数。这些在计划经济指导下的计划演出，因为每次都“搀进了北京最权威的物质”，所以每次都是大获成功，内外行家都能齐声喝采。
厉慧良《艳阳楼》
1980年视频
但有一次出了点例外，让厉慧良先生赶上了。因为麒老唱的是《跑城》、《刺惜》，决不唱《空城》、《捉放》。肃霜师唱的是《战洪州》、《盗库银》,而决不是《王宝钏》与《扈家庄》(其实这两出她在南边是常唱的,只是来京时不唱)。而厉先生1961年来京，轰动的主要是三出:《艳阳楼》、《嫁妹》与《长坂坡》。前两出是勾脸戏，《嫁妹》更属于“两门抱”。《艳阳楼》尚和玉前辈与杨小楼老板都唱，路数相近而风格不同。而说到《长坂坡》北京上演的都是杨的路子。这出戏有生有旦，还有两位净角(曹操、张飞),剧情色彩要比《滑车》丰富多了。但是要拴上这么多的角儿，也是很不容易，所以除了学校的学生唱唱之外，大团唱的并不多见，但是学生又很难把这戏特有的味道唱出来,所以看着也没什么意思。
厉先生是1923年生人,1961年到京公演时不到40岁，是演员生理状态完美自如的最佳年龄,也是艺术悟性成熟展现的最佳时刻。来京之前，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刻意的宣传铺垫,但是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各大报纸好评如潮。全国唯一的戏曲杂志《戏剧报》以整版彩页，刊登了厉先生在《长坂坡》中，赵云右腿跨椅，右手扶盔，表现郊外逃难，夜间休憩却十分警觉的传神的剧照。这是杨老板曾经拍摄过的独有的经典睡姿照片。
天津团这次进京献演，使北京人对这一位“外江派”武生,产生了独有的好感。
1961年是经济生活的“灾荒期”，也是著名长靠武生的展现的“空白期”。杨盛春先生于两年前病故，李万春先生、姜铁麟先生、黄元庆先生刚刚调离了北京。李少春先生主应出国任务，张云溪先生不擅动此类剧目，王鸣仲先生，茹元俊先生偶唱中轴一露，钱浩樑，俞大陆二位师兄尚属青年才俊,所以成就了厉先生这次北京之行的壮举，大饱了首都观众之眼福。
但是，人间万事如流水，一浪一浪滚滚来，在此之后，却牵动另一事件，暗暗形成。
2000年左右，上海一位戏迷朋友，在长椿街“马凯餐厅”请茹元俊先生便饭，由我作陪。中路表弟不在京城学戏，师娘那日身体欠安，只是宾主三人用餐。元俊先生一时兴致，又道出以下实情:
长靠武生在当时京城能唱能作的，与厉先生相同实力，夠一卖的，虽然不多，但是能教的，够一卖的，却有几位。孙毓堃先生，茹富兰先生，傅德威先生都还带学生。一次以富连成为主及马、谭、张、裘的饭局聚会中，部分权威人士，对厉先生很不以为然，觉得这位重庆来的“外江派”，唱唱勾脸的《嫁妹》，还则罢了，杨派的《长坂坡》也敢动，哪位呀，见过吗?必须让他长长见识，杀杀他的锐气威风。几位老先生把全国能文能武的师兄师弟，搜寻了一遍，只想出一位高盛麟。于是北京团几位团长一合计，再一活动，成就了连毛泽东主席都十分关注的，在当年京剧界算是一件大事的“走马换将”。
高盛麟
张君秋师在武汉大获成功不表，只说高先生到北京可算太露脸了，什么《挑滑车》、《洗浮山》、《长坂坡》、《铁笼山》、《英雄义》、《走麦城》长靠的、箭衣的、俊扮的、勾脸的、老爷戏全上了，观众也全服了。不但武的功底扎实，气魄大方,主要是还有一条能唱《逍遥津》、响堂挂味的好嗓子,太值钱了。裘先生与高先生本来就是把兄弟，那必须更要捧一捧,《坐寨盗马》加《连环套》把演出活动推向高潮。走廊上都是激动的观众，萧长华老校长，侯老，雷老，筱老板，马、谭及富连成的师兄师弟全齐了，兴奋呀，赞叹呀，相互问候着，就好像今天的校庆一样，愉悦的气氛，互相感染着每人的情绪。四月的春风，在夜色中吹拂着每个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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