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天津春和戏院来北京单约郝寿臣去挑班唱戏，从11月9日至11日为期三天。戏码有《荆柯传》、《赛太岁》、《桃花村》和全本《捉放曹》。郝寿臣首创花脸挑班之先例，二牌老生是王少楼。
三天戏唱完后是11月12日（星期一）。这天正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学校放假。以前郝寿臣到天津，他弟弟郝铭只接不送。这次因为培才小学放假，所以郝铭就送哥哥到车站。当时郝寿臣住惠中饭店。这天郝寿臣从饭店乘汽车到火车站，刚走下汽车，就过来一个人，上前一把抓住郝寿臣大衣的水獭领子，说：“你打我啦！我叫刘凤山，当年给你跟包，你欠我工钱，你打我了！” 郝寿臣摸不着头脑，就说：“我哪儿认得你呀！”这时只见站警背着枪走来走去，就像没看见似的，根本不来管。送哥哥的郝铭原是国术家，他是1936年中国派往德国柏林参加奥林匹克的武术队队长。今天在车站看到这种情况，过去就掰那个人的手，边走边掰，可就是掰不开。他一急之下，劈面朝那个人打了两个耳光，那个人就坐在列车旁的站台上了。这时正好过来一个姓关的便衣巡警，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是和站警事先串通的。他因平时喜爱郝寿臣的艺术，一见面就问：“郝老板，怎么啦？” 郝寿臣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姓关的一听就说：“您上车吧！”就这样郝寿臣上了火车。不料此时，那个自称叫刘凤山的身下却流出一大滩血来。郝寿臣虽然走了，但是郝铭和郝寿臣的一个跟包李玉海只得留下来打官司。刘凤山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右臀部被匕首扎了五、六寸深。原来这是一起“做伤讹诈”案。官司打到河北省法院。虽然郝铭是培才小学校长，托人到法院申诉，说明这是流氓做伤讹诈，诬告好人，但也没用，因为这是天津的“青帮”干的。河北省的传票到了北京法院，要拘捕郝寿臣。郝只得花钱，把人打发走了，但是他也就不敢再演戏了。本来郝寿臣坎坷半生，对于粉墨生涯早已厌倦，这次遭受歹徒讹诈而又呼告无门，于是由此而产生了息影舞台的念头，就对爱子郝德元说：“我到五十岁，《连环套》这出戏就是你的了。”这是1934年的事，郝寿臣已经四十八岁，离他打算隐退的年头还差二年。
郝寿臣既不打算再演戏，杨小楼也就演不成了。可是这年年底，天津又来约杨、郝去演三天戏。这次由杨小楼出面，通过他的外甥到天津疏通了关系，通过袁文会和一位姓孙的“青帮”头子，来了结这件事。他们的条件是要郝寿臣负担刘凤山的医药费，约七百元。杨小楼说：“好！我揽起来了。”杨小楼心想，在天津唱完三场，再来一场“搭桌”戏就成了。这场“搭桌”戏，除去开销，剩了不到八百元。那些头头看杨、郝都是正派人物，又进一步要求：“给孩子换换季吧？”意想就是说别让刘凤山别白挨这一攮子，至少也得让他得点好处。郝寿臣也满口答应：“好！我回去再唱一场《连环套》。”结果凑成一千元，这场官司才算了结啦！
这件事的背后究竟是谁唆使的，郝寿臣当时确实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因拒绝高庆奎来吉祥园增加夜场演出，影响庆盛社的收入，从而有人蓄意制造事端。果然事隔数年之后，在《立言画刊》社长金达志于两益轩请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高庆奎和郝寿臣等名演员的一次宴会上，高庆奎亲自对郝寿臣说明了真相：“二哥！那件事不是我干的，是我们老二（庆盛社的二号成班老板，给高庆奎操琴的高联奎）干的！” 郝寿臣只能一笑置之。因为他深知社会上见利忘义的事多得很，何止一个“高老二”！但是这件事使郝寿臣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更产生无限感慨。他对杨小楼说：“我到五十就退啦！我可不帮您了！”杨小楼却说：“郝先生，您先别退。您帮我到六十岁，咱哥儿俩一齐退。”后来郝寿臣和儿子德元一核计：如果他五十岁就退，德元在大学才上了一年，一时难以负担家庭生活，如果等到杨小楼六十岁，他也刚满五十二岁，那时德元大学就毕业了，所以他还是答应了杨小楼的要求。
（摘自《郝寿臣传》 翁偶虹、尹廉钊、佟志贤、刘剑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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