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瞬间14年过去了，我的恩师李和曾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在人生的旅途上，14年显得很短很短，我已经从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颐养天年的花甲老人，偶尔和孙子在闲暇之余嬉闹一番再现一下当年的我。但静下心来的时候，每每又不能平复自己复杂的心情，会想起这些年走过的路，那些曾经的艰辛、曾经的辉煌无时无刻不勾起我对恩师的思念。
回想起自己的从艺之路，如果没有我的恩师李和曾老先生的辛勤培育，如果没有他老人家对国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热爱，就不会有大师的辉煌时代，不会有我们这些后来人的闪光时刻，更不会有高派艺术的流芳百年。饮水思源，感慨万千，这更加勾起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之情。
1964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高水平的专业演出。那一年，中国京剧院巡回演出来到了保定市，使我能够亲自聆听各京剧流派艺术的精彩演唱，同时对各流派的功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年在戏校，李和曾先生亲自教授了我们《朱仙镇》《孙安动本》等剧目，特别是教我的第一出戏，是高派的代表作《逍遥津》。那高亢激昂的唱腔、委婉动听的音律，一下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如昨，印象太深刻了。当时我就想：将来要学唱高派，要是能拜李和曾老师为师 , 该是多美好的事呀！可在当时只是有这个梦想而已，因为自己还是个学生，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想拜大师级的人物为师在当时只能是个笑谈。李老师把高派艺术的特点向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由于各流派的艺术特点反差很大，所以要求高派演唱要具备很好的嗓音条件，音要高、腔要正。但是光有这些并不能演好唱好高派，还得看你有无这个天赋。这种论点对继承高派艺术和培养高派传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用辩证客观科学的方法给出的实事求是的定论。
李和曾给辛宝达说戏
8年的戏校生活逐步使我养成晚睡早起，刻苦练功的好习惯，对我们每个学员的意志品质也有了极大的提升。虽然在后期曾受到了“文革”的袭扰，但是通过以前的刻苦磨炼，学戏8年的功底积累并没有使我的学业荒废。1969年我学业结束，被分配到了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1975年，由老剧作家翁偶虹先生改编的传统剧目《美人计》重上舞台，我出演剧中的主角。京剧名家袁世海先生、剧作家翁偶虹先生、中国戏曲学校史若虚校长看了我的演出后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对我的唱功给予充分肯定。他们一致认为我的自身条件和演唱风格与高派的艺术风格高度吻合，并极力推荐我学唱高派。我听后很兴奋，因为这曾是我多年的梦想，可是当时我和高派传人李和曾先生只是相知不相识。是当时的几位老前辈举贤不避亲，极力推荐我大胆尝试，中国戏校的史若虚校长把推荐信写好亲自交给我，鼓励我登门拜师。当时我拿着史校长的推荐信来到位于龙潭湖畔的李老师家时，碰巧老师不在家，是我后来的师母——中国评剧院艺术家李忆兰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老人家本着对艺术高度负责的精神向我介绍高派艺术的来龙去脉和艺术特点，在具体表演形式上和手眼身法步的细节和别的流派的区别。师母的第一堂课让我对高派艺术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和了解，对我日后的从艺之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我最深刻的体会是他们那一代老艺术家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忠实代表，是新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他们受党的教育多年，思想品德纯正，他们是文艺工作者，同时又是合格的政治工作者。
因为我本人学习的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主流唱法普及的发音和唱法，和高派的发音和唱法有很大的区别，使我在短暂时间内很难接受。可是李老师耐心地示范，引导我逐步地领会，观摩其中的细微之处，终于使我有一天突然有了醒悟和新的感觉。如果按传统唱法来唱高派唱腔就成了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并不能符合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也就达不到高派唱腔的演唱效果，通俗地说就是没有高派的味。这使我充分认识到，能不能很快地接受高派的发音和唱腔是从根本上区分高派和其他流派的关键性所在，明白了要努力适应高派唱法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的。这段时间很难，但是要学唱高派的那份决心和勇气使我挺过了半年多的适应时间，自己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在李老师严格要求和教诲下完成的，为我初入高派门槛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战洪峰》剧照
