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难学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这首歌谣反映了上海时装翻新之快和人们对于上海时装的青睐。事实上，上海人自明代起就在穿戴上追求时髦，尤其是在上海开埠后，因所处的特殊环境氛围，更是在服饰上标新立异。它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服饰的特长，形成自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派服饰”。
使上海有这样的地位的，上海裁缝功不可没。上海裁缝，是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在他们的手中，服饰有了时代的特征，承载着当时人们的情感与追求。上海裁缝，不仅要手巧，还要心巧，懂得时代的潮流，懂得各色人等的心思，懂得衣服不仅仅是衣服，还是一种文化。
20世纪初，各派服装高手云集上海滩十里洋场，一个浦东来的名不见经传的小裁缝金鸿翔（原名金毛囡、金宝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南京路上树起了一块金字招牌———鸿翔时装公司。20世纪30年代初，鸿翔牌女子时装荣获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大奖。
当年，鸿翔时装商店是上海开埠后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西式女装商店，以做工考究、款式新颖享誉全国。而那个地址“南京西路855-869号”如今属于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商业大厦。
1917年春天，金宝珍在工作的店铺内接待一位前来制作西服的顾客时，无意中听他说起当时越界筑路不久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63号有一家三开间铺面的马车行要出租。
金宝珍实地考察后发现那一带乃洋人富商集居之地，来往行人众多，而且周围并无一家华丽的女式西服店，如果自己填补这个女式西服制售空白，将来生意必然兴隆。虽然房东开出的条件颇为苛刻，但他还是从亲友处借到800元，租下该屋作为店基。
师从张凤岐
金鸿翔原名金宝珍，1894年出生在上海浦东。他的母亲在家种田，父亲在上海城内的美华书馆店招制作部当刻字工匠，工作辛苦，收入仅够勉强养家糊口。1907年，13岁的金宝珍放弃学业，来到上海城内，通过舅舅的介绍，到一家小型的中式裁缝铺当学徒，之后又到上海闸北的爱尔近路（今安庆路）一家西服铺当学徒。这家西服铺的老板名叫张凤岐，是张韵洲的儿子，而张韵洲的师父名叫赵兰春，是上海滩第一个会做西服的华人。
从14岁进店，六年后学成满师，20岁时，这个浦东乡下走出来的小伙子已经掌握了西服制作过程中的整套工艺程序，被张凤岐认为是掌握技术水平最好的徒弟。
“事业未成，不言婚娶”
金宝珍远在海参崴（俄罗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裁缝店的舅舅要他去那里的裁缝店帮忙，于是他去海参崴干了大约一年光景。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宝珍的父母催他火速返沪。在封封家书的催归下，金宝珍回到上海，可发现父母所说的紧要事原来是为他物色了一门亲事。他对二老斩钉截铁地扔下了一句话：“事业未成，不言婚娶！”父母见他如此坚定，也只得作罢。
不久，金宝珍的一个同行朋友来找他，将他介绍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口的龚悦来先生开设的悦祥兴西服铺当西服制作技师。在那里他既在工场间设计、制作西服，又在店铺柜台前接待顾客，忙得不亦乐乎。
