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1906—1996）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王老虎。这外号的来源有大同小异的传闻版本，但都不离两个基本“元素”：一是王先生人高马大的体形联想；二是与风靡一时的影剧《王老虎抢亲》剧名的链接。这些都跟本文主题无关，对错无需辨析。我想说的是，这个“王老虎”外号并不体现王先生的生命本质特征，若要给先生起个更为贴切的外号，我以为莫如把他比称为“大母鸡”。
王先生在中大从教数十年，大力奖掖后辈，倾心培育人才，致使学坛代有才人出，王门子弟遍神州。这是王先生曲学成就亮丽之外的另一道人生辉煌。他在中大至少亲手孵育出三代曲学新母鸡。新母鸡变壮母鸡、老母鸡，再孵育出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代代不绝的小母鸡、小鸡仔，如此周而复始，“旧传箫瑟诗千首，新种葱茏竹万竿”（王季思《自题玉轮轩绝句》），使中大长期延续着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中心之一的地位不倒。
除了在中大圈养的“家鸡”外，先生还在全国各地物色、培育了诸多的非“中山牌”的散养“野鸡”。本人也算其中一只，详情已记于拙作《戏缘——孙崇涛自述》一书，不赘。
王先生这种“大母鸡”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决定着他长期地处在群鸡环身、百鸡齐鸣、叽叽喳喳、热闹非凡的人生常态之中。于是他给别人赠送签名本著作，也应运而生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随来随送。
先生也给我“随来随送”过几种签名本著作，不及一一翻检查找，手到擒来便是两种。一是手写的，一是印盖的，二者说来都有来头。
先说手写的。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备，“南戏学会”于1987年5月在温州华侨饭店举办的全国南戏学术讨论会期间正式成立，推选徐朔方先生担任会长，王先生担任名誉会长，胡雪冈、洛地、我等十来人为“干事”——这是迄今唯一公认、合乎程序产生的南戏全国性学术组织，后来有人在温州另组并自任会长的同名学会，与它无关。5月5日，讨论会结束，学会组织成员合影留念。
散会晚上有空，我和许多与会代表都去王先生房间看望先生和夫人姜海燕老师。房内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我进得房内，想到先生年事已高，回家乡的机会不多了，为了给他增添一点“乡愁”情调，我便用温州话跟他搭讪。不料姜老师连忙过来制止道：“哎呀，请你灰（勿）讲温州话好吧！”我马上领悟，在群鸡汇聚的场合，讲比外国语还要难懂的温州话，即意味以个人私密对公众坦诚的抗拒，这也是“大母鸡”王先生所不愿意看到的。我赶紧改口说普通话。
王先生端坐桌旁等客上门赠书，桌上摞起一叠带来的新书《求索小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见我到来，他便颤抖着手一笔一画地给我签赠图书：崇涛同志存念，季思，1987.5.5。先生双手颤抖的老毛病这时已很严重，据说许多书信还得靠小女儿小雷代笔，但从先生给我题签字迹的清晰与优美来看，他是花了很大努力完成的。《求索小集》是本不足12万字的小书，但书的内容丰富和表达文采，书前“内容介绍”有很好的概括：
本书是作者自解放以来所写杂文的结集。文章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文学教育、治学方法、古诗词和现代文学作品评论、语文学习，以及怀念友人等方面的短文，共三十余篇。其中除少数篇章外，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与我国古典文学相联系。文章品类多样，风格各异，时有宏观概论，纵情而谈；时作微观解剖，探幽索隐。文笔因题旨而异，或慷慨激昂，或抒情婉转，或议论风生，或循循善诱，立意新颖，说理精辟；文笔流畅，引人入胜。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小品文集。