先生对艺术的严肃认真体现在方方面面。他多次提到做人要诚实，学习要投入，要认真，要干什么爱什么，既然要学高派就要把它唱好。先生对我是一点一点地抠，一句一句地教，一个转身，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一个手势都亲自示范，以期达到最佳的效果，哪怕有一点不满意都要重做。先生不但唱功高亢激昂，身段在舞台上也是潇洒漂亮，能准确把握住所刻画的每一个舞台人物。比如《逍遥津》这出戏，汉献帝一出场，小开门，大太监小太监站门，这时小堂鼓响起，伴随着小开门，由先生扮演的汉献帝出场，先生那架势一出场便让人眼前一亮。只见他轻迈步，略踹腿，快走几步转身提气睁眼亮相，体现出汉献帝在登早朝时那种愉悦兴奋的心情，通过整冠弹髯，又呈现给了观众一个威严的帝王形象。而当曹操持剑突然横立他面前时，汉献帝顿时又被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语无伦次，双手弹髯，哆嗦不止，转身至大座。这样一出场，喜恐转换之快又把汉献帝软弱的一面展现给了观众，又把故事的情节用夸张的手法，通过舞台上的表演把一个真实的帝王介绍给了大家。就这几分钟的出场，李老师教了我数十次，他才达到了基本满意，可见老师对艺术的精益求精。汉献帝虽是软弱之君，但也有抗争的一面。李老师在继承前辈的表演技巧上更加强调了汉献帝反抗的内心表演。比如剧中人物穆顺向献帝报启：万岁，那曹贼下殿去了，而此消息使献帝的危机解除。先帝随后道白：好贼！有四句唱“可恨曹贼心不正，带剑上殿刺寡人。穆顺摆驾回宫廷，独食孤王绝缘的恩”。穆顺摆驾回宫，必须唱得满宫满调，后音要用音外音来表现，是高派唱腔艺术的典型表现方式。
李老师用这种声情并茂的演唱方式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把汉献帝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李老师在这方面反复向我传授，在舞台上刻画人物形象要通过高派的演唱技巧和肢体语言让观众能看明白，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应符合人物特征。
汉献帝回后宫后将所受的威胁向伏后倾诉，讲述曹操带剑入宫欲刺杀自己，多亏众臣和穆顺保驾才幸免于难。伏后苦思，提议让献帝写下诏书给伏相，搬请各路诸侯共灭曹贼。在这个环节中又增加了献帝不甘受制于曹操、勇于抗争摆脱困境的期盼。忠心耿耿的穆顺受重托前往下诏，由于曹操奸诈便将事情败露。曹操将伏后满门抄斩，杖毙伏后，杀死穆顺及两个儿子，汉献帝闻风后大悲。这时的李老师以一大段［二黄导板］［原板］［三眼］等难度极高的唱段，将一个悲伤欲绝的汉献帝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这一大段唱腔是该剧的中心唱段，也是广大戏迷所熟悉的经典大段唱腔。有一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导板］，先要求把汉献帝被压迫、被辱的心情用唱腔艺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中的“父（哇）子们（啊）在宫院（嗯）”要唱出悲切之感，而“在宫院”三个字要唱出低音，顿三下，放音要用口腔共鸣，鼻腔共鸣。同时发音而出现音外音，这样的唱腔效果让观众回味无穷。当时博得满堂彩，台下掌声如雷，伤心落泪“呀”音，同时再现音外音，使这个［导板］达到艺术的最高潮。先生在这出戏里不但继承了高派艺术的精华，更是在此基础上把高派的演唱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李老师的风格，更加丰富了高派的表演风格，让剧情人物、艺术完美地结合，观众犹如身在其中。我是先生手把手教出的高派弟子，在先生多年的言传身教中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高派艺术的表演技巧，在舞台上扮演的汉献帝也能得到观众极热烈的呼应和先生的认可，给我以后的演艺之路铺下了坚实的基础。
《逍遥津》这出戏的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在业内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高派艺术的根基，将高派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更加巩固了以李和曾为代表的演唱风格，观众也在陶醉中得到了享受。仅这一出戏，先生在我身上下的功夫长达三年之久。先生给我说戏没有时间概念，常常误了饭点儿，也常常把自己的事情忘掉。他把自己全部舞台所展示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有一次先生给我说戏过于专注，一直说到夜里两点，当时杨博森先生也在场，后来是在师母的劝阻下才结束讲授。先生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有时在劳累之后也会拉上我陪师母打上两圈麻将调节一下。
