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一次谈话：事业、婚姻和情感
裴艳玲说：“面前有一个水池，还有一片大海，我不愿受水池的拘束，就想跑到大海里去。”
“我的艺术是几辈人形成的，我的思想也是几代人传下来的……”
1996年6月。应《世纪之星》主编之邀：赶写一篇关于裴艳玲的稿子。曾和裴艳玲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第一天，我一人去。过了几天，和周传家同志一起去。后来，文章登出来了，但我更重视那次谈话的记录。因为那次谈的很随意，海阔天空，想到哪儿说哪儿，因而更具真实性。现把它简略整理一下，献给读者。
问：您对中国戏曲的现状与未来，有什么看法?
裴艳玲答：戏曲，发源地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它才能存在和发展。现在一些剧团一心想出国，打报告把出国说得天花乱坠。其实那就是演出而已，至多扩大些影响。中国戏曲，只能在中国人这里生根、发展。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和中国人的表演形式，任何国家也不能代替。洋人学演中国戏。就算发展了?能否发展，发展的快慢在人为，在人的能耐。兴衰在人为，灭亡是不可能的。像现在一会儿说困难一会儿说振兴，要繁荣，投资很可观，就算振兴啦?中国戏曲八百年，有很多朝代，政府不投资，也出了那么多人才，出现了繁荣局面。关键在人才。著名京剧演员张世麟去世前，连自己的媳妇都认不得了(老年痴呆症吧)，但他依然熟悉台步，熟悉锣鼓经，知道什么锣鼓点走什么台步，你说这是不是人才!而现在一些所谓的“艺术家、专家、内行”，我看是伪劣产品，冒牌货。你供养他、保护他半天，是白管。有些领导不是种花、浇花，而是插花。什么梅花、牡丹花，都插。你插在那儿，就有生命力啦?就繁荣啦?
过去艺人要吃饭，自然和市场连在一起。李少春、厉慧良、张世麟的月工资各相差二百元。那是艺术价值、市场，自然决定的。解放前某名演员搭马连良的班，要求和马连良的包银一样。马说：好吧!俩人出戏码，你一周，我一周。那位名演员头三天都是满座，但第四天就得“倒粪”(重复演前面的戏)，第伍天座就少了。马连良演一周，戏码每天换，座一直很好。那位名演员主动降包银，只要马的三分之二，而且再也不挑班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市场，市场决定的。现在长工资，有的凭得了什么奖，你那个奖可靠吗?再不找领导要指标，批条子，大家心里能服吗?天天喊走市场，市场跑哪儿去啦?
艺术要提高水平，领导也要提高水平。不能只体现在人事圈越划越大上，一划一大片。哄惯了，抱惯了，怎能投入市场?有人说：现在，有的官越做越聪明，造成那里的事业越来越滑坡。
对一些事情，感到无能为力：办事不由东，徒劳也无功。历朝历代王朝，都比不上共产党。没有比共产党更重视文艺的了。但有时候，钱花的不是地方，不如意……比如“跑奖”，政府出钱组织人跑奖，说明你自己就不相信你的作品是好的，要靠“跑”。“政府”跑政府的奖，以前哪听过这事。
问：你对自己的艺术发展，有什么想法和做法
裴答：我喜欢多变。今天喜欢这，明天喜欢那。过一段时间，就想转向。以前演《哪吒》，是个起步。八五年排《钟馗》，是个大转折。当然，变，也要有根据，有规律，要善变。要考虑剧种特点，个人特征．社会环境和观众。比如河北梆子，与昆曲、京剧接近，它们的剧目、曲调根基厚，就有闹头。我完全靠一个剧种不行，原来学过京剧、演过京剧，后来唱梆子，一唱三十七年。现在准备跨脚一将，再唱京剧。但也不能把自己拴在京剧上，还要唱昆曲，唱梆子。
至于剧目，以文戏为主，武戏为辅。根据本人情况，酌情而定。我演京剧，不可能完全像京剧。我要考虑观众，让观众喜欢我，接受我，要有时代气息。我尊敬的一些老师，就缺乏时代气息。所以，自己要动脑子，发展还要考虑自己的条件。
我不是流派演员。京剧门派很多，要选择。武戏短打，我学李兰亭，但不能照搬。小时候我学过麒派，今天还行吗?现在，唱腔我选余派(余叔岩)，但将来还会有变化的。
在中国发展，我有很多想法。我所以不去美国、台湾，就图这个!戏曲只有在中国才能发展。我的一些想法，上年纪的人可能理解，同年纪的人可能不理解(一些年轻人可能会说：去外国多好呀……)。
发展河北梆子，这个时期我起了一定作用。过去梆子以旦角、老生为主，跃进剧团成立了，武戏有了发展，香港说我“带艺投梆”。
现在我想演京剧，还有一层考虑：河北梆子唱腔，前辈艺人做了很大努力，有很大贡献。但以我现在的年龄和音乐基础，在这方面我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了。那怎么办?面前有一个水池，还有一片大海。我不愿受水池的拘束，就想跳到大海里去。事实上这些年我完全唱梆子，也不会这么红。目前河北有些人不理解，但我不会放弃河北梆子的。(谈话第二年，裴艳玲由省梆子剧院转到京剧院，挂牌为河北省京剧院裴艳玲剧团)艺术上没有一劳永逸，每天都有变幻、创造，就要随着时代、需求而变化。但要做到随心所欲，很难。很难，也得变。
问：您对自己的演艺风格，怎样估价?