要开自己的女子时装店
地处闹市中心的悦祥兴外国顾客较多，金宝珍在接待外国顾客中顺便将他们的姓名地址记下，悄悄建立了一本客户档案，因为他有“野心”，将来要自己开一家西服店，而这些人就有可能成为他潜在的客户。为了能在华洋杂处的上海租界站住脚，他还每天晚上去夜校学习英语。
一晃过了两年，金宝珍的西服设计制作手艺和经营能力日臻成熟，他决定仿效西方时装商人的经营模式，面向社会开设一家新型女子时装店。
金宝珍租下静安寺路房子后，请来了在上海从事营造业的舅父负责装修。考虑到今后自己主要是经营西式服装，店面的设计风格自然也要西洋化，便要求舅父仿照当时洋人开设的升发时装公司的门面样式进行装潢。
令金宝珍煞费心机的还有这家店的名字，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取“鸿翔”两字作为店招，寓意是希望自己今后在时装经营方面能做到“鸿运高照，飞翔全球”。他在得意于自己想到的这个店名时，突然觉得父母取的名字“金宝珍”实在是太土气了。他灵机一动，干脆改名为“金鸿翔”，这样，不但与店名相呼应，而且，鸿翔两字镀上了“金”，岂非又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征兆！
那年秋天，装修一新的鸿翔裁缝店正式开张。金鸿祥在店外悬挂出一块中英文的招牌“鸿翔HongXiangLadiesTailorShop”，意为“鸿翔女式裁缝铺”。使用中英文对照的办法，在当时上海裁缝铺的店招上是绝无仅有的。金老板亲自设计制作的女式服装，品种繁多，款式新颖，制作精良，一开业就吸引了沪上众多时髦女士前来光顾，生意很快兴旺起来。
“鸿翔”商标
营业有了发展，金鸿翔就将平房改建为二层楼新式街面房子，楼上做工厂，楼下为店堂，招牌也改成中英文的“鸿翔时装公司”。金鸿翔对自己设计制作的时装颇具宣传保护意识，他别出心裁地在成衣的主要部位，附上一块事先用绸缎制作好的精美的“鸿翔时装”文字贴面，这其实就是一种产品商标，难得的是当年其他裁缝铺老板都没有想到这一经营诀窍。
金鸿翔很注重服装的质量和门市的服务效果，到20世纪20年代初，“鸿翔”牌女式时装在上海乃至其它周边地区的服装界已小有名气了。
当时，在上海的外侨有在圣诞节前相聚开派对的习惯，因此，每年圣诞节前往往是沪上西式服装行业最繁忙的时刻。
鸿翔公司裁缝
有一年，圣诞节前一日上午，鸿翔店堂里匆匆走进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子，她是来加工一件玄狐大衣的，并要求第二天下午就要取用。正好金鸿祥在店堂内坐镇，他爽快地接下了这笔生意，并承诺一定按时按质完成。当那位女顾客半信半疑地离去后，金鸿翔立即组织工人们相互协作，通宵达旦地赶制。第二天，当女顾客如期拿到为她度身定做的大衣时，惊喜异常，连声道谢。后来，这位女顾客便主动代鸿翔介绍了许多客户。
这件事也让金鸿翔悟出了其中隐藏着的商机。他想，我国传统的估衣铺都是出售现成服装的，如果鸿翔有各种款式和尺码的成衣出售，既可以为急需新衣的顾客解燃眉之急，又能开拓销售渠道。于是，他率领职工试制了一小批花色、款式、尺码不一的时装，标明售价，陈列在橱窗内，顿时吸引了许多顾客，不少人还大老远慕名而来，使鸿翔名声大振。
身着旗袍的倪桂珍
这里还有段小插曲。在金鸿翔还没满师的时候，他就曾经从一张慈禧太后穿着直筒式满族女袍的照片获得灵感，制作了一件大红织锦段、有轮廓曲线的新式女袍。这件事惊动了一对中年夫妻。丈夫叫宋耀如，妻子倪桂珍，宋氏三姐妹就是他们的女儿。
宋氏三姐妹都十分钟爱鸿翔女装
倪桂珍得知有个小裁缝会做新式女袍，拉着丈夫去看个究竟。那天金鸿翔正按照师傅吩咐，做了一件翡翠色织锦缎女袍挂在店堂内做样子，被倪桂珍一眼看中。宋耀如赞不绝口：“夫人穿上这件新式衣服，显得更加端庄漂亮了。”倪桂珍满心欢喜说：“我喜欢这件改良式旗袍！”之后金鸿翔自己的店铺开业，倪桂珍还带着宋氏三姐妹登门祝贺。