去先生家学戏是经常的事，先生要求我们整台戏全体人员要紧密配合，以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先生把我团著名琴师杨宝忠的得意弟子李之祥、鼓师吴焕东请到家里，按照先生的要求对唱腔的过门、节奏劲头、鼓点的配合运作进行细致的协调，效果十分突出，充分反映出老一辈艺术家精益求精的认真负责精神。我学戏时在先生家吃住的全部费用都是先生承担，从不让我拿一分钱。虽不是亲生父子却胜似父子的师生情谊，至今难忘。
1985年，由北京电台、青岛电台、天津电台主办的拜师仪式在北京鸿宾楼举行。我师弟吴平之父青岛文化局局长主持拜师仪式。我和师弟在多位老一代京剧艺术家的见证下完成了拜师仪式。当时在仪式现场的有李洪春、张君秋、袁世海、高盛麟、高世寿、白登云、翁偶虹、高元君、欧阳中石等，盛况空前。同时举办高派专场演出，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有师弟吴平唱《辕门斩子》。《哭秦庭》这出戏由我唱前半场，先生演后半场。随后的几文，先生出演了全部。
《除三害》 李和曾 饰 时吉、景荣庆 饰 周处
演出了《胭粉计》《七星灯》等剧目，而后又继续在青岛举办高派艺术专场演出，轰动一时，盛况空前。专场演出回京后，先生由于过于疲劳，突发脑梗死，压迫语言神经。可惜先生一代精英，梨园泰斗，被病魔折磨，永远告别了舞台。一世要强的先生被迫退出来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凉，作为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我是最能体会到的。由于先生的突然病倒，无法对我们手把手地言传身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流传久远，也是我们这行应该遵从的座右铭。我只有自己暗下决心，下苦功夫努力才能达到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可惜几位师弟由于没能得到先生的亲授，多少有些遗憾。但我认为我有责任让高派艺术和先生的愿望得到传承，有义务替先生来辅导这几个师弟。目前在舞台上活跃的高派小师弟倪茂才很有天赋，可教可塑。所以高派必然发扬光大传承久远，使京剧舞台丰富多彩。
从1978年开始向先生学戏到1985年病休，我先后跟先生学习了《逍遥津》《哭秦庭》《胭粉计》《赠绨袍》《彝陵之战》《朱仙镇》《斩黄袍》《辕门斩子》《除三害》《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孙安动本》《打渔杀家》《失·空·斩》。其间曾获中国戏曲梅花奖等多个奖项，拍摄彩霞工程，被观众誉为高派第三代传人。先生的幼年时代顺风顺水，在拜师的当晚先生向我和吴平师弟讲述他前半生的艺术生涯。受父亲的影响，先生从８岁开始进入中华戏曲学校，坐科 8 年。最早学习马旦，后学老生，因为他基础条件好，天资聪明，为科班和高班重点培养。先生 12 岁唱的《四郎探母》的第一场保留了当时的录音，听着流畅，韵味浓厚。由于高派创始人高庆奎先生因故嗓子失音，不能在舞台继续唱戏，科班班主便把高先生请到戏校任教，担负起多名学生的教学。如：沈金波、关德咸、王金璐、王和霖等。后来学唱高派的几经筛选只剩下李和曾一人，作为学校重点培养对象，一对一教学，一师一徒吃小灶，使李和曾先生成为了唯一的高派传人，从而奠定了先生作为高派真传弟子的独特地位。
高庆奎先生作为高派创始人的大师地位是无法撼动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好多艺人都抽大烟，每天晚上大师给李和曾授课一到半夜，李和曾犯困，困得打哈欠流泪的，这时的高先生就用大烟一口一口地喷李和曾，这一来二去地李和曾也学会了抽大烟。那时高大师真喜欢李和曾，当时让李和曾拜师并立字据毕业后要效力大师三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替大师创收三年。先生毕业说和同学宋德珠、费玉策等搭班在东北巡回演出，一次在火车上抽大烟差点被巡警发现，后来在天津演出时也是因为抽大烟被追得没处跑，只好孤身一人跑到石家庄南宫一带搭班唱戏，先生的好多服装放在朋友家都没敢回去拿，后来先生又跑到山东临清，正好到了解放军的驻地，是山东兵团宋任穷的部队。部队首长一看来了个角，又早听过李和曾，所以大笔一挥，成立部队剧团，从此先生可以说是真正找到了归宿，也就是先生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也可以说从这一天起是先生辉煌时代的开始。
解放军是不许抽大烟的，宋任穷首长一声令下，帮助李和曾戒烟。刚开始戒很难，但是凭着先生的坚强意志力和对正确目标的追求，终于戒烟成功。先生和师母是在临清认识结婚的，听我师母李忆兰先生讲，结婚当天先生穿大褂，披红彩，坐轿子，在县城里转了一圈。部队的干部战士见这阵势哪能放过，把先生截住给大家唱了几段才放行，可见先生当时在解放区的影响力。后来先生在部队入了党，经常在部队演出，在西柏坡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演出，如《哭秦庭》《打渔杀家》《失·空·斩》等剧目，毛主席本来就喜欢唱两口，看了李和曾的演出很高兴，说咱们解放区也有好角，从此就喜欢上了高派，认为李和曾的唱法高亢激昂，痛快淋漓，有激情，能鼓舞人们的斗志，从此和先生成了朋友。
