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16日，梅剧团到西北演出，第一站是甘肃兰州。梅兰芳先生、梅夫人福芝芳和少数人乘飞机，到兰州是下午3点钟，我记得文艺界之外，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先生、西北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将军、中共甘肃省委文教部两位部长——吴文遴和吴坚同志、省文化局副局长曲子贞同志等党政军和文化界都有领导人到机场欢迎。我们感到热情而隆重。邓宝珊省长和梅先生是多年老友，他乡遇故知，分外亲切。我们到了交际处（兰州饭店），有中国京剧院的同志在那里等候，他们在兰州刚演毕，袁世海兄说：“我们从这里要到四川去演出。”这时李和曾同志向我使了个眼神说：“姬老，咱们到花园里走走。”我就和他一同去散步。和曾说：“我们原定到四川去演出，现在接到中国京剧院来电，一部分人到西安演几天，其余的都回北京'整风’。刚才屋里人多，不便宣布，请您代向梅院长汇报，我们明天就回北京去了。”
我们离开北京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一场激烈的“大批判”正在全国开展。我的朋友当中有些知识分子，由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就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右派帽子，受尽了嘲讽、白眼，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陆续恢复了名誉。
高原气候嗓子使不上劲
梅剧团第一天在西北民族学院礼堂演出，梅先生演的是《贵妃醉酒》，我在台下听戏，杨贵妃闷帘念“摆驾”二字，一向是提气念得非常饱满的，那天感到有些吃力。回到交际处吃夜宵时，我问梅先生：“今天的嗓子如何？”他说：“不知什么缘故？'摆驾’的念白使不上劲。1954年春，我在广州越秀广场慰问几万名解放军指战员，都没这样费劲。”源来接口说：“刚才文化局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此地是高原气候，海拔比北京要高1400多米，今天的气压是845. 3毫巴，比北京低的多，有些演员初来时，不能适应，但唱过几天就习惯了。”以后梅剧团在人民剧院演出了《宇宙锋》、《霸王别姬》、《奇双会》，果然，梅先生的嗓子就适应了当地的气候，依旧宽亮醇厚，直送到最后一排座位。兰州观众的情绪非常热烈，还有从藏族地区来看戏的活佛，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观摩《辕门斩子》的感想
梅剧团第一场演出是招待党、政、军及文艺界，以后，兰州的秦腔剧团招待我们，我只记得秦腔名老生刘易平先生演的《辕门斩子》，给了我深刻印象。因为我曾向宜宾陈彦衡先生学过谭派《辕门斩子》，谭的唱腔很有感情，见穆桂英时，一种又惊又喜的神情，最符合杨延昭当时的内心活动。在绑宗保时的唱词，秦腔与京剧有相通的地方，还看出京剧移植秦腔的痕迹，现在把两种唱词列出：
秦腔 （杨延景唱“尖板”）
延景怒冲冠，
宗保听心间。
私自结亲眷，
军法不容宽。
焦孟二弟一声唤，
搀出辕门吃刀弦。
京剧 （杨延昭唱“散板”）
怒恼杨延昭，
蠢子听根苗。
命尔去巡哨，
私自把亲招。
枪挑穆天王，
桂英下山巢。
将父擒下马，这笑啊（嘎调）!
