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不仅是梅兰芳的徒弟，而且更是梅兰芳的对手。在程最盛的时候，梅不得不暂时后退上一步半步。梅程间有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程砚秋逝世一周年时，周总理举行小型宴会招待程的家人时，对一边作陪的梅兰芳说：“程砚秋对你是很尊重的，他的传记中几次提到你对他的帮助……”梅兰芳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同时隔着总理看着那一边的程夫人。
说起程梅之争，颇有些曲折。上世纪30年代初期，程砚秋说，梅兰芳访问过了美国，我要去欧洲！1932年的元旦，他在报纸上宣布：去掉原来名字中的“艳”字，改名叫了“砚秋”；同时把原来的“玉霜”也改称“御霜”。同一天，他收荀慧生的长子令香为徒，举行了郑重的拜师仪式。随后的半个月中，程砚秋天天有即将赴欧的盛大宣传，梅兰芳几乎天天作陪。直到一月中旬，梅兰芳在北平前门火车站把程砚秋送走，这场“程旋风”才算结束。细看“程旋风”中的梅兰芳，却又是从容自若，当众亲切呼之“砚秋”，私下还是旧的叫法——“老四”。为什么梅兰芳能如此忍耐并殷勤，除了人的品性之外，还因为他身后赞助的银行力量弱了，不如程砚秋身后的风头正盛。一年半后，程砚秋从欧洲返回上海，随后又回到北京，他接受各方面的采访，发表了“访问欧洲戏剧十九点”的意见书，说出一些颇有力度的新思想。在这些方面，程似乎是强于梅的。
1946年，程砚秋与梅兰芳在上海不期而遇，先是奉蒋夫人宋美龄之约，梅程率徒合演了《四五花洞》——梅先生这边是新收的徒弟杨畹农，程先生那边则是赵荣琛。而赵荣琛随后则充当起梅程二人之间的“协调人”。此时的梅程，仍是互相尊重的，可随后两人在用谁的胡琴上发生矛盾，梅坚持用自己的文场：徐兰沅加王少卿。梅兰芳说，“就那么几句唱，还何必换来换去呢？”赵荣琛回去禀报，程砚秋没有办法，只能在约定时间来到梅宅合练。梨园在这方面是有规矩的，只能是弱势一方到强手一方去合练，而不能是相反。再后，程提出服装要变革，梅兰芳则坚决不答应,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各穿各的。及至进入最后的排练，程砚秋来到了梅宅见梅兰芳——见面时还是垂手侍立，并恭敬地叫声“先生”。梅兰芳则大度又随便地说，“坐吧，老四！”可以想见：程砚秋心中的感受应该是复杂的。随后梅程展开合练，当程砚秋唱出他那幽幽咽咽的声腔时，是京胡琴师徐兰沅先把胡琴放下，“您这腔儿我拉不了，还是把周长华（程砚秋的琴师）叫来吧……”程砚秋当然暗中高兴，徐兰沅是梅兰芳的长辈，他有了意见梅兰芳是不能驳的。于是以两堂文场分别为两人伴奏的格局就此形成。
随后不久，梅兰芳与程砚秋果真在上海打起了对台。梅在“黄金”，程在“天蟾”，配戏的老生一边是杨宝森，另一边是谭富英，基本上打了平手。捧梅派与捧程派在各大报章唇枪舌剑，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大饱了耳福。最后几天，程砚秋抛出了“杀手锏”《锁麟囊》，连续卖了几个满堂，这气势才把梅兰芳给“压”下去了。演出完毕，程砚秋的弟子赵荣琛一次就替师父将28根金条存入了银行。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温良恭俭。举个例子吧！1933年11月11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大寿。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
程砚秋解放初期又到上海，献演了新戏《英台抗婚》，可能是身材太高也太胖了，效果颇不理想，这让他心里很恼。不久，他与梅又险些在上海形成第三次对撞！当时，是程正在上海唱戏，而梅剧团则从江苏巡回，按计划很快就要到达上海——眼看又要跟程砚秋撞上了。这形势外人并不注意，但知道内情的戏迷会觉得“更有好戏可看了”。可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得知，马上把马少波（中国京剧院党组书记）找来，命其立刻“把你们的两位院长拉开”（当时梅是院长，程是副院长）。马少波雷厉风行，先找到梅兰芳。梅服从大局，延长了在江苏的演出期限；马又赶到上海，在戏院后台找到了程砚秋，向他讲明险些发生的对撞。
梅程之间的矛盾纠葛不仅有趣，既是时代的与社会的，同时还是戏曲的。可贵的是，梅兰芳和程砚秋更多地看到了对方的长处，惺惺相惜，取长补短。程砚秋去世前不久到山西讲学，他盛赞梅兰芳所演的《贵妃醉酒》，坦认自己早年从梅先生的艺术中受益匪浅。梅兰芳则更是充分肯定了程砚秋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另辟蹊径的艺术创造。他在《追忆砚秋同志的艺术生活》一文中，特别赞扬程砚秋“行腔有时高亢激昂，有时若断若续，如泣如诉，这种声音和这种唱腔演悲剧是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的。《六月雪》这出戏，我也演过不知多少次了，比起砚秋却自愧不如。”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梅兰芳对他和程砚秋的关系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并得出了和当年李石曾相类似的结论：“我们两个人在艺术进修的程序和师承方面是差不多的，像陈德霖、王瑶卿、乔惠兰……等几位老先生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由于我们本身条件不同，所以根据各自的特点向前发展，而收到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正是有了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梅、程两人才得以捐弃前嫌，关系重归融洽。梅兰芳在为《程砚秋文集》的亲笔题词中有“今抚遗篇，泫然泪下”之句，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至深。
虽然程先生、梅先生早已离世，但他们为京剧事业所作出的不同贡献，恰如两座各呈异彩的艺术高峰，将永世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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