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蓄须明志
日本侵略者进入中国后,企图侵占京剧艺术,征服京剧艺术家。然而,在中国广阔的抗日战场上,一股特殊的抗日力量——京剧艺人,以抗日京剧剧社为阵地,把“舞台”当“炮台”,把“剧目”当“炮弹”,在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中,击碎了日寇的企图。
身在沦陷区的京剧艺人的斗争方式多种多样。最直接的是,脱离沦陷区,和日寇分道扬镳。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京剧艺术家迅即离开东北三省,涌入关内,致使伪政权属下的大东北之京剧艺术一蹶不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人称“活武松”,本来定居杭州,该地沦陷后,他立即带领全家投奔抗日大后方。
未脱离沦陷区的京剧艺术家有两种抗日方式:一种是息戏蛰居,铮铮铁骨,不与日寇合作,不为敌人所用。代表人物是梅兰芳和程砚秋。
梅兰芳留居香港时,恰逢1941年日寇侵占香港,为了拒绝演出,防止被日寇利用,他留起胡须,以表明不能饰演京剧旦角。这就是著名的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抗日事迹。1942年,梅兰芳回到沦陷区上海。汪伪政权得悉后,派大员诱惑梅兰芳,许诺他担任团长,率京剧艺人进行慰日巡演。梅兰芳以蓄须为由,机智回绝,之后便一直隐居上海,靠典当家产和卖画艰难度日,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程砚秋则在沦陷区北平做出了榜样。他说:“叫我们中国人演戏,得来的钱他们买飞机炮弹,再来杀害我们中国同胞,决不能做这种助敌为虐、屠杀自己同胞、没人性的勾当!”面对日伪威逼利诱,程砚秋断然拒绝演出,后来索性归隐北京西山,弃伶为农,荷锄于青龙桥畔,与草屋茅舍、粗茶淡饭为伴,也坚持到抗战胜利。
▲ 程砚秋隐居乡间,在京郊青龙桥务农
另一种方式是不畏风险,用京剧艺术进行抗日斗争。代表人物是唐韵笙。他在当时的伪满洲国的新京(今长春)和奉天(今沈阳)等城市演出,通过饰演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人物形象,抒发爱国情怀。他根据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后羿射日”改编制作了剧本《扫除日害》,影射、指斥日寇侵华涂炭生灵,遭到日伪通缉。
相比沦陷区京剧艺人的斗争方式,身在抗日大后方的京剧艺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采取了更为积极有效的斗争方式,主要表现为:建立抗日组织,团结起来抗日;编演抗日戏剧,开展抗日宣传;慰劳抗日军队,鼓舞抗日士气;举行抗日义演,支援抗日战争……
在延安,中央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一个戏剧工作委员会,指导戏剧全局性工作,京剧社团颇具规模。鲁迅艺术文学院专门成立京剧演出社团——“鲁艺平剧团”,专业研究、演出京剧。1942年,延安又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通过实践与理论结合,有效促进了京剧的创新研究和实验。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京剧社团遍地开花,冀中根据地多达1700多个剧团,北岳根据地也有1400多个剧团,创演抗日京剧形成高潮。
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京剧社团也非常活跃。“七七事变”之后一周,“中国剧作者协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上海市伶界联合会”相继在上海成立,分别开展抗日京剧创作、抗日宣传、京剧演出和募款、救护伤员、救济难民等活动。
随着上海文艺界抗日工作的开展,“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又开设了专门的“歌(平)剧部”,由海派京剧艺术家周信芳担任部主任。京剧界参加协会者,多达数百人。在上海,还有众多以抗日为己任的京剧演出团体,如中华剧团、扶风剧社等。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批京剧艺术家云集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京剧界的欧阳予倩、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高百岁等当选为协会理事。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更惨烈的阶段,抗日京剧社团在大西南的活动没有停息,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重庆的历家班、夏声剧社、大风剧社、丽华剧团等;昆明的国防剧社、国粹国剧社等。田汉等人还在桂林举办戏剧展览会,即戏剧汇演,聚集各京剧社团展演,其中就包括抗日剧目。在战火面前,抗日京剧社团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异常艰苦、危险的情境下,京剧艺术家创作和演出了大批抗日剧目。在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为数众多的小型剧团创作和演出了一批时效性、针对性强的时事剧、活报剧,如《松林恨》等,受到热烈欢迎。
在上海,京剧艺术家创演了一批抗日京剧,如《明末遗恨》《香妃恨》《渔夫恨》《史可法》《徽钦二帝》《桃花扇》等;在武汉,一批抗日新作相继而出,如《卢沟落日》《岳飞》《木兰从军》《戚继光平倭》《民族英雄朱洪武》等;在大西南,京剧剧团又创演了《江汉渔歌》《聂政之死》《平贵别窑》《梁红玉》,连台本戏《岳飞传》,以及根据抗日将领李宗仁、张自忠指挥临沂保卫战而编创的《战临沂》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京剧名家大都在积极创演抗日京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立即创演了抗日京剧《生死恨》等,程砚秋创演了抗日京剧《亡蜀鉴》,他们借古喻今,共同吹响了京剧界的抗日号角。“七七事变”之后,梅兰芳在香港又排演了《梁红玉》等抗日京剧,更加积极地投入抗日洪流。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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