作为商人，金鸿翔具有极其灵敏的商业嗅觉，他从不放弃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
1928年，“鸿翔”的店面由原来的三开间门面扩大为五开间时，金鸿翔搞了个隆重的开幕仪式。除请来大小各报记者外，他还特地请来电影红星胡蝶剪彩，胡蝶身上那款领当时风气之先的新颖时装便出自鸿翔公司设计和裁制师傅之手。
鸿翔的这个开幕式当时轰动了整条南京路，甚至大半个上海，这个无形的广告使鸿翔在上海滩大红大紫。为了进一步扩大鸿翔的知名度，金鸿翔还邀请了上海滩一批著名作家，请他们围绕鸿翔时装经营特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论述，得到积极响应。如周瘦鹃写了《说到美的新装》、郑逸梅著有《时装表演之滥觞》、吴农花撰有《鸿翔公司时装谈》等文章。
身着鸿翔公司制作的裘皮大衣的胡蝶与梅兰芳、周剑云在前往欧洲船上合影
1933年3月28日，胡蝶当选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在南京西路大华饭店舞厅举行加冕典礼。筹备委员会决定委托鸿翔服装公司来制作胡蝶加冕“电影皇后”时所穿戴的礼服和“皇冠”。
金鸿翔当然求之不得。加冕大典由亲手培育胡蝶的电影编剧、导演郑正秋任司仪，胡蝶穿上鸿翔定制的白纱礼服和带上那顶熠熠生辉的“皇冠”，楚楚动人，摩登非凡。
胡蝶婚礼
1935年11月23日，胡蝶与潘有声在上海举行婚礼，金鸿翔便抓住机会亲自给胡蝶设计了成婚礼服，上面绣了100只蝴蝶，取自胡蝶的名字。
不久，金鸿翔又组织了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结合时装穿着季节特点，定期举办各种鸿翔女子时装表演会和新闻发布会，请大明星来客串演出。如1934年11月，金鸿祥在大华饭店举行盛大时装表演会，影星胡蝶、阮玲玉、徐来等以及社会名媛纷纷亮相。
之后，金鸿祥又在百乐门舞厅举办鸿翔公司扶医济贫社会慈善义演时装表演会。到场的电影明星胡蝶、徐琴芳、严月娴、顾兰君、叶秋心等身穿各种款式的鸿翔新颖时装，客串模特儿作为嘉宾表演，一时传为佳话。金鸿翔还乘公司后面房屋翻建扩大的时机，数次邀请电影明星、社会名媛穿着公司特制的时新服装当众表演，每次都引起轰动，致使鸿翔公司所在的静安寺路一带，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租界巡捕不得不出动马队维持秩序。
在获悉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前，金鸿翔特地选用了手感滑软柔顺的中国绸缎作为面料，精工细制了一袭大红缎料披风，上面满刺金钱，极尽描鸾绣凤之巧，制成后他委托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转交伊丽莎白二世。
事后，英领事馆送来由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亲笔签名并印有“白金汉宫”字样的谢帖。金鸿翔便将礼服复制品连同谢帖一起陈列在鸿翔公司的大橱窗内，人们争相前往观赏。
同时，在轰动一时的上海小姐选美活动中，金鸿翔几乎为之提供了所有的参赛服装，结果上海小姐的选美变成了鸿翔公司的独家时装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京西路鸿翔百货商厦
说了老上海时装的金字招牌，再来说说老上海人对布店的特殊情结。老早的上海人不习惯穿“现成”的衣服，往往要从布店买来布料制做而成。“三大祥”——协大祥绸布店、宝大祥绸布店、信大祥绸布店，便在当时闻名上海滩。
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丝绸和茶叶是中国主要出口商品，而洋布是进口商品的大宗。由于棋盘街是进出租界和老城厢的主要通道，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加上贩卖洋布又是最赚钱的买卖，于是有不少商人在棋盘街开起洋布店。
