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鑫培拒演《新安天会》
民国四年阴历八月廿十日是袁世凯虚龄５８岁寿诞的正日。新华门前冠盖云集、将星辉耀，居仁堂中铺设了极为讲究的寿堂。为即将“高升一步”的今大总统作寿，当然得传召堂会。谭鑫培年事虽高，快满７０虚岁，但身体康健，演唱仍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调门反而提高，唱得更加动听，于绕指柔的柔婉中透出百炼成钢的刚劲；作派已入化境，装谁像谁，善于体现人物心境的艺术造诣臻于炉火纯青，被观众视为神品。
大总统的堂会，当然谭是首选，“无谭不欢”嘛，而且“上头”早就指定他唱《新安天会》。
这是一出荒诞不经、荒谬绝伦的“新编历史剧”，戏中情节套自《安天会》，大意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后，逃回水帘洞，为天兵天将所包围。孙悟空一个筋斗就逃往东胜神州，扰乱中华古国，号称“天运大圣仙府逸人”。孙悟空的这个新名，占了逸仙两个字，暗指何人，不言自明。
谭鑫培晚境甚佳，正是声名日隆，稳居“后三鼎甲”之首，从伶界大王的身份正酝酿着一代宗师的地位，这差不多已经是名至实归的事了。“有匾皆书（王，当时的名书法家），无腔不学谭”、“满城争说叫天儿”的口碑已经喧腾多年，早已深印人心。他何苦不爱惜羽毛，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不知足，又想当皇帝；当皇帝不说，怎么又糟蹋首创民国的伟人？梨园这一行，最讲是非、最重仁义，这也太不公平啦，太离谱啦，太荒腔走板啦，简直是不仁不义，是非颠倒！
琢磨来，琢磨去，这个戏不能唱！于是谭鑫培便抱了病。
哪知，在袁世凯生日前几天，他的盟兄徐世昌在东四六条胡同本宅也办了一场堂会，大轴是谭鑫培与一位创造力极强的花旦翘楚田桂凤合作的《坐楼杀惜》。谭鑫培精力弥漫，哪有一丝病容，而且唱得满宫满调，尤其在《坐楼》一折中的对“啃”，淋漓尽致，旗鼓相当；及至《杀惜》一场中要杀不杀，作出种种身段。他原有武生的底子，腹笥又宽，每个身段都出奇的好看、边式，座中看客无不如醉如痴。这时，田桂凤技穷了，跪倒在地，合掌而拜：“求求您，早点把我杀了吧！”堂会中，这种“现挂”，不算违背戏理，台下的笑声、掌声简直能把屋顶震飞掉。
座中有“公府庶务处长”郭世伍在，台上愈是精彩纷呈，他愈是怒不可遏，觉得大丢面子。第二天一早便派人去质问：既然是抱病，何以能在徐宅堂会中唱戏？
谭鑫培的答复不卑不亢，有点绵里藏针：不敢应公府之请，只是为了唱不来那出《新安天会》；抱病原是借个名目，彼此好圆面子。
这样的话，郭世伍觉得更伤了“今上”的面子，通知步军统领衙门“锁拿谭鑫培”。锁拿当然
只是那么一说，意思是公府的这个堂会，不上也得上。
老谭的架子大，面子也大，说是领袖梨国、名动公卿、交欢士子、愉悦国民，一点也不过分。
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他４３岁时，首次奉诏入宫演出，深得慈禧太后的激赏，曾赐四品服饰。一时王公将相、贝勒贝子，争相邀约他参加本府的堂会，老谭还忙不过来，常常辞谢。愈难请，愈名贵，清末时竟有“谭贝勒”的外号。这风气袁世凯是深知的，也未能免俗，８年前，袁世
凯５０大寿（虚岁），慈禧太后赏赐甚多，京内外百官均送厚礼。为御使江春霖参奏：以作寿为名，广收礼物，揽权纳贿，结党徇私。一年后便死去的慈禧为笼络其心，参折留中，未给处分。袁世凯也不大在乎一个御史的抨击，风声虽紧，生日照样过。在锡拉胡同本宅的堂会上，也有谭鑫培
