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庚子以后,变法国强,事事都要跟着外国人学,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更觉得是非学外国人不可,可是经济学问,未必能学得着人家的皮毛,先打从毁灭伦常,遗弃道德上着手,讲的是自由,谈的是平等,风潮所激,日甚一日,近年以来,穿的非西装不足炫耀于人,住的非洋房不足组织家庭,代步必须汽车,交际必须舞场,父母视若路人,夫妻随时离异,都说这是欧化,其实也未必尽然。
即如戏剧一端,旧有各戏,情节中有忠孝节义者,皆认为不合潮流,艺术中有谨守前贤成法者,则斥为食古不化,今日出来一位大王,编新戏,明日发明一位伟人,谈改良,以至旧者不旧,新者不新,造成今日皮黄界之怪现象。
今年某老板到外国去唱戏,一般人的理想,以为他那些妙手匠人做的新奇布景,与那些名流编的典雅脚本,必能邀碧眼虬髯者之一顾,而得其好评,谁想到事竟大谬不然。
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刺虎》
外国人士,把他苦心孤诣,自命绝无仅有的那些高明戏剧,不加注意,反把那陈腐不堪,行将归于淘汰的王宝钏,大捧特捧,可见外国人,仍讲伦常,仍重道德,王宝钏受了十八年的苦,某老板能把他介绍到外国去,为人所敬仰,总算是天道有知,不负他的苦心。
按这王宝钏的事迹,不见经传,也不知出在什么小说书上,吾国旧戏,梆子合二黄里,都常表演,一时有“薛八出”之称,大约是赐球,彩楼,击掌,探窑,跑坡,赶三关,银空山,回龙阁,是否这八出,可不敢说一定。光绪末年,孙菊仙、朱素云,在上海石路中,开云仙茶园,贴出“素穷贱素富贵”,就是全本王宝钏,不知是那位高明先生起的这个名字,后来南北流行,都改名“红鬃烈马”了。
罗百岁、杨小朵、杨月楼、王瑶卿、刘赶三之《大登殿》
近来内中添出别窑一出,虽是外江派,可是场子排得还不坏,算粮一出,是梆子班的戏,当年溜溜旦杨娃子,可算是独一无二,吴彩霞在上海天蟾舞台时,由秦腔谱成二黄,自认造魔,从此皮黄有算粮,居然流行于今日,厥功不在小处。
今日女子多尚虚荣,更怕受苦,一位宰相的千金,那里会肯嫁一位花郎,就是嫁花郎,贪图他的人物,也必定拿出钱来,盖所洋房,来部汽车,再拨上几十万,存到银行,况且老泰山,是当朝宰相,女婿弄个大官,还不容易吗,十担干柴,八斗老米,苦守十八年,不会到法庭吿他一个遗弃吗?
可见古时候人,心眼都太老实了,不但中国人对这王宝钏,妇孺皆知,传诵他的美德,就是介绍到外国去,也都赞成他的为人,不过薛平贵到了外国,另有新欢,这个人虽生在唐朝,能开风气之先,倒时髦得狠,做了皇帝,居然尚认糟糠,这又是古人胜今人了,由这样看来,可见中国旧道德,为外人所崇拜,中国老戏剧,也很为外人所赞成,寄语国人,不必好新喜异,也不必舍我固有,去对外人而加以揣摹迎合了。
(《戏剧旬刊》1935年第1期)
附:《写在外国人独赏王宝钏之后》
过宜
久不见老友冯君小隐佳作,上期在本刊获读其《外国人独赏王宝钏》一文,推崇旧剧,实具深情,与余素志,有不谋而合若符契者,不觉雒诵再三,但我亦有一点意见,姑且附缀于此篇之后,写在下面。
薛平贵确乎是不见经传一位人物,翻开一部二十史,竟没有一个与他尊讳相同的人。惟是从来借外国兵力,来夺中华天下者,丧地辱国,无过于后晋高祖(石敬塘)。再薛平贵是大唐的马前先行,石敬塘也是在后唐为官。或薛平贵就是影射石敬塘,亦未可知,不过石郎是明宗(李嗣源)的驸马都尉,虽然向辽邦称臣称子,却不曾招赘在外国,亦没有王允这么一个老丈人,至于王宝钏,更无从稽考矣,记得从前在乡间(潮州),看见本地的白字班,唱一出石平贵回窑,不让他姓薛而叫他姓石,终算在我忆测之中,平添一重证据,却也大可附会了。
现在不必管戏里的薛平贵,是否即史上的石敬塘,总之这两位皇帝,人格都够低的,根本谈不到这出戏里的价値来,我们国人,自《彩楼》到《登殿》,那出都可以学着唱,迷着听,因为里面有不少好腔,可以怡情悦性,而皮黄旧戏,意识浅陋,夫人皆知,正不必以“情节”及“见解”来胶柱鼓瑟,至于把他介绍到外国去,多少要存一些“正大的宗旨”同“高超的目光”,况这种易代大事,更不能于史传毫无根据,随便抓一个人就算派他做中国皇帝,使外人见之,真认为中国曾出这么一个借着外人势来欺负本国恬不知耻的皇帝,岂不腾笑友邦,石敬塘虽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但他还不是中国人。然已千载之下,受尽唾骂,而薛平贵则明明说他是中国人,所以更觉得可鄙了。
《彩楼》一剧,尤足引起外人误会,以为中国古代确有此种习尚,更是笑话,吾意国人固有之美德,正宜藉戏剧,向外极力宣扬,至其弱点,何妨掩藏,今此所谓弱点,又属中国自古所无,乃传播不遗余力,不亦可以已乎,国剧获在海外为人注目,固吾所深喜,特不愿以类似《王宝钏》之戏,与外人相见周旋耳。
《王宝钏》之在外国受人欣赏,昌大之功,不得不归之梅兰芳,但此为意外收获,或非其始料所及,故我于梅,亦无苛责,独怪知识中人,译外国剧本,排外国戏剧,亦一味王宝钏是从,急风骤雨,有若疯狂,则未免可笑,不知中国英雄美人,正如恒河数沙,其间可歌可泣之事,亦复何限,都不知取择,独致全力于一为下等人说法之“王宝钏”,是何用心,窃所未解,具知识学业者且然,其下于此者,又何足深云,噫,吾欲无言。
(《戏剧旬刊》193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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