清咸丰元年（1851年），宁波人合伙开设的“同春洋货号”，店名称“洋货”，其实卖的都是洋布。1853年春，宁波人蔡恒兴首先打出“恒兴洋布店”招牌，以2000两银子作资本，专做洋布原件批发，赚了五十多万两银子。他见好就收，转而做药材生意。后来，其子蔡嵋青继承父业，在英租界抛球场开设蔡同德堂国药号。
所谓“棋盘街”，原来是指上海老城厢以外最早被辟为租界的地方。因为上海老县城里的道路弯弯曲曲，而租界内的道路排列整齐，南北有序，好像是只棋盘，故城里人把早期租界内的道路统称为“棋盘街”，包括今天的河南路、九江路、汉口路等。时人有诗云：“纵横界画似棋盘，世路纷纭一例看。东角秦楼西楚馆，谁从局外作旁观。”后来，租界当局给道路取名时，把其中最长最宽的河南路命名为棋盘衔。
1913年的棋盘街
1912年，公共租界在计划营建新的工部局办公楼时（即现今河南中路、福州路、江西中路、汉口路一带），限定河南中路的商店拆除重建，让出适当面积作为拓宽道路和人行道用地。棋盘街上的商店纷纷迁往小东门和福建路南京路一带，棋盘街也随之冷落。
据1858年成立的“振华堂洋布公所”记载，当时棋盘街上开洋布店的多为宁波人，规模最大的有“恒兴”、“大丰”、“增泰”、“协泰”、“时和”五家。而“大丰”经营洋布的历史最久。
“大丰”老板翁年丰，出身宁波石塘世家，原在英商泰和洋行做买办。1853年夏，他在棋盘街（今河南路东）自立门户。短短三年，就赚了十多万两银子，于是购进南京东路同吉里一座五层楼房，专做英美进口洋布原件批发，成为沪上巨富。之后，“大丰”经营洋布长达六十余年，其间四易其主，可谓上海滩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洋布店之一。
进入民国，上海滩棉布业重新洗牌，“三大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鼎盛时营业额占到全市零售布店的三分之一。“三大祥”出自于同一“母胎”，牌号之中也只有一字之差。他们自己设计花型、规格，直接向工厂定织、定染，并向纺织厂投资，以操纵工厂经营大权。他们资金雄厚，备货充足，花色齐全，店堂宽敞，既可陈列大量商品，又可容纳大批顾客，加上五花八门的经销手段，中小型同业很难与之争衡。
1912年，“协大祥”正式创设，开创了现代布店的先河。后来，“协大祥”孕育了“宝大祥”和“信大祥”。
清末年间，协祥、日新盛、日新增、日新旭等商号日益成为上海经营洋布商号的巨擘。在“协祥”商号里，宁波人柴宝怀、丁丕山，决定改变当时绸布业的经营方式，准备合股开一家洋布店。
这时，适逢上海小东门外的“四大正”洋布店闭歇，柴宝怀、丁丕山集资7200两银子把它盘了下来，开设“协大祥”，经营零售洋布。他们两人合计后，决定聘请“协祥”职员上海人孙琢璋出任经理。为新商号取店名时，他们一致希望彼此从此通力协作，使这个上海滩上新出现的商号发展比“协祥”更具规模，最后决定取名“协大祥”。
1912年8月18日，“协大祥”正式在上海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102号）创设。这是上海绸布业中开设最早的一家大型商店，后来，成为上海棉布业著名的“三大祥”元老。
孙琢璋果然是个经营管理人才。营业之初，“协大祥”就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同时开始开架供应，实行了商家对顾客的零距离售货。紧接着，“足尺加一，薄利多销”的营销手法也在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当时棉布零售店都是按尺论价，同样商品的每尺单价大致相同，但因使用的是虚尺，各店标准不一，顾客剪了布回家一量，往往不足原先买的尺寸，做不成本来想做的衣服。而“协大祥”针对这一弊端，在一开始就用定尺，并且每尺加放一寸，而售价却与同业的虚价相同。这种“足尺加一”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比同业便宜十分之一以上，不用说深受消费者欢迎。
