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冬，我经王瑶卿先生介绍，拜于程门。因我的父母早亡，孤苦伶仃，程师同情我的身世，故而把我收留程家，我跟着程师，朝夕不离，直到1951年参加革命后才离开师家。
程师不但教我戏，在生活方面也照顾得无微不至，视如己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永生难忘的。我无法把他对我的爱护和教诲一一写出，我只能用“胜过父母”这四个字来说明她对我的亲切关怀。
程砚秋师的思想、品德和坚强的意志，在旧社会恶势力面前敢于作斗争的精神，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记得抗日胜利后，宋庆龄先生约老师去沪为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义演数天。演出群众一再要求加演数场。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程师决定在中国大戏院上演，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第二天上演，但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了。
国民党社会局吴开先借口票价卖的不合适，命令不准上演。程师听了很生气，为什么这样刁难呢？当时有人提出最好到杜月笙那里去一趟，师父这才明白，原来是程师没有去流氓把头杜月笙那里拜客。
程师对这很反感，宁愿摘牌不唱，也不能去杜处。杜、吴之流想了很多办法，百般刁难，程师不向他们低头，最后决定不演，全团回京的路费由程师负担。
程师在旧社会对善良的人民是抱着同情和帮助的态度的，例如在解放前的黑暗年代里，北京郊区青龙桥一带的农民子弟是无力到城里上中学的。那里的农民不说上学，就连吃饭都成问题。
腐败的政府根本不管这些，只知搜刮民财，供一小撮的人享受，程师把演戏得来的钱办一座中学。贫寒子弟上学一切费用都不收，连念的书本均由学校发给。
谭富英、程砚秋之《武家坡》
在老师家里的几年，每次上街，老师总是让我多带点零钱在身上，关照我：“如果同别人吃饭理发之类，千万别叫人家付钱，免得人家说我们唱戏的吃人家、用人家。”我每想起这样的小事，就想到师父在旧社会对统治阶级的一身傲骨。
砚秋师离开我们了。我想，不仅要学习师父的艺术，让程派在百花齐放的戏曲园地得到发扬，同时，还要好好学习砚秋师为人处世的精神和品德。
（《程砚秋的舞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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