的戏。刚刚出台，还未走到“九龙口”，只见座中与袁世凯同为内阁大臣的那桐站起来，遥遥一揖，满堂宾客，无不动容。这是多大的面子！反过来说，当晚，那桐以“戏提调”的身份，能请得动谭鑫培，又是多大的面子！
入民国以后，谭鑫培的艺术才能、革新精神与社会声望与日俱增。每一献艺，观众无不大捧。其名作《失空斩》、《定军山》、《珠帘寨》、《打渔杀家》、《洪羊洞》等等都是唱作俱佳，内外行十分宾服，谭老板确乎是“不群”。民国二年，思想有进步倾向又急公好义的花旦名家田际云，呈请民国政府成立梨园公会性质的“正乐育化会”，伶人聚会公推谭鑫培为会长。这是自管兼自律的组织，与清时的“精忠庙首”受内务府满郎中管辖的旧制相比，显然带有了民主性的相对独立地位。谭任会长，宁不自重？何况自民元以来，民气大申，民心大振，公民名义上都是平等的。
多少年来被侮辱与迫害的伶人，一直渴望作为人的不多也不少的尊严与自信，谭鑫培更是顾盼自雄，视业为宝，视艺为宝，视身为宝，可以说是珠规玉矩。有时候脾气未免有点古怪，因此行内很多人不敢接近他。他很喜结交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说到头，这也是为了提升京剧的文化内涵，同时他也真诚地提掖后进，带动同台演出的青年演员，如田桂凤、王瑶卿、杨小楼、梅兰芳等等陪他演戏。万一有碍，他能给遮盖得滴水不漏。后来被称为胡琴圣手的徐兰沅，也是他识拔于众多的“宫中胡琴”中，大胆使用、培养为自已的专职琴师，这使比他年轻４６岁的后辈，大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他对于精研谭派艺术修养有素，而且悉心追求的票友们，如红豆馆主（溥侗）、陈彦衡、王君直及年轻后生王庾生等无不无私指授、平等交流。他很热心公益，于义务戏不大肯推脱，这也是他人缘好的一个原因。他以“伶界大王”的身份，当然自视甚高，社会各界也格外尊重他。民国三年，在熊希龄名流内阁任司法总长不到半年就被袁世凯排挤下来的梁启超，袁只给了个币制局总裁有官无职的空衔。梁暗中布置进步党人脱离袁后如何有所作为。民国四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为其父梁达涧七旬晋一寿辰举办堂会，当时官商各界私人办堂会的比起清末或民国八年以后尚不多见。老谭欣然应邀演出，梁氏大为感谢和激赏，原来谭鑫培和梁启超甚有交情，彼此互相钦佩，丁卯人日，即民国三年正月初七梁启超曾赋七绝二首赠谭。其一曰：
四海一人谭鑫培，
声名廿纪轰如雷。
如今老矣偶玩世，
尚有俊响吹尘埃。
梁办完堂会之后，袁世凯听说此事都连说“好阔”。意思可能是梁的手笔如此之大（其实一共只花了８００元，比晚几年办堂会的价格便宜至少５０００元），谭的享誉如此之隆。
所以，对于出身小古董商人、由袁世凯的亲家何秋涛荐入直隶总督衙门当差的郭世伍，谭鑫培也略有所闻。随着袁的步步跃升，郭世伍也得志并得法起来。他不但是袁的家臣，而且也成了民国的蛀虫。他主持并经手总统府的营造，将仪銮殿改为居仁堂为总统办公厅，丰泽园改为府员办公处，都是洋式建筑，所拆下来的楠木、紫檀、红木等名贵材料，一律报销，实际上运到他老家定兴，盖他自己的住宅去了。老谭对这样的人怎能看得起？
在当时的气候下，老谭的举止很不合时宜，袁朝新贵都俯首称臣，趋奉帝制唯恐不及，他何以这样决绝？梁启超其时已避居天津意租界，在国体问题大辩论中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以批驳美国人古德诺博士的《共和与君主论》及立宪派理论家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袁听说了，恐怕对帝制的杀伤力太大，于是命人到天津送去２０万元，１０万元为其父补寿，１０万元为梁做出国的旅费。