笑坏了众英豪。
焦孟二将一声叫，
将奴才绑辕门定斩不饶。
从这两段唱词对照着看，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秦腔用的“言前”辙，京剧改为“遥条”辙。另外，京剧提到杨延昭被穆桂英擒下马的情节，所以用嘎调表示他的羞愤。
还有，从穆桂英出场后，杨延景与杨延昭的态度，也有不少相同的地方，据我的表兄言简斋告诉我：“谭鑫培这个戏的特点是一个'等’字。佘太君讲情不准，八贤王也碰了钉子，而穆桂英一出场，鑫培的唱、做的'怕’是做给佘太君、八贤王及满营众将看的，而内心的喜悦则说明已经'等’来破天门阵的人了。”
我记得陈彦衡老师教我时，当穆桂英献出降龙木、答应破天门阵后，杨延昭唱的“垛板”：“听罢言来笑开怀”，新颖跳脱，最能说明杨延昭心花怒放的意境。
刘易平先生在见到降龙木后的唱词很有意思：
降龙木本是一根柴，
长在深山靠陡崖，
我为你丢丑，卖过了臊，
到如今不求自己来，
将宝供在佛阁里，
晓与五哥把马排，
三万粮草齐收下，
五百喽兵巧安排，
东南角上扎营寨，
后一日请功领赏来——出帐去！
这一段唱词不仅与京剧的层次相同，而且都用的是“怀来”辙。刘先生的唱腔充分表达了杨延景的喜悦心情，与谭老演的杨延昭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这个戏的编剧手法，富有喜剧色彩，所以至今仍为观众所欢迎。1982年3月，梅葆玥、梅葆玖到香港演出，葆玥就演出了《辕门斩子》。而葆玖演出了梅派名剧《霸王别姬》、《凤还巢》、《生死恨》、《玉堂春》、《贵妃醉酒》，玥、玖还合演《穆桂英挂帅》，受到港澳台同胞及来自美洲、欧洲、日本、南洋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接到香港朋友来信说：“葆玖的扮相表演酷似其父，有些看过梅兰芳先生的戏的老观众，竟至兴奋得流下泪来。”
言归正传，我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正于秦腔工作者：秦腔有佘太君向杨延景下跪的情节，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佘太君不是普通老太太，她是精熟六韬，挂帅征辽的名将，当然懂得军纪军法，在封建社会里向儿子下跪来乞求饶恕杨宗保，似乎有损佘太君的形象。京剧处理的杨延昭对母亲的唱词，只是数说杨宗保违反军法、临阵招亲，不能因年幼而枉法包庇。最后，杨延昭的唱词：“娘若是再讲情儿要自刎头来。”使佘太君无法再说下去。因此我建议，秦腔工作者在剧本方面斟酌修改一下，就更适合今天观众的脾胃。
梅兰芳之《穆柯寨》
另外，在赦宗保时，京剧是满营众将保本，秦腔有佘太君、八贤王保本的情节。杨延景唱词中：“接保状将心放下，哪怕他王强贼冷本参咱。”这样处理比京剧好，因为犯军令、判斩罪的人，光靠满营众将保本是不够的，特别是提到对立面王强，更说明杨延景的老谋深算。
我记得梅先生曾说：“早年京剧移植兄弟剧种的剧目，往往保留几句原词，以志纪念，例如《玉堂春》是从梆子移植过来的，苏三出场时，一般都唱：'来至在都察院，举目往上观。’我唱：'来在都察院，举目往上观。’这是梆子原词，五字成文。我改编《穆桂英挂帅》，保留了河南梆子的原词：'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这是艺术创造的道德观。”
秦腔的历史比京剧悠久，当年谭鑫培就吸取梆子的表演，据曾为谭操琴的徐兰沅先生对我讲：“谭老板唱《盗魂铃》，扮猪八戒，在高台上学几句'铜骡子’、'铁马’的唱，这两位梆子老演员，我都没赶上听他们的戏。”
我的外祖父徐子静先生曾对我说：“早年北京有'四六班’每次戏码是四出昆曲，六出京戏，当时士大夫都推崇昆曲，称为'雅部’；皮黄、梆子等统称为'花部’，还叫作'乱弹’，所以有'文武昆乱不挡’的说法。”
王瑶卿先生曾对我说：“早年北京的戏班，有皮黄、梆子两下锅的同台演出，辛亥革命后，就逐渐分开，皮黄调占领整个舞台，这和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的艺术成就是分不开的。”
据于连泉（筱翠花）先生对我讲：“花旦表演受梆子的影响最深，绑跷和眼神的练功方法，多半采用梆子科班的严格训练。梳大头、水葫芦的扮相，是乾隆年间梆子演员魏长生带到北京来的，京戏青衣最早是用绸子包头，以后也梳大头了。”
