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友学戏演戏,是本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表演精熟不精熟,技术完全不完全,不像内行那样认真,因为不是专业,而是娱乐,不是为人,而是为己,亦有专心用工,精益求精,比内行还好者,那是各人的爱好,总而言之,不是职业而是兴趣,所以谓之“玩票”。
有时参加剧班演唱,亦不要报酬切开销费用,倒由自备,谓之“花钱买脸”。既不为钱,又要花钱,当然是有钱,而且是有闲的人们才有可能。前清的王公以及富贵子弟多数是戏迷。例如,肃王善耆、贝子溥伦和他的弟弟宗室将军溥侗都请老内行钱金福、姚增禄等教戏,成绩很好。
此外,一般官绅商家的子弟们,玩票的各城皆有。他们没有身份的拘束,亦无年龄等一切限制,不算“伶人”,受不到“戏子”所受的侮辱待遇。但是在所谓上流人的“清议”里,亦免不了“没出息”、“甘心下流”之类的闲言。
红豆馆主(右)与李徵五、杨小楼合影
清咸丰八年(1858年)的科场大狱就是因为平龄中举而起的。平龄是旗下人,年纪很轻,平日不苦读,爱学戏玩票,文理不太好,赶上顺天乡试之年,怕不能中,托了人情,买通关节,于是“名登金榜”,此事后发,被御史查明,参劾一本。咸丰皇帝大怒,把主考及有关京官杀了不少。平龄亦死在狱中。
参劾的本章里,只说他行贿舞弊,犯了科场的大法,却不能专指“唱戏”的事,因为他不是“伶人”,有应试的公权。但那时科场里托人情、通关节亦是常有的事,何以此回御史参得厉害,政府亦办得厉害呢?无疑,还是“流品”的封建心理在那里作怪。“戏子”是下流,票友虽不是“堕民”,但登过台,走过票,就是“与下流为伍”的人。虽不能禁止他应试,但是试场里,出了弊端,那里断乎不能放松。
所以满清时代的贵族戏迷,只能在自己的宅第或者亲友家喜庆堂会上演,绝不能在戏园或其他公共场所里走票。一则怕失身份,二则怕惹是非,除非是存心“下海”,像德处(德珺如),他这“戏迷”,不但迷唱戏、迷听戏,而且宁肯牺牲一切,非做“戏子”不可。他由玩票转为职业的演员,搭各班演唱,先唱青衣后改小生,享大名。而且他与谭鑫培结了儿女亲家。在当时,一个相国家的贵族子弟,完全转到“优伶”,毫无顾虑地放弃了显贵身份,这样的勇气,是值得佩服的。
金秀山、德珺如、黄润甫之《穆柯寨》
清亡以后,北京在北洋官僚军阀统治之下,封建余毒虽然不少,但既然挂着民国的招牌,毕竟比较前清放松了尺度。溥侗以名票的名义,出演剧场(义务戏),金仲仁亦是清宗室世袭将军,亦毅然“下海”,与王瑶卿是好朋友,经常合作演出。他演小生的成绩很好,嘴里功夫超过内行。解放后病逝,他过世两年,瑶卿也故去了。
袁寒云,名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擅长昆剧小生,唱做皆精。当老袁做总统时,他只能在新华宫里“玩票”,他很想把艺术公开给大众,但是所处地位环境皆不允许。直到民国八年(1919年),他才约集内外行的许多朋友,组织延云社在江西会馆公演。虽不是营业性质,但须凭入场券入座。
戏码有昆有黄,演员有老内行名宿陈德霖、孙菊仙、钱金福,名票有溥红豆、赵逸叟、朱杏卿,人才济济,常常满座。九城倾动,都说袁二公子成了戏子了。那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是老袁的老把兄,他的左右也都老袁手下的旧官僚,有几个顽固分子请求老徐劝诫袁克文不要公开演唱。老徐却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即使加以干涉,袁二公子亦绝不理会,何况其并未“下海”。
袁寒云之《赏荷》
溥、袁二位不下海,似乎仍然有些身份的顾虑,此外还有个别的原因,袁虽精于昆曲,京剧却是格格不入,他唱的《群英会》中之蒋干几句散板都不是味儿。溥侗虽然文武昆不乱挡,生旦净丑皆行,能演《击鼓骂曹》的祢衡,《风筝误》的丑小姐,《战宛城》的曹操,《群英会》的周瑜。可惜嗓音太差,面孔太胖,表演没有表情。所以这二位都不宜演出职业戏,因之亦未生“下海”的念头。
(《北京文史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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