裴答：我就是我，以多善变，从繁到简。行当上不局限于武生和老生。艺术上尊重传统，但不受门派束缚。掌握时代气息，大胆地创造自己的东西。车只要往前开，总有前一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称裴派?我认为：可以创建裴派，但为时还早。唐韵笙比麒派还讲究，但未成大气候。东北怎能和上海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年我演的剧目：《夜奔》最好，可打99分。《钟馗》次之，从85年到现在还在改。往下数是：《武松》、《翠屏山》、《哪吒》、《陆文龙》。再往下，有的只成功了一半，有的完全失败，如：《辛弃疾》、《猫与鼠》等。所以，我不能走上海《曹操与杨修》、浙江小百花的路子。我只能走裴艳玲自己的路子。
我喜欢多变，但有原则。我追求：戏曲就是戏曲，话剧就是话剧。互相可以借鉴，融化吸收，但不可取代。所以，我不请话剧导演来排戏。戏曲演员有时候就是自个儿演戏的导演。像李少春排《红灯记》、《白毛女》。我们排《钟馗》，开始用云女，一大队云女出来舞蹈。有些人也说好看，但我们后来坚决取掉了。戏曲要靠这些吸引人，是戏曲演员本能的倒退，会引导戏曲灭亡。
问：你对家庭、婚姻、情感的看法?
裴答：父亲对我，我对父亲，有家庭的感觉。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不仅教我学艺，还教我怎样做人。比如对人要坦诚，不说假活。爆管为此父亲和我受了很多苦，但我不后悔。后来结婚了，生了孩子。但说起家庭，我还是想念我父亲的家。我最伤心的一件事，就是1995年我父亲病故。
去年，和郭老师结婚了。这是社会“舆论”造成的。1990年离婚后，没打算再结婚，要那个形式干什么!但有人总有话说，说郭老师如何如何。就说他“坏”吧，那还不是当时环境造成的。这次结婚前，我曾和“小师母”谈过：“两个方案。一、你还和郭老师过，缺钱我给，我管到底；二、你不愿和郭老师过了。就让他搬到我那儿去!”“小师母”比我还小8岁，她说：“我管他(指郭)吃，管他穿，但他一天和我没有一句话。一到你(指裴)那里，他一天说到晚。还是你们俩合适。让他搬到你那儿去吧!有空了，我去看看你们。”就这样，我和郭老师结婚了。(那位“小师母”活得也很大气。1999年深秋，我们去裴艳玲家谈工作。那位“小师母”带着水产海鲜来看裴艳玲和郭景春，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刚刚离去)
结婚，我可以找名人。俩人朝那儿一站，都是广场型的人物。那叫“锦上添花”。郭老师是什么人呢?有人说他“老没正经”，甚至“坏蛋一个”。我不这样看，我们就结婚了。是不是“雪中送炭”?也不能这么说。结婚时，郭老师对我说：“家庭开支，用俩人的工资。AA制。至于你给我买东西，买衣服，那是情意，要分开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不做状，这样才能轻松。年龄、地位、名声……我不考虑这些。郭老师比我大二十多岁，那有什么?如父、如兄、如师，这感觉也很好。我的思想与同年龄的人不同，与同档次的文化人在一起也很拘谨。和郭老师在一起，相处很轻松。我们看中的都是事业，叫“一个中心”吧!在事业上，郭老师对我的帮助，是可以操作的。人们不是常说“恩爱夫妻”吗?有恩才有爱，没有大恩哪有大爱。所以，我的婚姻观：第一、报恩；第二、事业；第三、感情。
有人说：我的感情生活是简单的，这话不对。一个在舞台上能创造很多情感丰富、性格复杂人物的演员，她的感情生活不可能是简单的，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受环境影响，有些话以后再说，可能会方便些。生活上我有些不识好歹，好也罢，坏也罢，我不在意。对人好像也一不知报答，二不知报复。我的心不在这方面。在家里愿意干体力活，不惜力。打水，洗衣服，抢着干，让家里人看电视，做饭则不行。至于别的，没什么个人爱好。有时候也感到一辈子很冤枉。生活中我重视随意，不化妆，不施粉黛，不卖派。夏天，T恤，短裤；冬天，运动装，牛仔裤。这个很适合。是不是弗洛伊德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花园，一片自己开垦出来的田园?我惟一计较的地方是舞台，我就喜欢这个地方。过去年轻气盛，不知道怕，现在越来越小心了。对自己、对周围，越来越刻薄。舞台，是个神圣的地方。一想到它，就小心翼翼，不敢有一点差错。为此，可能得罪了不少人。1985年演《钟馗》到现在，五个小鬼换了好几茬，有人说我无情义。可是不换行吗?对得起观众吗?剧团变动了好几次，每次都有人事调整。可是不调整行吗?我认为：办剧团始终是改革问题。你光说不改，我改!就是在剧团体制上，我也是改革派!
有时候有孤独感。真正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另一次谈话中，我问：你认为对一个演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裴很坚定地回答：人品、思想、艺德。人品的高低，能决定你艺术的高低和品位。我最不愿听的一句活是：“裴艳玲艺术上没的说……”好像我在人品上、思想上就有的说了”!你们写我艺术成功，不如写我思想成功。没有思想上的成功，不可能有我艺术上的成功。其实我的艺术“有的说”，不像有人说得那么完美。艺术凭感觉，各人有各人的感觉……对人、对艺、对事，要以诚相待，以身相许，不能来一点儿假的。决不能想：走捷径可以成功。我的艺术是几辈人形成的，我的思想也是几代人传下来的，叫东方传统美德吧。每出一次国，就加深一次我对事业的热爱、依恋和全身心的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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