民国上海协大祥绸布庄广告礼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纺织工业发展，协大祥用投资设厂、定织定染、发料加工、包牌销售、包机生产等方式组织货源，高中低商品同样重视。“协大祥” 认为与其付出一笔广告费，不如直接让利于顾客，于是一贯坚持“货真价实”，不做广告、不搞大减价。“协大祥”这些经营手段，让同行望尘莫及。
由于孙琢章经营管理有方，“协大祥”生意兴隆、获利丰厚。到了1922年底，盈余达16.6万两银子，为原始资本的23倍。
天有不测风云。1923年，由于股东不和，“协大祥”改组，孙琢章签订折股合约。改组后的“协大祥”资本有4万两银子，高级职员入股占29.5%，在招牌上加“同记”两字，以示“齐心协力”。七年后，孙琢章儿子孙照明继承父业，担任“协大祥”经理。
1937年9月，“协大祥”在金陵东路490号设临时支店；同年11月，“协大祥”在西藏南路设第二支店；第二年4月，临时支店迁至金陵中路60号，定为第一支店；1949年7月，“协大祥”在南京东路设第三支店。
现在位于方浜中路的协大祥号
公私合营前，“协大祥”四个门店销售额占全市400多户零售绸布商店的18%。公私合营后，“协大祥”经营风貌更受到顾客的好评。
“协大祥”被孙琢章掌管后，创始人柴宝怀、丁丕山挥泪告别昔日创业地。一年后，柴宝怀、丁丕山东山再起，创设“宝大祥”。1924年8月25日，柴宝怀、丁丕山集资24万两银子在“协大祥”隔壁创设了“宝大祥”绸布店。
创设“宝大祥”时，柴宝怀、丁丕山对店名特别重视。当初创办“协大祥”时，他们取“协大祥”的店名，很有一番用意：“协”是同心协力；“大祥”则寓意“大吉大利”。现在给新店取名，“大祥”两字不能少，但前头加个什么字呢？想来想去，丁丕山一拍脑门，对柴宝怀说：“有了，你老兄的名字当中的‘宝’蛮好的。宝者，宝贝也，珍宝也!”柴宝怀一听，也觉得“宝大祥”这个店名叫起来响亮，听起来悦耳，寓意又深刻。于是，新店取名“宝大祥”。
创设“宝大祥”时，柴宝怀、丁丕山都已年届五十，用人方面，他们选择谁担任“宝大祥”经理时斟酌再三，最后一致选中贤徒丁方镇。
丁方镇，出生于1884年，宁波镇海人。幼年时就读私塾，1908年到“协大祥”当学徒，后任总出纳。
“宝大祥”在“宝”字上大做文章。商标上、悬匾上分别印上“宝藏兴焉”、“招宝进财”等标语。并且在八仙桥新号天棚下，悬挂了一个镜面大悬匾，上面刻有“招宝进财”图案，还有五个从小到大的元宝连成宝塔状，两个小孩子在元宝顶端手执彩旗跳跃、舞蹈，绣旗上也刺有“招财进宝”四个字。
而发票上则印有“斯宝大祥”图案，象征来“宝大祥”购买衣料有吉祥之兆。所以，办喜事的顾客大多乐意光顾宝大祥，上海民间更流传着“嫁囡要到宝大祥，备嫁妆、送新娘，床上身上都像样”，甚至还有用作歇后语的，如“旱涝保收——宝大祥”，“笃定泰山——宝大祥”等。老上海人更将“宝大祥”三字喻为办事肯定成功。
丁方镇果然不负两位恩师的厚望。他把原来棉布店单纯经营布匹，逐步发展为经销各种丝罗绸缎、呢绒、土布、丝棉、驼毛、绣品、花边、床上用品、纽扣等，其经营范围远远超过同行而名列全市第一。
他还设立成衣部、送货部、邮寄部等，代客定制加工各式服装和手工刺绣。“宝大祥”向工厂选样定产，自行加工印染，因此进货优先，花色齐全，售价低廉，销路畅通。“宝大祥”还以“足尺加三”，“花色多、价格低”作宣传，吸引了无数顾客。难能可贵的是，“宝大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与东南亚、日本、欧美许多国家有业务往来。
