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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太久,余姚也该回绍兴了!



转自一个余姚人的博客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前些年,随着奉化撤市设区,鄞州区拆分,海曙区扩容,江东区取消,宁波市内的行政格局调整尘埃落地,可谓几家欢喜,几家伤感。
       

与宁波市区的热闹欢腾相比,受宁波市行政管辖的余姚市却一片宁静,毕竟这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与余姚没有什么关系,似乎再次扮演了弃儿的角色。但是,从余姚人独特的历史眼光来看,应该庆幸这次没有被折腾到。



有余姚的时候,还没有宁波。“余姚”这一名称至少比“宁波”早上千年。余姚秦时建县,最早归属于“会稽郡”。周处《风土记》记载,“汉会稽郡,领县二十六,余姚其一也”。清康熙新修《余姚县志》记载,“秦置会稽郡,而余姚之名始见于汉书,自汉至陈皆属会稽郡”。
   

    


从隋朝开始,相当于现在的宁波这片土地上的区域调整就开始折腾,几乎每次被折腾的对象都有余姚,这就太让人郁闷了。


余姚第一次被踢出“越文化圈”是在隋朝。据《绍兴府志》“隋平陈,并余姚入句章县”。据史书记载,隋平陈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那一年改会稽郡为吴州,设吴州总管府。废鄞县、鄮县、余姚县,而把鄞、鄮、余姚、句章之地总称为句(gou)章县。

据说,这个句章县很大,相当于如今宁波、舟山两大市,地方志上称为“大句章”。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这个“大句章县”又被拆分,以原鄮县地、鄞县地、句章地设鄞州。把“大句章县”中的“余姚”升格为州,变为“姚州”。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恢复“余姚县”,隶属于“越州”。同时,废鄞州,恢复鄮县名称,也隶属于越州。句章县的称谓从此绝迹。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洗牌,余姚又重新回到了“越文化圈”。因此,那个时候宁波这片土地上的区域调整和名称变更折腾得很厉害,可见宁波的折腾还是有历史渊源的。

       

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又开始折腾。把越州中的“鄮县”割离,设“明州”。后把“明州”改为“余姚郡”。在唐乾元元年,又把“余姚郡”改为“余姚州”,后来“余姚州”又变为余姚县,并隶属于“明州”。到宋代又归属于“越州”。余姚又再一次回到“越文化圈”。由于历史上的区划变动太多,以至于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都出现了差异,可见连古人的智商也不太适应这种频繁的变动。
     

据《绍兴府志》,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跸越州,第二年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名称的由来。府治设山阴,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上虞、余姚、剡(shàn,后改称“嵊县”)、新昌八县。故称越中八县,简称“八越”。也就是说,在南宋年间余姚归属“绍兴”,是组成绍兴区域的“八越之一”。自此,越文化圈进入相对稳定期。也同时把现今除余姚之外的宁波大市区域正式踢出越文化圈。
     

在此之前,余姚总是在“越文化圈”中跳进跳出,好不折腾,还因此被弄得伤痕累累。之后到了民国期间,余姚基本归属于绍兴。1949年5月6日至22日,绍兴全境解放。其中,余姚全境于1949年5月23日解放。次月,建余姚县人民政府,归属宁波专区(1970年,改专区为地区,余姚县改属宁波地区)。自此,余姚又被踢出越文化圈,并入自己的历史晚辈宁波,这大概算是余姚的宿命。
      


至今绍兴人心中还忿忿不平地认为,绍兴遭到杭州和宁波的“联合暗算”,割让当时绍兴所属的浙江最发达的二个县市萧山和余姚,分别并入杭州和宁波。一直以越文化圈中心自居的绍兴自此沦落为浙江的二流城市,至今不能翻身。文化自信也变成了毫无根据的盲目自信。绍兴上没有省会城市杭州的天赋优势,下没有宁波的入海港口的通道优势,夹在中间,难以伸展。当然,这些观点都仅仅是立足于经济层面,而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这一些。

       

假如真从纯经济层面看问题,绍兴人可能只看得上萧山,未必看得上余姚。但是,从文化圈的归属来看,应该把余姚捎上,毕竟有着同样的乡音乡调。而绍兴的乡音乡调又是这个特殊文化圈的重要文化标识之一,是文化的基因片段之一。不能因为余姚与绍兴的处境一样,夹在绍兴和宁波之间,上不着村,后不着店,而同性相斥,弃之不要。本是同根生,更应该同病相怜,何况还有一定的体量摆在那儿,做做队友还是称职的。
       


离开太久,余姚也该回归绍兴了。理由倒不是经济体量或经济质量的问题。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观念被广泛接受,地域差异对经济的局限性已较为淡薄,代之而起的是经济圈的概念,而经济圈又依托于文化圈。因此,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圈身份认同的问题。余姚在归宁波管辖后一直难以融入宁波文化圈,又回不了绍兴的文化圈。事实上,在文化情感和文化圈身份认同上,宁波也从来不把余姚当成自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寄养者。
      

例如,宁波引以自豪的“宁波帮”这个商帮文化圈,由旧宁波府属的鄞县(现鄞州区)、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现归属于舟山市)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所组成。这个商帮文化圈一个显著的身份标识就是都讲“宁波话”。由此,可以看到,余姚人并不在“宁波帮”之列,余姚人也不屑学宁波话,仍固执地使用着从远古祖先那儿继承下来带有明显越语(绍兴话)音调的“余姚话”,这就是文化圈身份认同的一个实例。但是,只要你走进“宁波帮”博物馆,其中可以看到许多杰出的余姚人在撑着宁波商帮的场子和面子。缺少了余姚人,将会失去许多宁波商帮文化的亮点。而这又是宁波商帮文化圈虚伪的一面。
       