1949年中央领导机关从河北西柏坡搬到北京，先生随毛主席一同到了北京香山，住进了双清别墅，后来先生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清唱并共同探讨京剧。毛主席请先生吃饭都是主席家乡菜，很辣，主席问先生是否习惯，又问到了先生的高血压对身体的影响，并提出《碰碑》这出戏里用的唱词问题，主席说我看了史料，没有找到“方良臣”这个人，我看还是改成“网良臣”吧，是“魍魉臣”的意思。主席说杨继业有8个儿子，虽然死了 4 个，但在《碰碑》这出戏中应不要表现得过度悲伤，但应有悲伤的表现戏份。所以先生把唱腔中“四子丧了，我的儿”这句反高八度，体现了杨继业对连丧四子的悲愤之情。通过这一情节的变化，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渊博的历史知识。先生参与了中国京剧院的建立，曾任文化部党组成员、京剧院副院长并兼任二团团长。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先生被栽赃了一段时间，还有不怀好意者动员师母李忆兰和先生离婚，脱离关系。
先生的为人是光明磊落的，他作为艺术家和文化界党的领导干部从不搞特权，又要完成业务，又要搞统战工作，业务上工作上用车都是要让别的老同志先用，什么方便都要让，像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等老同志都多次受到先生的礼让，然后才是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先生有好多戏都没唱，但先生的艺术风格已形成，这已在业内成为不争的事实，在继承高派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发展。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先生排演了几出现代戏，如《节振国》《南方来信》《千万不要忘记》等，那时的先生在演唱技巧和舞台演唱风格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声音高亢激昂，韵味十足，抑扬顿挫，回味无穷。在当时的京剧界，不管是哪一行的演职员都能唱几句先生的唱腔唱段，可见影响之广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生被打成黑帮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而受到冲击，莫须有罪名强加在先生身上，将先生打入“冷宫”，说先生阶级立场不清，所有的戏都不让先生唱，并对先生点名批判，造反派则对先生进行批斗，打骂。在那段日子里先生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折磨，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罪，但是先生凭着坚强的毅力挺过了那段黑暗的日子。
1975年“文革”后期，据说毛主席要看李和曾的戏，先生才被解除管制，获得人身自由。又据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生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拍摄了《碰碑》《四郎探母》《逍遥津》《辕门斩子》《斩黄袍》等京剧电影送给毛主席看。当时的这种情况，是在严格的保密制度下进行的，当时在文艺界叫保密行动。当《逍遥津》在上海拍摄完成时传来噩耗：毛主席老人家去世。先生听到后悲痛欲绝，精神崩溃，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缓过来。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京剧院编排新剧《闯王旗》，由李和曾、袁世海、赵燕侠三位联合主演。戏码贴出后，戏迷蜂拥而至，在售票处排起长队，这种情况在京城已是多年未见。当时为买到一张由大师出演的京剧票而排一宿更是被称为盛况空前。这充分反映出当时的戏迷朋友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和对老艺术家复出的渴望，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记。老一辈艺术家对京剧艺术做出的贡献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就是在先生卧床养病期间，他老人家也在用别人难以看懂的口型和手势给我讲戏、说戏。对我的那种关爱不是父子又胜似父子，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先生的真传，他老人家把毕生心血所创造出的艺术珍品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后人，奉献给了人民群众，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艺术宝库。
恩师，您离开我们 14 年了，我仍不时回忆起咱爷儿俩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说戏、玩牌的那种感觉。我本人已退休多年，虽然不再登台唱戏，但是要让您传承至今的高派艺术李和曾的演唱风格发扬光大，流芳百世，替恩师完成您未曾完成的意愿，让高派艺术在京剧的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美丽的花朵。
辛劳绝唱留佳音，
宝贵遗产许后人。
达官显贵均无视，
以往追今和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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