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先生继续了罗先生最后的胜利，作剧总以“不与环境冲突，又能抒发高尚思想”为原则，从《碧玉簪》到《文姬归汉》五个剧都是如此。《碧玉簪》是金先生的处女作，却又是构造艺术最成熟的作品。至于他的主义，据有位署名“道”的先生在本年8月25日的《北平新报》上说：“贤妻只是一种非人的生活，良母只是一种不人道的心理，这是《碧玉簪》告诉我们的。”虽然见仁见智，也许各有不同，但这个剧总是有向上的精神的。
《聂隐娘》自己做主嫁给一个没有半点英雄气的磨镜郎，是给了《红拂传》一个答复，我相信罗先生在地下也十分满意了！《梅妃》楼东一赋，还珠一吟，多妻制度的罪状便全部宣布了，是给了《赚文娟》和《玉狮坠》一个答复，我相信罗先生在地下更十二分满意了。《沈云英》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抬起头来，使她上头的君父，对面的敌人，与常常在她上手边摆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的丈夫，都形成不如她，这是有力的给了女权论的一个论据。《文姬归汉》是很显然的一个民族主义剧，文姬哭昭君，尤其对软弱外交的和亲政策，痛加抨击。这五个剧，与《青霜剑》和《金锁记》有同样价值，都是现实中国社会的不苦口又利于病的良药。
《斟情记》仅仅是个奇情剧而已。《朱痕记》不过是删除了旧有神话，这两个剧的人生要求比较稀微，但它还是不肯向下。
从《斟情记》和《朱痕记》到《荒山泪》和《春闺梦》，犹之乎从平阳路上突然转入于壁立千丈的山峰。这种转变有三个原因：
（一）欧洲大战以后，“非战”声浪一天天高涨；中国自革命以来，经过二十年若断若续的内战，“和平”调子也一天天唱出。这是战神的狰狞面目爆露以后，人们残余在血泊中的一丝气息嚷出来的声音。戏曲是人生最真确的反映，所以它必然要成为这种声音的传达。
（二）在革命高潮之中,在战神淫威之下,人们思想上起了个急剧的变化；现在的观众已经有了对于戏曲的新要求，他们以前崇拜战胜攻克的英雄，于今则变成欢迎慈眉善眼的爱神了。
（三）金先生是一个从政潮中惊醒而退出来的人，他早已看清楚武力搏击之有百弊而无一利。死去的罗先生也是如此。我先后受了罗、金二位先生的思想熏陶，也就是逐渐在增加对于非战的同情。加上近年来我遇着李石曾先生，使我对于人生的哲理，国际形势和民族出路,比较得到一点认识,颇有把我的整个生命献给和平之神的决心。所以金先生也更乐于教我。《荒山泪》和《春闺梦》就出世了。
《荒山泪》似乎是诅咒苛捐杂税，其实苛捐杂税只是战争的产儿，所以这个剧是非战的。《春闺梦》取材于唐人陈陶的两句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再插入杜工部的《新婚别》、《兵车行》各篇的意思，这很明显的是从多方面描写出战争“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的罪恶，我的个人剧本，历来只讨论的社会问题，到此则具体地提出政治主张来了，所以到此就形成一个思想急转势。
我相信将来的舞台，必有非战戏曲的领域，而且现在它已经走到台上去了。我的生命必须整个地献给和平之神，以不负观众的期望，以不负罗、金、李三位先生先后给予我的训示。只是我的技术不成熟,前途还期待着社会力量的督促,使我能够“任重致远”！这是我自己检阅后的新生期望。
我想写一篇《三十年之回顾》，这算是一个初稿。
1931年11月11日于北平
（《北平新报》1931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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