这则图书简介也是先生晚年生活与精神状态的概括。它亦如先生在书的《后记》中所说：它多少记下了我解放后在人生道路上，也在专业范围内的探索和追求。先生的人生观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向前看”态度。他说：“我是教师，……我在人生道路上探索前进的途径和目标。我面对的是青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我必须引导他们向前看，看到祖国灿烂的前景，也看到个人光明的前途（《后记》）。”而他所肩负的教育任务——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戏曲教学，却偏偏是引导学生“向后看”的。解决这一矛盾与纠结的途径，就是用先进的思想与理论去识别古代文学中的积极因素，“借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种积极的人生观，使得先生晚年永葆着乐观、豁达的心态，甚至坦言：相信在我生命终止的最后一天，我将含笑赴长眠（《我的老年心境》）。一个时时刻刻准备用笑容去拥抱死亡的乐观者，他必然长命无疑。
次说印盖的。时空跳到六年后的1993年广州，先生已步入米寿之年（虚龄88岁）。广州市政协与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王季思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于4月12日在中山大学永芳堂隆重举办。我平生第一回去广州，就是奔着这个大会而去，而且不是申请公差名义而去，而是采取个人自费、独行的方式。我不想代表任何人，我要完完全全地代表我个人。只有这样，才足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敬仰和感恩之情——包括先生离世之后，中大两次举办的跟先生相关联的纪念暨研讨活动，我也都如此。
宽大的永芳堂聚集起满满当当的参会代表和各地来宾。大会开始，我把目光锁定先生进入会场的模样和方式。只见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入会场，我发觉别后六年的他变化不小。即使在这大喜之日，也难掩他衰老、萎顿、疲弱之态。他对全场齐声响起的欢迎掌声，采用力所能及的回应是：频频抱拳致谢。光阴催人变老变衰的自然规律无法违抗，三年前感情至笃的伴侣又是生活、工作得力帮手的姜老师遽然离世的严重打击，更加速了先生的变老变衰乃至变“小”。午宴时，我见坐在餐桌上的先生胸前被人系起围布。这种围布，在先生家乡温州有个特别名称，叫“拉下兜”，“拉”音la，即“落”，义为涎水、口水。“拉下兜”，把口中流下的涎水“兜”住。它是婴儿必备的附加服件。看到先生“退化”至此，我有点想笑，但，没法能笑。
整个活动的主题和气氛是热烈的，激越的，和先生的人生主旋律同频共振。两天活动中，有许多感人很深的场面。
大会献匾仪式上，匾题“经师可求，人师难得”八个大字，醒目提神，浓缩了学生对先生的评价与感戴，也丈量了先生的人生高度与深度，引人深思，引人起敬。
追忆会上，中共地下党员学生赖春泉，讲述广州黎明前夜自己面临将被枪决的生死关头，先生挺身而出，用人头做押，保他出狱，把他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的经历时，感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研讨会上，先生中大大弟子黄天骥教授，回顾恩师敬业重教、爱生如子、全心全意献身教育的业绩时，再次深情地诵读起先生给他论文集的题诗：
人生有限而无限，
历史无情还有情；
薪尽火传光不灭，
长留双眼看春星。
先生也用他惯用的“随来随送”方式，给每位到会来客赠送新著《玉轮轩戏曲新论》（花城出版社1993年3月版）。这是先生继《玉轮轩曲论》三编之后另一本戏曲论集，篇幅不大，却是他自感“有其特殊的意义”的得意之作。理由是：本书“融入了与我合作的中青年教师以及我所辅导的博士生见解，显示了师生之间平等讨论问题的学术商量之乐”（《前记》）。一向主张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的先生，自然把跟后辈一起煅造“公器”而感到无比欢欣。遗憾的是，在这本赠书上，已不见了先生那熟悉的亲笔签名、题字了，用“王起季思”四字印章代替。见此我想起先生有嘴难言、有腿难行、有手难提的身体现状，心中溢生无限的酸楚。
大会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去中山县参观孙中山先生故居。我从先生亲属手中“抢”得了给先生推轮椅的“差使”，以弥补两天来集体活动中没法走近先生的缺憾。已经没有办法再跟先生做尽情的口头交流了，我默默地推着、推着，一路在回想自己跟他长达三十六年（1957～1993）从通信“神交”到多次“面交”的过往经历和种种难忘的场景，只是感到推的不像是坐在轮椅上的先生，仿佛是在推着一部书，一部又厚又重的人生大书……。
2019.5.15，北京
（原载 《温州读书报》 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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