经过历史的折腾,余姚最终成了文化弃儿,找不到文化依靠,只得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所以,余姚文化为什么在历史上总能独树一帜,总是盛产思想家、文化学者以及各种能人异士,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这犹如在两大地质板块的对撞和挤压中,总能隆起一座座大山。余姚文化这座山峰,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中国文化的崇山峻岭之中,其实最初也是被挤压出来的。一代代余姚先贤曾催生过姚江学派、浙东学派、水户学派等有历史影响的诸多学派,这也是在全浙江省中少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余姚自古以来毫无愧色地自称“文献名邦”(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居然在历史上也没有人表示过异议。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著名江南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范先生在评说姚江人物现象时深有感触地说:“太湖流域明清时也是人才众多,但政客也多,唯浙东及姚江多慷慨之士和思想巨子。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其中必有一种文化传统和地域文化的特殊影响”。事实上,王家范先生所指的就是文化圈现象,而且余姚又位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中心。或许,王家范先生所不知道的是,余姚的“慷慨之士和思想巨子”,哪一个不是一生飘零,历尽坎坷呢?或许,余姚文化的本质就是这些“慷慨之士和思想巨子”一生苦难的累积以及一代代人的宿命。

  

历史上诸多的行政区划变迁,都是出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但从来就没有人考量过,行政区域的变迁对于文化圈构成的伤害,尤其对于文化基因传承的伤害。中国号称五千年历史,事实上行政区划变来变去,每一次的变迁就是一次对文化圈的伤害。因此,所谓的历史都是文化圈的伤痕的记录。现在,中国又热衷于创建高大上的城市群,但是难以找出一个成型的和有完整历史传承的文化圈群落。当文化圈被人为撕裂的同时,不知道该拿什么响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大格局?又有什么理由说我们的文化传承是连续的和不中断的?    
       

事实上,文化圈的割裂,最终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宁波也不例外。为什么近十年来宁波在各个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逐渐滑落,一方面与执政体系,以及所选择的执政者的相对无能有关,但本质上与自己太能折腾的文化基因有一定的关系,而太能折腾又是缺少文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新的文化圈形成,最终也会因身处同一个被强行拼凑的文化圈内,由于身份认同出现混乱,而导致内部的排异反应。当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之时,文化圈就被割裂,经济圈的形成也就名存实亡了。为什么现今要强调“五位一体”,其深意就在这个地方。
  



反观杭州的发展,无论从城市的文化立意、产业格局、城乡统筹、功能配置上都远远超出了宁波。难道还不值得宁波的反思?虽然严格意义上,杭州文化并不属于越文化,而是在南宋时期的北方文化硬性嵌进越文化圈的一块陨石,代表了北方文化的没落和回光返照。但是,当这种回光返照定格并得以保留千年,也就成了“文化化石”了。它的明显标志就是突兀另类的杭州话。而杭州的重新发展是基于对自己国际城市的定位,也就是把自己放入一个更大的文化圈范围之中。这就是眼界和定位的重要性。
       

当然,宁波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只可惜决策者的眼界不高,故而城市定位的层次不高,无法跻身一流城市的行列。而最大的问题是,宁波的折腾和自恋情节,连累了余姚从当初浙江省县域经济和社会的知名度的前几位直落到后几排,就连独树一帜的余姚文化也沦落成现在的无足轻重。这或许真是余姚的宿命和轮回。
       

纵观历史,凡是余姚回归到“越文化圈”的时期,是余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最好的时期。凡是被踢出越文化圈的时期却总是最不安定的时期。这好比一个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正式成员与寄人篱下的境况总是不一样。因此,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余姚回绍兴呢?
       


与之相对,绍兴要想实现“越文化圈”的全面复兴,也应该争取让萧山与余姚(包括被划到慈溪市的一大块区域)回归绍兴。这不仅仅是经济体量的问题,主要涉及文化圈的完整性,以及是否能形成一个文化生态闭环的问题。例如,当绍兴市在重新打造越文化品牌,尤其把王阳明文化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时,其问题在于,当缺少了余姚作为王阳明出生、讲学,以及王学传承的重要基地,绍兴的阳明文化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的。
       

叶落归根是历代中国人的真实情怀,也理应赋予“文化”以叶落归根的情怀。让余姚文化寻得来时的路,回归它的源头,这是文化重生所必经的过程,而这难道不是当今一代人的职责吗。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也是余姚最后一次离别绍兴的一百周年。当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小康的喜庆时刻,是否能让余姚这个流浪在外的文化弃儿重回绍兴,认祖归宗呢?又何忍心让余姚这片落叶在凄风中再飘零一百年。
       

重构“越文化圈”不能缺少余姚这个重要板块。假如,让余姚再等一百年。那么,可能那个时候“越文化圈”就已经荡然无存。到时候,将失去所有祖先留下的“越文化圈”印记,人们的心中只能感受到这样一个结果,一边是高度发达的经济绿洲,但人们已感觉不到物质生活丰富所带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另一边是苍白荒芜的文化沙漠,人们已找不到哪怕一小片可以勾起遥远回忆的越文化圈身份标识残片。
      

假如对文化的发展不重视,那么真到了越文化圈彻底消失的那一刻,所有对于远古的记忆将犹如雪崩般地消失。到了那个时候,经济发展的空间已经饱和,文化发展又难以找到一个价值方向,所有曾经归属过“越文化圈”区域的人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我是谁”?而且,恐怕那个时候的人们早已不会用中文问这个问题了,只能茫然地问“WHO WAS I?”。


作者:姚江暮初____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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