梁启超毕竟是大政治家、大学者，到了贿赂公行到他头上的时候，他就不能不公开在《京报》上发表出来，文章力斥帝制之非，表示即使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都赞成，他也断不能赞成。这样，袁世凯视梁启超为最危险的政敌，对他不久前写诗公然揄扬过的谭鑫培也连带产生了恶感。所以才有“锁拿”的一令。说到在他５０岁诞辰堂会上向谭一揖的前清军机大臣那桐，（“清华园”大门上的颜体榜书，就是他的手笔，至今有９５年了），虽被袁列为“旧侣”、“切勿称臣”的７人中的一人，但他们都是标志一个时代的领袖人物，如载沣、黎元洪等对袁世凯这种露骨的拙劣表演极为鄙视，那桐不例外地持冷淡态度。他与袁世凯早不是同僚了，很少往来，此时又避居青岛，也无从庇护谭鑫培。至于府院部会的一批二三等官僚，稍有良心者也都请假回籍了。留京的，谁敢替谭鑫培说话？所谓舆论，那是“舆论一致”的舆论。
江朝宗是老于官场的滑吏，也是个大戏迷，于京师的社会风习、审美趣味、艺人们的人脉指数和人事背景都最为精熟，他不怠慢可能是发自极峰的口谕，又不敢得罪公众偶像的谭鑫培，只好以老熟人兼谭迷的身份去大外廊营“英秀堂”拜访。
谭鑫培索性装病，伏在枕上连连喘气，一边连连拱手。江朝宗熟不拘礼，站着说：“老谭，公府请你唱戏，去一趟吧，商议商议，让我好敷衍公事。”
江朝宗的两个随身马弁陪着笑脸：“谭老板，我们来伺候您。”
说着把他挽扶起来。
事已至此，谭鑫培不再做作，下了榻，与江朝宗会心地相视大笑。
坐上汽车，一路上说笑进了新华门，由南海直到居仁堂。郭世伍的左右手山东人王锦章，字文卿，从前清直隶总督衙门直到如今的总统府，一直管着堂会的事，是半个内行，与梨园界的交情不浅，而且是袁家老二寒云公子在总统府给弄了个内卫名义的余叔岩的干爹。一见面，寒暄已毕，旧话重提，王文卿拿出一册装潢精美的戏本子，笑着说：“上头的意思，《新安天会》，非您来不可。”
谭鑫培双手往外一推，针插不进：“我看不懂。”
僵住了。幸而余叔岩打圆盘，仗着一边是他干爹，一边是他去年２５岁时才正式拜了的师傅，提议不如唱一出《秦琼卖马》，准带“舞锏”，王文卿有这出谭鑫培轻易不露的“绝活”来唱大轴，上头也没甚挑剔，便沉吟不语；谭鑫培也不说话了，意思是“勉为其难”。
王文卿的面子够了，笑着说：“这回的堂会不白唱，戏份不同于往常的４０元，大总统特赏２００元。”
原来，总统府和清宫一样，也要传差，可是比别家堂会钱给得少多了，一向是４０元。谭鑫培心里早就不乐意了，可这时却钉问了一句：“要叩头谢赏不要？”
“不用，说一声就可以了。”
谭鑫培点点头，意思是尚需叩头谢赏，他还不想拿那２００元。
总算勉强达成协议。
谭鑫培在《辕门斩子》中扮演杨延昭
袁世凯祝寿堂会
谭鑫培虽然曾被清宫召为供奉，受慈禧太后激赏与厚恩，并终身引慈禧为知音。这是事实，但决不说明他在精神上是效忠于逊清的遗老。自辛亥年武昌起义以来，谭鑫培出自内心支持中华民国、拥护共和、礼敬孙、黄。当袁世凯以席卷天下的势头阴谋称帝时，谭鑫培决不随波逐流，更不趋炎附势。
这《新安天会》贵贱不唱。找到“后三鼎甲”之一的孙菊仙，这位天津人的“老乡亲”也犟，不肯唱，公府方面只好找到刘鸿升，他年纪尚轻，根基稍浅，不敢拒绝。但经知道深浅轻重的友人指点，到时候硬着头皮登台，照本宣科而已。
寿堂上，《新安天会》上了，刘鸿升的扮相是遵公府的意旨扮的，很怪异，戴平天冠，穿龙袍，脸上勾成丑角模样，一出台先惹了一个场笑。到了开打的时候，出来两员将官，一个叫“黄风大王”，一看扮相便知道是黄兴；另一个是先锋官，是白袍小将，头戴李花，面目俊秀，影射的是
二次革命时期讨袁的江西都督李烈钧。
黄、李大败，袁世凯大喜。
帝制红人、今日堂会总司招待的湖北都督段芝贵，朝黎元洪陪笑搭讪：“刘鸿升扮得真像，副总统总认得出来。”