1955年，丁方镇为了响应公私合营，毅然决定把个人的38000元资金拿出来，充实“宝大祥”。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闻讯后，亲临“宝大祥”视察，对丁方镇的爱国举动大加赞赏。陈毅市长还问丁方镇：“公私合营后，‘宝大祥’的金字招牌还要不要？”丁方镇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不要！”陈市长哈哈大笑说：“你误会了，你误会了！‘宝大祥’在上海人民心目中有很深的影响，我看‘宝大祥’这三个字可以继续用下去，只要前面加上‘公私合营’四个字就可以了。”从此，“宝大祥”这一字号得以继续沿用。
1928年，原“协大祥”学徒丁大富在师傅孙琢璋的支持下，集资盘下小东门大街的慎泰昌棉布店，创设“信大祥”绸布店，自任经理。“信大祥”经营商品包括呢绒、绸缎、棉布、化纤各类纺织品，有自营购销、经销联销、代购代销等多种经营方式。信大祥属棉布业同业公会，是上海棉布业著名的“三大祥”之一。
丁大富，出生于1900年，宁波镇海人。1914年，丁大富进入“协大祥”当学徒。创设“信大祥”时，丁大富对“信大祥”的店名很有意见。他认为既然这店是以他的名义开的，就应该把店名取为“富大祥”（用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但孙琢璋坚持非用“信”字不可。说“信者，诚信也，信任也，这是我孙某对你的信任。”丁大富心里明白，孙琢璋的“信字当头”，是叫他信守“‘信大祥’必须无条件服从‘协大祥’”的诺言。但苦于资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好委曲求全，经营管理模式仿行“协大祥”。
最让丁大富不能容忍的是他名为经理，却处于“协大祥”的股东陈维贤的控制之下，如商店的业务不准擅自发展；进货要通过协大祥；信大祥到协大祥借货，协大祥可以拒绝，而协大祥向信大祥借货，则必须倾其所有。受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致使“信大祥”连年亏损。后来，“信大祥”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从小东门搬到福建中路128号，但经营业务仍然受到“协大祥”的控制。
丁大富实在忍无可忍，找到时任“宝大祥”经理的师兄丁方镇商量对策。丁方镇为人正直且有同情心，陪丁大富找柴宝怀、丁丕山求救。柴宝怀、丁丕山为人豪爽，乐于助人，他们很快同意帮助丁大富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
1938年8月，丁大富在师兄丁方镇的资助下，终于摆脱了孙琢璋的控制，在南京东路614号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从此，丁大富正式开始施展经营才华。他借鉴“宝大祥”以“宝”招财的经验，在“信”上下功夫，做生意讲信用，对顾客讲诚信，加上新址地处南京东路繁华地段，容易吸引南来北往的顾客，十年后营业额赶上了“协大祥”。
丁大富热心公益事业，生活中平易近人，曾任上海市棉布同业公会理事等。1948年，丁大富去世，其儿子丁言章继任经理。丁言章大胆创新，扩大业务，与云洲染织厂、公泰印染厂、无锡兴业印染厂合作。
上海解放后，“信大祥”得到长足发展。1956年1月实行公私合营；同年6月国家号召支援西北边远地区商业建设，“信大祥”积极响应，主动将“信大祥”整体搬迁到甘肃省兰州市，更名为“兰州信大祥布店”。
1956年7月10日，“兰州信大祥布店”正式营业，盛况空前，盈利可观，创下兰州商业历史之最。后来，上海又把“利顺成”、“春大祥”两家布店也输送到“兰州信大祥布店”。于是，“兰州信大祥布店”一跃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布店。
（部分文字参考：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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