最后，我谈一下京剧里西皮曲调与秦腔的关系。
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新武汉》一章里，根据杨锋先生供给的资料，阐述了西皮调的来源：
“明末李自成聚集了起义的农民，首事秦陇，转战以达湖北的边境，屯聚在鄂北豫南的襄邓之间，为时甚久。营中的士兵们空下来，就互相学唱歌曲，他们唱的自然都是从故乡带过来的秦腔了。当地的居民听到这种调子，觉得新鲜别致，也都学着唱起来。这就是后来汉调里所谓西皮调的滥觞。”
我们从武汉演毕回京，就和徐兰沅先生研究西皮调来自秦腔的线索。他从实践中提出了证据：“胡琴西皮的把位，与秦腔胡胡的把位相同，我学艺时，曾听老师们说：'西皮脱胎于梆子。’”徐先生边说边拿过一把胡琴，把二黄、西皮的把位拉给我听。他还说：“京剧里所用曲牌大都采用昆曲，也有一部分来自梆子，例如老梅大爷（雨田）在《玉堂春》请医时就用了梆子[寄生草]牌子，经他改编后，分外好听。”徐老强调说：“雨田先生功底深厚，肚里渊博，他创造的东西，新而不怪，合乎乐理，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现在有些人一味追求廉价的剧场效果，终久是站不住脚的。”
从以上一些例证，足以说明京剧与秦腔的血缘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多年前，就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说法，更能看出秦腔的源远流长。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时，幸运地看到秦腔名演员刘毓中先生的《卖画劈门》、苏育民先生的《打柴劝弟》；1957年随梅剧团到西安、兰州，看了许多秦腔的传统名剧和后起的青年演员，至今还是回味无穷的。
邓宝珊请吃烤小猪
到兰州的第二天，邓宝珊省长就请梅氏夫妇、葆玖、源来和我到他家吃饭。那天下午5点钟到他的寓邸，坐定后，邓老就请我们吃苹果、冬果梨等水果，他说：“这都是后花园刚摘下来的，此地的瓜果不错，因为是沙地栽植，所以香甜可口。”
邓宝珊与梅兰芳在兰州的欢迎宴会上敬酒
邓老的书房里挂着齐白石、陈师曾、陈半丁、王梦白的花卉画，梅先生说：“这几位都是我的先生，王先生还是开蒙老师，他是学新罗山人的，花卉、翎毛无不精能，白石老人是师曾先生介绍的，他的画有奇趣，曾在我的缀玉轩里画过一部花卉虫鱼册页，鱼、虾最传神，仿佛要从纸上游出来那样生动。”
邓老对梅先生说：“白石曾告诉我一桩故事，大约在20年前，在北京看堂会戏，他坐在最末一排，后来你看见了，就搀扶他到前排坐下，有人问他是什么人？你大声说：'他是我的老师，名画家齐白石先生！’白石很感动。”
梅先生说：“1949年我到北京参加文代会，专诚拜访齐老师，他请我和姬传兄到北海后门庆林春饭馆吃饭，有一位护士照顾他，齐老师叫她小夏。席间，我问他近来还常作画吗？他说：'画！可惜没有人要。’那时刚解放，南纸铺接的活不多，可是一年后，我从上海搬回北京，齐老的画件又忙起来了，求画送润的日见其多。1955年我拍摄舞台艺术纪录片，导演吴袒光还约了齐白石、陈半丁、汪蔼士几位老师到颐和园拍了一组镜头，我们坐在藤椅上喝茶聊天，我还拿起一只鸽子往天空扔，下面接我画鸽子的镜头。”
邓老说：“我看过你的《梅兰芳舞台艺术》彩色片，前面生活部分，许多老艺人、老朋友到你家做客。还有《春香闹学》、《黛玉葬花》、《探母》、《木兰从军》、《抗金兵》等镜头，可惜这些戏没有全部记录下来。”
这时，酒席摆在饭厅里，主人邀我们入席。邓老说：“今天，主要请你们吃烤小猪，这是兰州名菜。”
冷盘、热炒吃过后，端上一盘烤小猪，切成小长方块，依然拼成完整的小猪。拿筷子夹出来，入口时，皮脆、肉酥、不腻，大家都夸大师傅的手艺好。邓老说：“这不是我家厨师烤的，是外面请来的专家，每烤一次代价十元。这种手艺人，兰州也只有几个人，你们住的交际处就有一位厨师能烤，想吃，可以告诉服务员。”
那天，肴精果鲜，又谈了许多往事，尽欢而散。