“我耳聋眼瞎，教我如何看得见、认得出？”黎元洪说着站起身来要走。
另一个总司招待的内务总长朱启钤想留住他：“副总统，老谭快上了，副总统捧捧贵同乡，也该听了‘卖马’再去啊。”
黎元洪说：“秦琼卖马，英雄末路，看了心里难过，不如不看他。”
这两个湖北佬竟在意态骄盈、擅作威福的袁世凯称帝前夜，以各自的方式批逆鳞、示决裂，决非易事。后来，黎有坚拒封王的峻切态度，足证他们虽无沟通却两心相通，这对“九头鸟”不是轻易中箭的。
及至大轴上了，老谭登场，想想今日跟秦琼困在天堂州下，备受小人凌辱有何不同？有了这一番感触，愈发了解剧中人的心境，一段“店主东带过黄骠马”的西皮慢板，唱得凄婉无比，真能让人掉泪。加以萧长华深知他的情怀，格外铆上，将店主东势利小人的嘴脸，模拟得活灵活现，更逼出谭鑫培的好戏来，真是珠联璧合，精彩纷呈。
当晚，辛亥重九昆明起义的蔡锷将军也在座，他同他留日的同学好友哈汉章将军对谭鑫培的为人、为艺所深深打动。
哈汉章是黎元洪重要僚属，也是湖北人，当然也受袁世凯的防范。
谭鑫培长舒了一口气
“洪宪”烟消、袁世凯断命之后，谭鑫培长舒了一口气。虽然虚岁已满７０了，但腰脚顽健，精神矍铄，嗓子也愈发嘹亮，唱腔清脆流利，悠扬蕴备更胜于前。他本来就博采前人之所长，融合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优长；字音以湖北音的四声，中州韵的尖团、辙口为主，有时也掺用了些京
音。这种字音读法，基本上奠定了京剧唱白的标准，也是唱白有没有“味儿”的一项最重要的标识。至于用细致的表情、手势、眼神、丰富优美的舞蹈动作，来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很多前辈艺人都说谭鑫培“浑身是戏”。北京人爱谭、敬谭、迷谭，视谭为京朝派戏剧文化的至尊瑰宝！而其不为“洪宪”伪朝当顺民、不为恶剧当唱手的义士风范，也更为时重。
从民国五年端午后，谭鑫培的演出频率很高，并没有人为他已近暮年而担心，似乎他是金刚不坏之身，观众们也以为他可再葆艺术“青春”，至少是十年八年的。
谭鑫培的家累甚重，有子８人、女２人。谭一次堂会，是陈德霖代约的，事后陈送来３００块钱，齐如山适在座。谭说：“德霖，别找人家要那么些钱，要不人家不找了。”出门后，陈德霖对齐如山说：“谭老板说钱多，其实是给了７００。”齐感慨地写道：“他的子女都要分点，不过不让谭老板知道；另外许多人都跟着他，等着他一出台就可以拿钱用。”
这也许是老艺术家的一种别样的悲哀。
实在要７００，人家都肯给，谭鑫培自己则以为３００已太多，这也足见老谭视艺为宝，决不是光认识钱。
不管怎么说，谭鑫培此时精神是乐观的。他的爱好挺多，依旧跑跑马、斗斗蛐蛐、射射箭、观赏观赏鼻烟壶、养养鱼，看看《三国》或《隋唐演义》，还常去戒台寺拜佛诵经，跟方丈谈谈佛法。家里喜庆日常约鼓王刘宝全唱唱大鼓并和他谈谈用气的体会，还置办了一堂滦州皮影戏没事摆弄摆弄。他还常临帖，行书挺秀遒劲，这些文化活动常常是和各界友人分享的——这也是他的人脉之旺的一个原因。
无论如何，经过生死劫难的中华民国得以“再造”，民国有望了。
然则接踵而来的是“府”“院”对立。因对德宣战问题，黎元洪总统、段祺瑞总理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朝中议论不定，以双方最高领导人的私人意气介入国家政策之中，这是民国年初又一件最不幸的事情。
民国不幸！
这不幸给谭鑫培最终带来了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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