到西北演出时，梅先生曾向冯幼伟先生借了大师傅小丁，随剧团做菜。小丁并不姓丁，他姓王名寿珊，是名厨师姜浩本的徒弟。姜浩本有个外号叫“将够本”。有一次冯先生请客，给他40元钱买菜，问他够不够？他说：“将够本。”就这样叫开了。小丁的菜兼有淮扬、福建、山东各种风味。梅先生从邓家回来就对小丁说：“后天请邓省长吃饭，他家的菜讲究，你要显显本领。”
邓老夫妇应邀到交际处吃饭，小丁聚精会神地做了几样清而腴，厚而不腻的拿手菜。邓老最欣赏牛肉汤炖花生。这样菜是向沈昆三先生家学来的，当年冯幼老与昆三兄住在愚园路一静园路，两家紧邻，所以做菜互相交流，沈家菜也是有名的。
过了几天，邓老又到交际处看梅先生，他说：“昨天我家学做牛肉汤炖花生，可是汤不清，所以来请教丁师傅传艺。”梅先生就把小丁找来，当面讲了做这碗汤的窍门，以后，邓家再做这汤就汤清味腴了。当时我曾把这种汤的做法写在日记里，可惜“文化大革命”时被我烧掉了。那时，我烧掉了16本日记，其中有许多珍贵的资料。例如，邓宝珊谈和平解放北平时，奔走于毛主席、周总理与傅作义将军之间的第一手材料；还有梅先生在沈阳与高岗的谈话，关于抗美援朝时，斯大林同志的态度。我所以销毁这批日记的主要原因是其中记录了大量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老的往来、通信、谈话，而当时报刊正在猛烈攻击“四条汉子”，我在单位也是揭批对象，我越想越怕，就想把这些烧掉，可是我当时一人独居张自忠路，在屋里烧文件，如被人发现是说不清的，只得带到西旧帘子胡同梅宅交给老方送进锅炉中去了。不过读者如要了解牛肉汤炖花生米的方法，还可以找小丁取经，他现在在上海大厦工作。1982年3月，梅葆玥、葆玖赴港演出前在上海排练演出时，葆玖写信告诉我，他们在上海大厦吃到了小丁的菜，才知道他的踪迹。
从西瓜谈到王少卿的死
梅剧团在旅行演出时，团员分两处住，团长姚玉芙和大部分人住旅馆，梅氏夫妇、葆玖、王少卿、源来和我住交际处。大致是这样分工的：王少卿给梅先生、葆玖吊嗓；源来和我接待来访的人，拟发言稿，为报纸写文章。因为7点钟开戏，有时5点钟就开晚饭，大家胡乱吃一点就上戏院，演毕回来吃夜宵时，少卿的胃口比我好，吃得多，可是到了兰州，我发现他吃得少了。兰州的瓜类最多，有西瓜、白兰瓜、哈密瓜等十几种。我的表弟徐列在报刊担任编辑，有一天送我一个醉瓜，吃起来有些酒味，非常鲜美，可惜当时不易买到。每天下午交际处的服务员端来一盘大片黑皮红瓤西瓜，我只能吃三片，少卿可以吃七八片，足有三四斤。我就问他：“吃夜宵时吃得少，吃瓜量倒不差，这是什么缘故？”他答：“我近来荤菜吃多了，肠胃不受用，有时拉稀（腹泻），西瓜倒不要紧。此地的西瓜又甜又脆，每天吃的都一样，没有好坏之分，真过瘾！”
梅兰芳与王少卿、徐兰沅之合影
从兰州演毕到西安，最后到洛阳，有一天少卿又吐又泻，我陪他到医院，给了点药就好了。回北京后，他在宣武医院看病。有一天，我到梅先生的医药顾问郑河先家聊天，他说：“刚才宣武医院的医生来告诉我：'王少卿昨天来看病，我给他检查，好像肠子里有生物，我希望他到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去彻底检查一下。’”郑大夫要我转达梅先生。这时，梅先生刚从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回来，我对他讲了少卿的病情，他就请来少卿，把这番话告诉他，并动员他赶快去首都医院检查，还写了封信给医院的负责人，介绍王少卿入院治疗。经过检查，是肠里生瘤，就住院动手术，手术后，首都医院方面派人对梅先生说：”王少卿先生是肠癌，已经扩散，最多维持生命一年。”
1958年7月1日，梅先生正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慰问演出时，中国的著名琴师王少卿同志逝世了。现在回想起，在兰州时，从饮食方面已经透出病变的信息了。少卿兄和我同年，都是庚子（1900年）生人，那时，郭效青兄发起庚子同庚会，我和少卿都赞成，还约了于连泉（筱翠花）、马富禄等10个人，打算聚餐、合影留念，由于王少卿的逝世，大家意兴阑珊，就没有举行了。现在庚子同庚的老友，大都作古，只剩下我和效青，不胜人琴之感。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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